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節(jié)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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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前后，
數(shù)百萬的中國大陸人隨著“國民政府”遷居臺灣。
絕大多數(shù)這些人，
只為了一份安定的工作，
為了下一代的一個安定的成長環(huán)境。
然而，在這下一代成長過程里，
卻發(fā)現(xiàn)父母正生活在對前途的未知與惶恐之中。
這些少年，在這種不安的氣氛里，
往往以組織幫派，來壯大自己幼小薄弱的生存意志。
——楊德昌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片頭語
1949年底，國共內(nèi)戰(zhàn)局勢已定，國民黨統(tǒng)治集團退居臺灣。
當時，國際上可以說沒有一個國家看得起臺灣，遷臺不久的國民黨政權，外匯儲備將近枯竭，瀕臨破產(chǎn)；美國也看衰臺灣，美國國務院通知駐遠東地區(qū)相關外交人員，臺灣陷落已是不可避免的事，應提早因應。
1949年底一場古寧頭戰(zhàn)役，暫時撐出兩岸對峙局面，讓原本要下臺的蔣介石，得以在1950年3月“復行視事”，就任“總統(tǒng)”。此時臺海局勢岌岌可危，眼看解放軍就要跨海打過來了，沒想到，1950年6月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國際情勢陡變，美國迅速改變對臺政策，將臺灣編入東亞反共防線之中，并派第七艦隊駛入臺灣海峽，維持了兩岸隔海對峙的基本局勢。
1951年，美國開始對臺經(jīng)濟援助，前后15年，總金額達14.8億美元，對臺灣戰(zhàn)后復蘇幫助甚大。也就是在美國的護翼之下，臺灣當局成為太平洋西岸堅定的親美反共的右派政團。
外省爸爸與臺灣多桑
從國民黨政府接管臺灣后，約有二百萬人從大陸先后來臺。尤其在1949年隨國民黨政府倉皇撤臺的外省人，逃難似的擠滿臺灣這小小島嶼的碼頭、機場，骨肉離散，挨擠在陌生的日式房舍。
時日愈久，原本以為來臺灣避難、不久就走的人，逐漸開始擔心得在這塊土地長久待下去。生活在臺灣，好比是在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里，豢養(yǎng)著“反共復國”的美夢。
這種坐困圍城的心情，頗似《四郎探母》中的楊延輝，坐在番邦宮院自思自嘆：“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我好比淺水龍，被困沙灘；我好比彈打雁，失群飛散；我好比離山虎，落在平川！思老母不由兒肝腸痛斷；想老娘不由人珠淚不干……”
老媒體人王健壯自小聽他父親哼唱無數(shù)遍“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隨軍隊初抵基隆的孫越，以為就是平常移防，只是這次移得比較遠，得搭船渡海，沒想到一待六十年。
外省人有離散的哀愁，臺灣人也有無法吐露的郁卒。
吳念真的礦工父親有一次帶著他走入深山野廟，面對眼前綿延的青山，忽然有感而發(fā)，用閩南語說了和四郎一模一樣的話：“我就像一只雕仔，飛進籠子里。”給年幼的吳念真極大震撼。
這當然不只是指他入贅吳家的個人歷程，而是一整個世代政治上的壓抑。吳念真父親有句名言：“阿伊嗚ㄟ喔，一眠睹到ㄅㄆㄇ。”（ㄟ，漢語拼音ei音；ㄅㄆㄇ依次為b、p、m音。）籠中鳥何止一只，1950年初，國民黨當局嚴禁日語，一整代接受日語教育長大的臺灣多桑（日語，爸爸），不分閩、客、少數(shù)民族，擔任公、教、寫作、媒體等職業(yè)的本省人，一時間都變成了邊緣族。
陳芳明的父親成長于日據(jù)時期，戰(zhàn)后為了養(yǎng)家，賣舊貨、擺面攤、開碾米廠，最后開了一家小小的電氣商店。他像很多臺灣多桑一樣辛苦工作，但始終悶悶不樂。多年后，陳芳明慢慢發(fā)現(xiàn)：“父親從商，語言對他竟是一大羈絆，甚至閱讀報紙也頗為吃力。參加公家機關的工程投標，總是因為自己破碎的北京話，而感到難以表達自己的想法�！�
