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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粹理性”就是算計，就是冷酷的邏輯推理，那么什么叫 “實踐理性”呢？實踐理性不是李澤厚所謂的“實用理性”，實踐理性與康德所理解的“自由”或與馬克思所理解的“共產主義”差不多，實踐理性的出發(fā)點就是死亡，就是人生的有限性。人肯定是要死的，如果從人之必死性，即從思考“死亡”這個問題出發(fā)，那么“純粹理性”的算計就不管用了。因此，康德說，只有從實踐理性的角度才能認識到人“內心的道德法則”， 換句話說，只有從社會、從人類這個整體、從長時段的歷史角度思考，才能認識到人類的行為總體來看是利他性的、是為他人服務的，因此是受“道德法則”支配的。而從個體、從人類日常的短期行為觀察，人的行為方式則是純粹理性的、自私自利的。而要領會這個話，我們可以再回想一下由康德所提出的那個關于“自由與必然”的著名的命題。康德說：如果從經驗論的角度說，我們每個人都是必死的，所以大家根本就不必瞎折騰；如果從純粹理性的角度算計或者“計算”，人生最大的悲哀其實也不過就是“自己死了但錢還沒花了”而已。可見，真正促使人類不屈不撓、樂觀奮斗、頑強拼搏的理由，從根本上說，既不是經驗和功利主義的，也不是“純粹理性”的。恰恰相反，從人類整體和人類歷史的角度看，我們每個人其實都是在不自覺地為他人、為后人而工作和創(chuàng)造著，盡管這種勞動和創(chuàng)造的成果是我們在有生之年所不能享受到的。正由于從人類歷史的角度看，我們每個人其實都在情不自禁地、不自主地為他人勞動和創(chuàng)造，所以也只有從“他人”的角度出發(fā)，只有包納和包容他人的視野，所謂“社會”才會存在。而這個“社會”才是“使人成為人”的東西，這就是我們?yōu)橹�珍視和驕傲的“自由”，因為社會的實質就是這種自由。

而這種自由“不僅僅把他人當作工具和手段，而且也當作目的”，它并不是從經驗論和純粹理性的角度能夠發(fā)現的，所以康德把它視作一項“命令”，稱為人之所以為人的“天職”。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就必定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同樣，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就一定是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而并非眼下流行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擁躉。

大家知道，康德一生身體不好，他一直在思考死亡的問題，而馬克思很早就考慮過死的問題，他本人就是這樣一位徹底的自由主義者，同時也是一位徹底的社會主義者。在少年時代，馬克思就早熟地沉思過“為大家而工作”這種“幸福”。作為偉大的學者，他畢生也正是從包納和正視“他人”這樣的角度分析他所處的時代與社會，并跨越自己所屬的那個階級的。相對來說，中國文化則是“樂生”的，現代中國思想家中，大概只有毛澤東和魯迅能從死亡出發(fā)思考“生”的問題。用西方中心論的范疇解釋中國是不行的。在《西方美學史》中，朱光潛曾經很詫異康德何以能夠把純粹理性、實踐理性和審美分得那么清楚，以至于區(qū)隔為三個截然分離的領域，并因此指責康德的方法是機械論。朱光潛的這種詫異從根本上說就是因為朱先生是中國人，無論他對于西方文明浸潤得再深，中國文明的底色已經在那里了。這也就是說，中國人固然算計，但這種算計總是比較長遠的；中國人固然理性，但這種理性總是為社會關系的溫情所包裹并以不摧毀和不毀滅社會關系為界限。我記得張愛玲就說過類似的話。所以，在中國文明里，純粹理性總是與實踐理性攪在一起，而純粹的市場主義、赤裸裸的個人主義、絕對的“親兄弟明算賬”這條路恐怕就走不通。因此，布羅代爾方才說，中國是“反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

純粹理性、實踐理性之外，康德最有意思的觀點是關于時間問題的思考，他認為人最大的野心、最大的勇氣就是希望掌握時間、控制時間。所謂掌握時間、控制時間也就是預測未來，也就是掌握未來、控制未來。

什么叫作冒險？安托尼•吉登斯為什么把現代性稱為“冒險”？因為他的看法是從康德那里學來的：人最大的冒險就是預測未來，就是勇敢地面對和把握不可預知的未來�？档碌倪@個看法是非常重要的，當我們考慮到康德本人是最早對戰(zhàn)爭國債制度進行深刻批判的哲學家時，這種重要性就怎么強調也不過分了。因為所謂金融，從根本上說，就立足于對時間的經營。如果你了解什么是期貨、什么是期權、什么是股票交易的實質，那么你就會知道，所謂金融，歸根結底也就是“交易未來”�？档峦砟晟羁痰厮伎剂擞�國人所發(fā)明的戰(zhàn)爭國債制度，思考了這個制度對整個歐洲和人類可能造成的危害，而且他對待金融的態(tài)度就深刻地體現在他早期的重要著作《以形而上學的夢來闡釋一位視靈者的夢》（1766 年）之中。從表面上看，這篇文章要回答的是“視靈者”是否真的能夠預測地震？因為在當時，一位視靈者真的預見了發(fā)生在1755 年11 月11 日的里斯本大地震。實際上，康德要解決的問題卻是：

