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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華民族要對人類發(fā)展承擔責任，就應該努力加強對于世情的研究。強調注意“世情”，就是說我們必須有世界眼光。

英國上議院的議員、倫敦經(jīng)濟學院經(jīng)濟學教授梅格納德•德賽在《馬克思的復仇》一書中說：斯密和黑格爾的學說構成了現(xiàn)代西方思想的兩個基石，但斯密和黑格爾恰好也是馬克思最主要的兩個批判對象。

馬克思批判西方思想的這兩個“基石”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無論斯密還是黑格爾，他們都把歐洲的道路、把基督新教當作了一個普遍的解釋框架和普適的價值，從而表現(xiàn)出一種非常片面的視角。

黑格爾的歷史敘述如斯密的一樣，講的只是西歐內部的辯證法或辯證發(fā)展，給人的印象似乎是西歐可以脫離當時的世界而獨自“辯證地發(fā)展”。他們不但對于中國很無知（盡管斯密贊揚過中國的市場，但黑格爾卻幾乎一直把中國人等同于韃靼人），而且他們更完全忽視了伊斯蘭文明的動態(tài)發(fā)展進程。無論斯密還是黑格爾的辯證法，他們對世界史敘述的一個極大的缺陷均在于，沒有包括從羅馬帝國衰落到文藝復興之間8 個世紀的歷史內容，人類歷史在他們那里一下子就少了800 多年，而這樣的歐洲史、世界史難道不是斷裂的嗎？

顯然，在那個時期，人類文明進步的主流、對歐洲沖擊最大的文明就是中國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因此，德賽說：“歐洲現(xiàn)代性的故事是按純粹的歐洲標準，以排外和無知的方式編寫的。在那里，世界其余的地方根本不存在�！�

馬克思超越斯密和黑格爾的地方正在于他的世界視野，他對中國、印度、俄國和美國等國都做了研究，馬克思的辯證法是在多種文明互動的基礎上形成的。馬克思指出：歐洲的“團結”是歐亞大陸長期沖擊和歐洲對外殖民戰(zhàn)爭的結果，歐洲的資本主義離開了美洲、非洲的資源和中國的市場就不發(fā)展，歐洲的金融制度起初不過是其對外擴張掠奪的工具，它迅速地把全世界的財富集中在少數(shù)歐洲金融家的手里，并把無窮的戰(zhàn)爭債務轉嫁到歐洲大眾的頭上，這就造成了那里的勞動者不得不起來革命。而其中最為關鍵的是，馬克思指出：歐洲文藝復興的語言是“借來的”，正如盧梭指出的那樣，文藝復興的語言是歐洲從“可惡的伊斯蘭人”那里借來的東西。

我們學習馬克思的辯證法，首先就必須學習他的這種世界視野。

從16 世紀開始，中國文明、伊斯蘭文明和歐洲文明在發(fā)展道路上確實漸次出現(xiàn)了彭慕蘭在《大分流：歐洲、中國與現(xiàn)代世界經(jīng)濟的發(fā)展》一書中提出的那種“大分流”的發(fā)展趨勢。遺憾的是，彭慕蘭的著作沒有涉及伊斯蘭文明，而這個問題恰恰最需要我們今天認真地研究。

布羅代爾指出，與西方資本主義發(fā)展方式不同，中國是“反資本主義的市場經(jīng)濟”的典范，我認為他的這個解釋既深刻又簡單明了。

中國有很漫長的、深刻的市場經(jīng)濟傳統(tǒng)，這個傳統(tǒng)的實質簡而言之就是馬克思所說的W–G–W ，即從商品經(jīng)過貨幣再到商品，而這也就是市場經(jīng)濟的實質—商品交換；與此相區(qū)別和對立的方式則是G–W–G'，即用錢來生錢，而這就是資本主義經(jīng)濟的方式，也是1500 年以降歐洲文明的發(fā)展方式。