他父親一輩子都在為北京話奮斗，但仍是殘缺不全。陳芳明兒時眼中的父親，白天里要面對商場討生活的壓力，晚上回家，喝了酒，就沉浸在美空云雀、小林旭、石原裕次郎的歌聲里。
熟悉的語言都生銹了，失語之人，傾聽異鳥鳴囀。
那壓在心里的傷痕
原本，臺灣人不是這么憂郁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當天，受日本統(tǒng)治五十年的臺灣，經(jīng)歷大轟炸，熬到這時，終于脫離殖民身份了。
黃春明的阿公、阿嬤守在收音機旁，聽戰(zhàn)敗的日本天皇用斷續(xù)殘破的聲音“玉音放送”，當天皇說到“我們無條件投降……”，他們高興地大聲說：“啊，假如這是真實的話，足萬幸嘍，足萬幸嘍！”而且一邊歡呼，還一邊掉淚。
臺灣光復當時才十歲的黃春明，隔了六十多年回憶那時的情景，依舊眼睛發(fā)亮，聲音里透著純真的歡欣之情：“剛光復時，國旗是勝利喜慶的代表。很多當時開理發(fā)、裁縫店的福州人，把藏在家中箱子里壓了很久的國旗拿出來掛。那國旗被壓得太久了，皺紋很深，很難撫平。我們小孩子覺得好奇，跑去看國旗，結果我看到連吃飯都忘了回家�！�
阿嬤在黃春明餓著肚子回家后，好奇地問他：“國旗長得什么樣？”他就用紙畫了一面國旗，但因忘了有幾道光芒，便隨便畫了八道，阿嬤就找來紅布、藍布、白布，拼縫了一幅國旗，把它掛起來。好多小孩子也圍過來，很羨慕地看他家的國旗。
1945年10月25日，日本政府代表在臺北中山堂，向中國代表陳儀投降，中國政府正式接管臺灣。
為了熱烈迎接國民黨政府，有人驕傲地在自家門口掛上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像黃春明的阿嬤；也有臺灣民眾以無比熱情學習新“國語”，像是陳若曦說，她爸爸當時曾修好了一臺撿來的破收音機，大清早就叫醒孩子，要他們跟著廣播學國語；更有人在祖父帶領下，全家人拿出最好的衣物，穿戴整齊去碼頭迎接祖國軍隊；當年旅外臺灣人回臺人數(shù)達八萬八千余人，好像對臺灣未來充滿信心。
一切都是因為要回到祖國了！
但是情況與臺灣人的期望相去太遠。到了1947年，也就是國民黨政府接管臺灣的第三年時，稻米、木炭的價錢飛漲高達數(shù)百倍，通貨膨脹像累積的民怨一樣節(jié)節(jié)升高。臺灣人失望之余，不得不懷疑自己當初支持回歸祖國的熱情，民心從“拼縫”國旗的熱情、“足萬幸嘍！”的歡呼，轉(zhuǎn)為深深的失望。
二二八事件，成為混亂接收必然的沖突。
事件后，畫家陳澄波被推舉為嘉義市和平使者，與代表們?nèi)ニ蠙C場和軍人談判，結果命喪槍口，無人敢為其收尸；而曾批評時政的臺灣第一位哲學博士林茂生，被一群腰間佩槍的人帶走，從此下落不明……看見國民黨軍人的殘酷暴行，彭明敏的父親彭清靠在失望心痛之余，更懊悔自己身上流有中國人的血液。
蔣勛說：“國民黨過去在接收過程中非常粗暴，沒有看出臺灣的獨特性。對待政治、文化，甚至母語的方式都很粗暴�！笔录�，對于陳儀未以處置二二八事件失當定罪，竟以“親匪”罪槍斃，陳若曦認為明顯失策。
這種粗暴，令很多臺灣人對于國民黨政府“光復”臺灣的說法抱持相當?shù)膽岩�，如客家籍文學大佬鐘肇政就認為，這不是臺灣“光復”，而是“降服”。兩詞在客家話聽來音調(diào)接近，但意義截然不同。
1949年有來臺的人，有離開的人，更有回不來的人。
日據(jù)時代，堅持留辮子、穿唐裝的霧峰望族林獻堂，不畏日本統(tǒng)治者的壓力，致力于推動“臺灣議會”設置請愿運動，并成立臺灣文化協(xié)會等，被視為當時民族運動的領袖之一。這樣一位衷心期盼回歸祖國的臺灣人，在國民黨政府接收臺灣后，反而受到相當程度的迫害，終于在1949年逃離臺灣，隱居東京，七年后客死于他終身反抗的日本。
還有戰(zhàn)爭末期被征調(diào)去為日本賣命的臺籍日本兵，他們或在國共內(nèi)戰(zhàn)中直接在大陸戰(zhàn)場被國民黨軍隊接收，之后滯留大陸；也有被征召到南洋戰(zhàn)場擔任看管盟軍俘虜?shù)谋O(jiān)視員，日本投降后他們變成戰(zhàn)俘，不是被判刑就是送上絞刑臺。幸存之人等到服完十多年牢役，到日本索討賠償，才發(fā)現(xiàn)他們已是無國籍之人，回臺后，政府也不聞不問。同是臺籍日本兵的許昭榮，為老兵權益奔走多年，2008年5月20日當天，在旗津“臺灣無名戰(zhàn)士紀念碑”前，抗議政府漠視自焚身亡。