對于未來的成功預測究竟有無可能？康德的回答是這樣的：“視靈”這種事情從科學的角度來說當然算是迷信，但是勇敢地直面未來、預測未來和力圖把握未來，這恰恰也正是使人成為人的原因。正是那種神靈附體的神圣感（想一想15 世紀把法國從英國占領中拯救出來的圣女貞德，她的力量就來自于上帝附體），使人面對不可預知的巨大壓力和挑戰(zhàn)時能夠擁有勇氣與自信。

如果把康德的“視靈者”改為金融市場里的期權交易員和證券分析師的話，結論實際上就是一樣的，即對于證券市場的預測在很大程度上是迷信，而不是科學。但是，我們之所以需要創(chuàng)造、利用證券這個機制，是因為這種建立在預測未來、把握未來的信心基礎上的“迷信”對于經濟的發(fā)展是有其正面推動作用的—但也只是如此而已。無視這種作用與夸大這種作用，同樣是荒謬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信心比黃金更重要”這句話固然不是什么科學的結論，但是它卻說到了金融的實質。

不過，在我們這個時代，“康德故事”的最時髦版本卻是：

因為新的金融衍生品市場是如此復雜，以至于華爾街最著名的投資公司要招聘天體物理學家運行交易程序。而這種行為要傳遞的信息其實非常明顯：被理性和科學論證了的未來就是現實，因此，只要把一切交給專家就可以了。它令人難以置信地忽略了康德所提出的真理，這個真理簡而言之就是：金融市場其實是無法被“科學”預測的。

一切被理性證明和保證的對未來的預測終究也只是一種可能性，而絕非現實。那種關于最新的信息技術將使證券市場變得更加安全的說法實際上完全是一派胡言。

喜歡搜集格言的人都知道康德的如下名言：

有兩樣東西，越是經常而持久地對它們進行反復思考，它們就越是使心靈充滿常新而日益增長的驚贊和敬畏：我頭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則。

可惜，當今的時尚乃是“好讀書不求甚解”，因此，追星族們口誦經典、“仰望星空”，卻幾乎不能理解康德的話究竟是什么意思。

因為這里的“星空”就是指不可知的未來，這里的“道德法則”就是指直面死亡的勇氣。勇敢地面對死亡和不可知的未來，這就是康德所謂啟蒙的勇氣。

把握不可知的、虛擬的時空，這種沖動也就是宗教的沖動，沒有信仰就沒有信用。信用制度就是從宗教里面發(fā)展出來的，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這個問題，而魯迅說中國缺乏“迷信”，實際上是說中國文明的宗教感不強，缺乏向未知和未來世界投資的勇氣。

回過頭來再說，中國文明中究竟有沒有通過經營債務以積累資本的趨向呢？有沒有向“虛無”、“未知”投資的趨向呢？也有，那就是佛教。哈佛大學教授楊聯(lián)

在他的名著《佛教寺廟與中國歷史上的四種募錢制度》中指出：典當、拍賣、借貸、獎券這四種制度都是佛教寺院的發(fā)明。陳寅恪也指出，佛教僧侶乃中古中國社會一大貴族商人集團，但也正是出于這個原因，公元511 年和公元713 年，唐朝和周朝朝廷兩次展開大規(guī)模的滅佛行動，這實在可以看作以國家的力量消滅資本主義經營趨勢和萌芽之舉措。

按說，楊聯(lián)先生還是北大的校友，他1933 年同時考入了清華經濟系和北大中文系，從家長愿，方才就讀于清華經濟系。但那個時候，陶希圣先生正在北大講經濟史，所以吸引了很多像楊聯(lián)

這樣的學子來北大聽課。當然，這是題外話。

中國文明的主干不是佛家，而是儒家，它是小農經濟、小生產在思想和政治上的反映。這些思想從漢代的董仲舒就很明顯了，所謂天人合一，是說地里的收成是老天爺的恩賜，世界上沒有比土地更寶貴的財富了。因此經商不是根本，“鹽鐵專賣”更是歪門邪道，政府的任務是必須限制土地兼并、維持小農經濟，這是因為老百姓有地種就有飯吃，政府也就有租庸調稅收之保障。所以，從曹操的屯田、北魏的均田到唐代的均田，這樣逐步建立起一個立足均田和小農所有制的帝國制度。而這個制度的優(yōu)勢當然就是它非常穩(wěn)定，只要不發(fā)生大災荒（而同時政府救援又

