- 第2節(jié)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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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世界市場？馬克思說，所謂“世界市場”，就是以奴隸交易（即販奴制度）為前提而成立的全球貿易制度，而這就是世界市場的真實起源。但是，在馬克思之前卻沒有任何一個經濟學家深刻地思考過這個問題，當然，在他之后也沒有。這個基本事實一直被作為“經濟學秘密”和“歷史之謎”被掩蓋著。它掩蓋了什么呢？它掩蓋了資本主義、世界市場、貨幣經濟得以成立的真正基礎—販奴，它掩蓋了世界市場產生的標志—奴隸。奴隸不但成為最重要的國際交易物、國際商品，而且成為國際通貨，即“世界貨幣”。
馬克思石破天驚地說到了“世界貨幣”的起源：“人們過去常常把作為奴隸的人本身當作原始的貨幣材料�！�
資本主義的興起與長途貿易、世界市場的真實關系是這樣的：歐洲的長途貿易商人將貨物運到遠方，并不是自己直接銷售，而是把這些貨物交給當?shù)氐姆咒N商為其代售，這種“賒銷”的方式需要抵押物。因此，賒購與賒銷不是工業(yè)革命發(fā)生后、大規(guī)模的商品堆積的產物，它們是長途貿易的產物。
在清代的中國，歐洲商品的代售商是清政府指定的“行商”， 而國家則是行商經營的擔保者�！都t樓夢》里的王熙鳳曾如此這般吹牛說：“那時我爺爺單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兒，凡有外國人來，都是我們家養(yǎng)活�；�、閩、滇、浙所有的洋船貨物都是我們家的�！边@其實就是說，王熙鳳家就是行商的頭，薛寶釵家也是如此，而曹雪芹本人并非出身于什么詩書簪纓之族，而是不折不扣的官商子弟。故毛澤東說《紅樓夢》里面有經濟學，該小說是了解清王朝中國經濟史的百科全書，他老人家的話非真正的讀書人便不能理解。不過，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特別是非洲大陸，這種由國家擔保的“行商”體制是并不存在的，廣泛存在的倒是這樣的一種制度：當?shù)氐姆咒N商、代銷商以一定數(shù)量的“人質”為抵押，以取得貨物進行銷售，而一旦銷路不好，代銷商不能及時回款，那么這些作為抵押物的“人質”就會被貨主帶走，這些人質從此便成為歐洲商人的債務奴隸。而這就是販奴制度與歐洲商業(yè)、國際貿易之間的直接關系。
馬克思指出，在日耳曼征服者的法律中，貨幣是作為罰款而誕生的，按照日耳曼法律，對于損害的賠償，必須采用以�；蚺`賠付的方式，而國家間的賠付則一般采用貴金屬的方式。換句話說，直到美國南北戰(zhàn)爭結束之前，在西方世界，販奴、奴隸貿易不但是受國家法律保護的正當商業(yè)行為，而且是“以世界為市場”的貿易活動的基礎。
16 世紀中期以降，美洲白銀的大規(guī)模開采，在美洲—亞洲—歐洲之間架起了貿易的橋梁，但是，世界市場的橋梁如果沒有非洲作為橋墩，是絕不可能凌空虛渡的。1700 年之后，非洲奴隸既取代白銀成為國際貿易通貨，奴隸貿易也構成了白銀國際流通的真實基礎。而這一驚心動魄的事實其實是以1713 年《烏得勒支條約》的簽訂為歷史標志的，馬克思說，“英國在烏得勒支和談時通過阿西恩托條約，從西班牙人手里奪走了經營非洲和西屬美洲之間販賣黑人的特權”，從那時起，不但英國通過為非洲的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充當奴隸販子獲得了大量美洲白銀，從而得以擠進亞洲經濟列車，成為世界經濟列車上的二等乘客，更為重要的是，它開創(chuàng)了這樣的國際貿易換算方式：一個奴隸= x 磅美洲白銀= y 噸中國茶葉。
世界市場得以成立的真正基礎就是作為世界貨幣的一般等價物的成立，而這種作為一般等價物在世界市場上流通的“東西”究竟是什么呢？它不是金銀，也不是任何意義上的商品，而是奴隸。
奴隸充當了世界市場上的一般等價物。正是從那個時候開始，人本身不但成為買賣的對象，而且成為一般等價物，成為國際商品交換的中介和世界貨幣。因此，不是任何意義上的貨幣，而是人本身作為貨幣在全球流通，這才是世界市場形成的基礎。
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形成、世界貨幣的產生，離開了奴隸市場、離開了國際販奴制度的成立，是完全無法得到真正解釋的。
而人本身的一部分—勞動力作為商品被買賣，這種雇傭勞動制度，只不過是販奴制度的精妙發(fā)展，是這種發(fā)展造成的歷史結果。