雖然存在著廣泛的市場經(jīng)濟，但是中國并沒有產生西方那種獨立的、支配一切的金融領域，把分散的小農經(jīng)濟、分散的社會財富集中起來向未來投資的信用機制在中國的發(fā)育也非常不健全。簡單地說，這首先是因為中國與歐洲的歷史條件根本不同。16 世紀以來，在中國，明清兩個綿延王朝實現(xiàn)了長期和平，而長期和平催生的高水平競爭又造成了停滯。我把這種停滯歸因于：王朝中國自宋代以來長期實行的“消極的財政政策”和明代以降

“依附性的貨幣政策”，其中最為關鍵的是，長期的和平穩(wěn)定使中國并沒有投資于戰(zhàn)爭和暴力的需求，沒有從暴力行動中攫取高額

利潤的沖動，這與16 世紀以降歐洲的情況完全相反。

與此同時，中國也好，今天和未來的世界也罷，最應該加強的是對伊斯蘭文明的研究，因為正是伊斯蘭商人，而不是歐洲人，創(chuàng)造了世界上第一個國際信用體系。在歐洲的黑暗時代，伊斯蘭文明所建立的這個信用體系以印度洋為核心，橫跨西亞、北非和南亞，從而鑄造了中世紀人類經(jīng)濟的輝煌時代。實際上，商品和財富的證券化正是伊斯蘭商人的發(fā)明，而在金融領域的各個方面，歐洲人幾乎都是伊斯蘭的學生，甚至可以這樣說：16 世紀以來，歐洲人不過是盜用了伊斯蘭的發(fā)明攻打伊斯蘭。

盡管伊斯蘭文明創(chuàng)造了先進的信用體系，但是從伊斯蘭文明中也沒有產生資本主義。為什么？一個重要原因是：熟悉金融工具的伊斯蘭文明卻堅決地反對金融機構發(fā)展為獨立的領域并支配一切。伊斯蘭教義對此的解釋非常簡要：按照伊斯蘭教義，如果錢可以生錢，那么就沒有人再愿意從事艱苦而誠實的貿易了�？梢�，伊斯蘭文明也許最早認識到：“貿易自由”與“金融自由”絕不是一回事，信用和金融制度只能是貿易的“仆人”，只應是為貿易服務的“服務業(yè)”，如果這個“仆人”變成了“主人”，“仆人”騎在“主人”頭上，如果金融成了一個獨立的、占支配地位的領域，那么它就會對真正的“自由貿易”造成毀滅性的破壞。今天看來，能夠早在美國金融危機之前1 000 年就提出這樣的洞見，這真是一個令人驚嘆的先見之明，我們在后面會繼續(xù)論述這個高明的洞見。

我們先來說說中國。中國自乾隆時代已發(fā)展為多民族的大帝國，生產方式也是多元化的，統(tǒng)治者滿族人可謂獵人，而蒙古族、藏族兩族為牧人，居住在西北新疆天山以南地區(qū)的回族人擅長經(jīng)商，內地漢族人以農業(yè)手工業(yè)為生產方式，但也有人說中國人都是天生的商人，中國為什么沒有發(fā)展出發(fā)達的信用體系？除了國家的組織能力不強、社會一盤散沙之外，如果非要從文化上來找原因的話，或許是由于中國文明太實際、太嚴肅甚至太拘謹了，如此實際、理性的文明排斥宗教沖動，排斥冒險。魯迅在

《破惡聲論》中說“偽士當去，迷信可存”，他便是說中國文明的宗教感不發(fā)達，而人一旦太實際了也就難免滑頭。

中國傳統(tǒng)思想講實際、講實用，不過這種“實際”是否就等同于康德所說的“純粹理性”呢？恐怕并不是的。西方所說“純粹理性”的實質就是“算計”或者計算，一切都從冷冰冰、嚴酷的邏輯推理出發(fā)，而中國固然講實用、講利害乃至于講利益、講理性，但這顯然并不是指西方純粹的算計和冷酷的邏輯。對于這一點區(qū)別，王國維曾經(jīng)有很深刻的論述。

硬要用西方的話語來套，那么中國人的理性恐怕是介于西方的“純粹理性”與“實踐理性”之間，是兩者的混合、調和或者綜合。李澤厚就是從康德哲學出發(fā)，為中國文明造了一個詞“實用理性”，他的用心其實也就是說：中國文明的底色介于康德所說的“純粹理性”與“實踐理性”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