不利）、不出現大兼并，那么它就是穩(wěn)定的。而它的不足之處就是它過于謹慎而實際，缺乏向未來投資和邁進的動力，土地過于狹窄零散，缺乏把分散的小生產集中起來的手段，缺乏“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機制。從經濟上說，特別是缺乏信用制度這個機制、這個手段，所以歷代就不得不奉行消極的財政政策。

今天，最值得研究的是伊斯蘭文明。

羅馬帝國衰敗后的8 個世紀，這在歐洲被稱為是“黑暗時代”，但它卻正是伊斯蘭文明的黃金時代。大家知道，穆斯林公認的伊斯蘭教的先知穆罕默德本人就是個商人，而隨著商人階層漸次皈依了伊斯蘭教，商人這個唯利是圖的階級的形象，在伊斯蘭世界完全改變了。伊斯蘭商人根據伊斯蘭法律經商，這是因為他們是教徒型的商人，而不是我們這里的“土豪”。正是根據伊斯蘭法律，他們方才提出了市場只服從“安拉的意志”，政府不得干涉市場的主張，而且伊斯蘭商人還進一步提出了價格是由先知安拉“看不見的手”決定的學說，而這些主張后來都成為西方古典經濟學的基本教義。

在伊斯蘭世界，信仰是與貿易站在一起的，從這種獨特的傳統(tǒng)出發(fā)，伊斯蘭世界方才創(chuàng)造了世界上第一個巨大的信用網絡，伊斯蘭教的傳播與伊斯蘭貿易網絡、信用網絡的擴展自然是同步的。這個網絡遍及中亞、北非，特別是印度洋周邊地區(qū)，在中世紀，印度洋幾乎成為伊斯蘭的湖泊，在唐代，中國與中亞、西亞乃至歐洲的海上貿易網絡就是由伊斯蘭商人開拓、經營的，唐憲宗時期的宰相賈耽在《古今郡國縣道四夷志》中詳細記述了從大唐到西海（即地中海）的海上貿易商道。

但是，創(chuàng)造了世界上第一個跨國信用網絡的伊斯蘭文明卻嚴

厲地禁止利息和高利貸，這一點最值得研究。古蘭經中有多處條

文涉及于此。如黃牛章第275 節(jié)“真主準許買賣，而禁止利息”，這句教義把經濟貿易活動與放債取利嚴格地分開了；再如黃牛章奪利息，增長賑物”，這句話里更包含著一個重要信息：盡管金融機構應該收取服務費和手續(xù)費（貼水），但卻不能收取高額利息。如果鼓勵形成一個從事金融剝削的階層，那么就沒有人會愿意辛苦進行產業(yè)和貿易活動了，如果金融領域獨立出來并支配了經濟，如果炒錢的利潤高于經濟活動的利潤，那么經濟活動就會停止。今天看來，這條教義確實是從根本上杜絕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良策。

實際上，今天流行的所謂伊斯蘭是“政教合一”的專制體制的說法是不正確的，它只是作為西方世界妖魔化伊斯蘭的手段方才廣為流行，而事實恐怕恰好相反。伊斯蘭文明恰恰是主張“政教分離”的，如果伊斯蘭教不反對國家的話，那么它起碼對國家和政府是持懷疑態(tài)度的。而伊斯蘭文明懷疑政府與國家這一點既與中國文明不同，也與西方文明不同。

眾所周知，穆罕默德本人并不是一個政治領袖，他在麥地那創(chuàng)立的共同體也從來就不是一個政府，那里沒有政府機關、軍隊、警察、法庭，更沒有宗教法庭。恰恰相反，穆罕默德主張信徒應與國家和政府保持距離，這才是伊斯蘭的基本傳統(tǒng)。632 年穆罕默德去世后，來自沙漠的阿拉伯軍事酋長建立了阿巴斯王朝，而信奉伊斯蘭教的民眾從來沒有對外來的征服者抱有過好感，宗教與國家的對立因此不斷加劇。自832 年起，阿巴斯王朝政府不得不宣布對宗教問題采取不干涉主義的立場。從此，在伊斯蘭世界形成了與國家、政府分離的社會階層，而商人和教士作為社會的主干，他們按照伊斯蘭法律行事，主張伊斯蘭法律獨立于國家，商人和教士要求政府遵守法律，不要干預經濟、不要干預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