馬克思說，正是在“人成為一般等價物”這一革命的基礎上，在“人的價值”被貨幣化之后，方才建立起了資本主義制度。
所以說，只要暴力和搶劫是合法的，那么資本就向暴力和搶劫投資，而不是簡單地向貿易、自由貿易投資。
但是，古今中外的自由主義者們卻總是喜歡說資本是最溫和的東西，它與革命和暴力完全套不上近乎，他們甚至以為資本家最膽小，有錢人最害怕財產損失，所以資本家不可能喜歡暴力和革命。
說這種話的人完全不懂資本是什么，他們不懂得：沒有暴力、沒有冒險，沒有以革命的方式去組織社會暴力，沒有把人的價值貨幣化，也就沒有資本。而沒有“革命的資本”，便沒有資產階級的一切。
馬克思在這一節(jié)里有個注，這個注就是對埃德蒙•伯克—這位自由主義者們的前輩進行諷刺和挖苦的。馬克思說：
《評論家期刊》說：資本逃避動亂和紛爭，它的本性是膽怯的。這是真的，但還不是全部真理。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shù)睦麧�，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 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 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 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 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 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如果動亂和紛爭能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動亂和紛爭。走私和販賣奴隸就是證明。12
當然，這也不是馬克思的話，而是他引用19 世紀英國經濟學家托•約•登寧的話。
馬克思說，正像世界市場是暴力的產物一樣，古典經濟學也是在資產階級革命的暴力進程中形成的一門骯臟的、殺人越貨的學問。但是，對于世界歷史天真的、“田園牧歌式”的理解卻是古典經濟學與生俱來的缺陷，經濟學家們似乎天生不懂歷史，他們似乎不知道《羅馬法》中說“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這里的私有財產正是指“奴隸”而非別的什么，因為在日耳曼法律中，奴隸和牛一樣充當著罰金的作用。從這個角度說，第一個以革命的方式推翻了“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這個羅馬信條的恰恰是林肯領導的美國南北戰(zhàn)爭，而美國法律中節(jié)制政府的條款就深刻地打著反抗蓄奴政府的革命烙印。這就是因為，北美殖民地政府是個徹頭徹尾地建立在奴隸制基礎上的政府，而美國的開國元勛包括華盛頓本人在內都是奴隸主。今天，任何一個曾經到華盛頓故居參觀過的人，都會一目了然地看到美國的“國父”是如
何殘酷地支配奴隸為自己勞動的。
經濟學家們不知道，對美洲和非洲的殖民是歐洲資本積累的條件，先有美洲和非洲的“發(fā)現(xiàn)”，然后才能有工業(yè)革命在歐洲的發(fā)生，歐洲的資本主義是建立在歐洲對于世界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暴力的基礎之上的，列寧后來認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和最后階段”，但在馬克思看來卻并非如此，因為沒有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就不可能有歐洲的資本主義。馬克思感慨，他那個時代的“政治經濟學”所說的政治無非是國家的政治，而不是“國際政治”，于是，經濟學家們就看不到：
美洲金銀產地的發(fā)現(xiàn)，土著居民的被剿滅、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礦井，對東印度開始進行的征服和掠奪，非洲變成商業(yè)性地獵獲黑人的場所—這一切標志著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這些田園詩式的過程是原始積累的主要因素。接踵而來的是歐洲各國以地球為戰(zhàn)場而進行的商業(yè)戰(zhàn)爭。這場戰(zhàn)爭以尼德蘭脫離西班牙開始，在英國的反雅各賓戰(zhàn)爭中具有了巨大的規(guī)模，并且在對中國的鴉片戰(zhàn)爭中繼續(xù)進行下去，等等。