除了語言、文化表述權外，還有臺灣人參政權的剝奪。雖然國民黨當局在美國壓力下，開放“局部”民主，開始實施地方自治，縣以下民意代表、行政長官及省議會得以直選，但“中央政府”仍是國民黨政府的禁臠。
南方朔認為，當國民黨帶著二百多萬人，擠到一個小地方來，自然壓縮了本地人一兩代出頭的機會。他分析：臺灣人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機會參政，“中央政府”只能補幾個臺灣人當官做樣板。很多本省籍人士進不到統(tǒng)治上層，這矛盾太大了，也是民進黨之后可以帶動氣勢的原因，這是我認為兩蔣所犯的最大錯誤。這矛盾如果能早點解決，臺灣問題就不會那么嚴重。
一座集體壓抑的大牢籠
南方朔將1950年到1975年的蔣介石統(tǒng)治時期，界定為“硬性威權”時期。在“硬性威權”之下，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臺灣，除了特殊階級外，所有的人好像都被一個大籠子罩著，那是一個普遍壓抑的年代。借楊德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的某句對話，這是一個“活人都會被屁憋死”的壓抑時代。
有了過去國共內(nèi)戰(zhàn)的經(jīng)驗，且在朝鮮戰(zhàn)爭后致力于扮演美國反共盟友的臺灣當局，自然不容共產(chǎn)主義思想有任何一丁點的滲透，于是在島內(nèi)展開堅壁清野的掃蕩，即所謂的“白色恐怖”。
1949年初發(fā)表《和平宣言》的楊逵，呼吁臺灣當局從速準備還政于民，確實保障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出版、思想、信仰的自由，并釋放二二八事件政治犯。言論一出，楊逵即被送到火燒島（綠島）“思想改造”十二年。宣言不過六百多字，楊逵曾自嘲這是“全世界最昂貴的稿費”。
1950年5月13日，情治人員進入臺大醫(yī)學院，把涉及左翼讀書會的內(nèi)科主任許強、眼科主任胡鑫麟，以及胡寶珍、蘇友鵬等醫(yī)師統(tǒng)統(tǒng)帶走。胡鑫麟為小提琴家胡乃元的父親，僥幸未死，遭囚禁火燒島十年。
之后，還有前基隆中學校長鐘浩東被捕，行刑前，伴隨腳上鐵鏈的拖曳聲，他還唱著日本昭和時期流傳的《幌馬車之歌》：“黃昏時分，遠遠地在樹葉飄落的并木道上，目送你的幌馬車離去。去年的離別竟成永訣……”
季季的前夫楊蔚，是1949年前后潛入臺灣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員，后遭逮捕監(jiān)視，日后牽涉了1968年作家陳映真的“民主臺灣聯(lián)盟”案，為臺灣文藝界一次巨大的白色恐怖案件。
奧美廣告董事長白崇亮，父親白克是臺灣閩南語片第一代導演。白崇亮十二歲那年，爸爸被拉到警備總部，在獄中遭嚴刑逼供，不久便以“通諜，受海外共產(chǎn)黨資助拍片”的罪名，被處以極刑，成為白家永恒的傷痛。
左翼勢力之外，1949年與胡適、傅斯年在臺灣共同創(chuàng)辦《自由中國》半月刊的雷震，原本很受蔣介石倚重，但在1960年，因與臺、港黨外人士共同連署反對蔣介石三連任“總統(tǒng)”，并鼓吹成立反對黨以制衡，竟在該年9月被當局以“包庇匪諜，煽動叛亂”罪名逮捕，判刑十年。
一同受牽連的還有前臺大哲學系教授殷海光，他曾寫文章呼吁眾人，不要有馬上回大陸的心理，被視為散布“反攻無望論”，遭到整肅。1966年，殷海光遭解除教職，不久即抑郁而終。
已故作家柏楊因翻譯一幅大力水手漫畫，畫的是卜派父子漂到荒島，輪流當總統(tǒng)。柏楊將卜派的對白“Fellows”翻譯成蔣介石習慣的開場白“全國軍民同胞們”，結果被以叛亂罪唯一死刑起訴。
幸而在國際勢力營救下，柏楊免于一死，但遭囚禁九年零二十六天。出獄當天，他走到臺東一家皮鞋店，遲遲不敢進去，看著玻璃櫥窗反射的身影，有如一縷幽魂，“沒有喜悅，沒有歡悅，只有一種恍惚的哀傷”。他出獄之后，老家換了主人，妻子成為別人的妻子，與最愛女兒佳佳之間的親情，畢生無法縫補。對無數(shù)像柏楊這樣的受難者而言，人生不是換雙新鞋就可以重新來過。