于是，馬克思認為，“大陸上的革命”—歐亞大陸、美洲大陸和非洲大陸上反抗歐洲殖民主義的革命本身，就具有反抗資本主義世界進程的意義。1864 年，馬克思代表歐洲工人協(xié)會致信亞伯拉罕•林肯，祝賀他再次高票當選美國總統(tǒng)。在賀信中，馬克思指出，歐洲的資本主義，包括工業(yè)品市場和自由貿易，都是建立在美洲和非洲奴隸貿易的基礎上，歐洲的大國崛起離開了美洲大陸的奴隸制、離開了世界范圍內的奴隸買賣就不能得到解釋。因此，南北戰(zhàn)爭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南方美國人對北方美國人的戰(zhàn)爭”，而是工人階級率領著奴隸對奴隸主階級和資本家階級進行戰(zhàn)爭。因此，他把林肯稱為“美國工人階級的偉大兒子”。
而當列寧在1913 年5 月18 日的《真理報》上發(fā)表《落后的歐洲和先進的亞洲》這篇名文，以此祝愿孫中山領導的中國革命的勝利的時候，他對待中國革命的態(tài)度與馬克思當年對待美國革命的態(tài)度是完全一致的。
亞當•斯密因為反對積累金銀的重商主義而輕視貨幣，他不知道商品交換、市場經濟本身并不能成為“大國崛起”的真正動力，而只有把一切財富都轉化為貨幣化的資本，變成追逐利潤的投資，方能構成西方大國崛起的動力。驅動世界市場的不是商品交換，而是被資本推動的暴力。
但是斯密卻以為，伊比利亞人到美洲搶錢，以至于玩出人命來，這毫無意義。因為在他看來，錢無非是衡量勞動價值的尺度，貨幣本身并不是財富，只有勞動才能創(chuàng)造財富，積累金銀對于歐洲的生產發(fā)展毫無幫助，發(fā)現(xiàn)美洲的意義僅僅在于為歐洲發(fā)現(xiàn)了一個巨大的商品市場。因此，與其為了些金銀把美洲印第安人的命革了，還不如留著他們給歐洲人打工。
斯密提出并堅持這樣的觀點：商品有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他關于商品的論述也就到此為止了。而馬克思認為，斯密以及此后的經濟學家們對于商品的理解是極為膚淺的，指出商品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絲毫說明不了什么。
馬克思在《資本論》一開篇所關心的就是什么是商品的“價值”？
在馬克思看來，所謂商品的價值，也就是其金融價值�！皟r值”，這是商品在金融時代所取得的一種形態(tài)，而這種形態(tài)是只知道“商品市場”的斯密等人所看不到的。一件商品的金融價值可以遠遠大于其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并且可以與其使用價值、交換價值毫無關系。實際上，只要想一想今天北京的房價，你就會知道馬克思究竟在什么地方超越了斯密的商品價值論。
斯密對于商品的價值做出了完全錯誤的解釋。他認為，商品的價值就取決于其中內涵的勞動價值量或者一般勞動時間—這就是所謂的“勞動價值論”，而在馬克思看來，商品的價值取決于生產資料所有權，在生產資料（資本和土地）完全被私人壟斷的情況下，勞動的價值幾乎是可以完全忽略不計的。實際上，只要你想一想奴隸制，就知道所謂“勞動價值論”究竟有多荒謬了。此外，斯密混淆了歐洲作為銀行券出現(xiàn)的“債務貨幣”與當時在世界其他地區(qū)廣泛流通的、作為商品交換的中介的金屬貨幣（金銀）之間的根本區(qū)別。結果，斯密就并不真正知道貨幣是什么，所以，他就不知道，雖然從表面上來看，金銀對于歐洲生產力的發(fā)展似乎意義不大，但是卻對白銀缺乏而又以銀為幣的東方意義重大。大量的美洲金銀被用于東方貿易，一方面使歐洲得以利用在斯密看來毫無用處的金銀，近乎無償?shù)卣加辛耸澜缱罡皇臇|方世界的產品；另一方面，歐洲貴金屬的短缺則反過來促進了“銀行券”對于貴金屬貨幣的替代，促進了歐洲金融業(yè)和信用經濟的發(fā)展。
因此，正是美洲的征服和印第安人家園的資本化，為日后歐洲對于東方的征服創(chuàng)造了決定性的條件，通過債務驅動的暴力、通過革美洲印第安人的命，歐洲人不僅順便革了非洲人的命，而且必將使這場革命，勢不可當?shù)財U大到東方，最終去革中國人的命。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這場革命必然地要“在對中國的鴉片戰(zhàn)爭中繼續(xù)下去”。
究竟應該怎樣從世界視野來看待“銀行券代替貴金屬貨幣”這一世界經濟史上的“大分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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