直到20世紀70年代，臺灣仍在保密防諜，小學生都被諭令：“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在恐共氣氛之下，臺灣宛如一座集體壓抑的大牢籠。
經(jīng)濟三部曲：農(nóng)地改革、進口替代、出口擴張
在高壓統(tǒng)治的同時，蔣介石一方面整軍經(jīng)武，另一方面積極展開各項土改、經(jīng)改政策以鞏固臺灣，只不過，一切建設仍是在為“反攻”大陸做準備。
“二戰(zhàn)”末期，日本將臺灣物資搜刮殆盡，投入戰(zhàn)爭，之后臺灣又遭美軍轟炸，半數(shù)以上的工廠被摧毀，生產(chǎn)力嚴重被破壞。光復后，大陸的惡性通貨膨脹影響了臺灣，貨幣濫發(fā)，物價飛漲，那時臺灣就一個“窮”字，窮到很多人都沒鞋穿。1951年，臺灣地區(qū)的國民平均所得僅有137美元。
于是國民黨當局從1949到1958年進行一連串“農(nóng)地改革”，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等政策在十年間陸續(xù)完成，臺灣經(jīng)濟開始穩(wěn)定。土地改革最后解放了臺灣廣大的農(nóng)民，削弱了地主勢力。
南方朔認為，臺灣農(nóng)地改革不只是土地權力的重新分配，更是將整個龐大的農(nóng)民服務系統(tǒng)，包括農(nóng)會、農(nóng)田水利會、信用推廣部同時重建起來，“臺灣農(nóng)地改革是全世界少有成功的案例�！彼f。
除了農(nóng)業(yè)改革，面對通貨膨脹、物資外匯缺乏等問題，臺灣當局也必須趕快振興經(jīng)濟。
1953年到1959年，臺灣實施進口替代，“以農(nóng)業(yè)培養(yǎng)工業(yè)，以工業(yè)發(fā)展農(nóng)業(yè)”。當時有“臺灣經(jīng)濟沙皇”之稱的尹仲容，1949年來臺后，滿心想要早日“結束臺灣的赤貧年代”。他曾身兼“經(jīng)濟部長”、“中央信托局長”、“工業(yè)委員會召集人”等三大職務。經(jīng)貿(mào)大權在握的他，曾“指派”年輕的王永慶接手美援協(xié)助建立的PVC塑膠工業(yè)。一頭霧水的王永慶還問專家：“你們替我選的這個Plastic（塑膠），是什么東西？”這個決定，造就了今天的臺塑王國。
1958年，尹仲容主導外匯改革之后，臺灣開始發(fā)展出口外銷產(chǎn)業(yè)。1959到1973年，臺灣進入了“出口擴張”時期。
1960年初，臺灣當局通過《獎勵投資條例》，爭取外商在臺投資，當時美國等先進國家正要將勞動力密集產(chǎn)業(yè)外移，臺灣因而成為美、日兩國的加工基地。電器、紡織、塑膠等輕工業(yè)快速成長，臺灣由農(nóng)轉(zhuǎn)工，屬于勞動力密集的中小企業(yè)如雨后春筍般成立。1965年，國民平均所得才正式突破200美元大關。
1966年，臺灣當局在高雄成立了全世界第一個加工出口區(qū)，成功模式引起各國仿效，外商投資大幅增加。1972年，“省主席”謝東閔提倡“客廳即工廠，屋頂即菜園”，成為一道奇觀。工業(yè)發(fā)達，大量農(nóng)村人口涌入工廠，都會區(qū)人口激增。更有不少黑道出身的中小企業(yè)頭家，拎著一只007皮箱闖天涯，以劈山開路的拼搏精神，打開外銷貿(mào)易，帶動臺灣經(jīng)濟起飛。
在蔣介石強勢領導之下，幸好底下有一群有能力、也肯做事的技術官僚，帶著經(jīng)濟建設的新經(jīng)驗來臺，有他們心血的澆灌，才有今天的臺灣。
有“臺灣經(jīng)濟奇跡的建筑師”之稱的李國鼎，1948年擔任臺灣造船公司協(xié)理。他曾是尹仲容倚重的幕僚，1965年擔任“經(jīng)濟部長”，高雄加工區(qū)即出自他的構想。之后他又調(diào)任“財政部長”，與放棄康乃爾大學教職回臺的劉大中，推動賦稅改革，建立所得稅系統(tǒng)，讓稅收制度化，并致力于籌措臺灣十大建設財源，他的一生是臺灣現(xiàn)代化的縮影。
當時還有銜命來修復臺灣電力的孫運璇，光復初期，電力設備遭轟炸毀壞殆盡，發(fā)電量不足正常的1/10。當時日籍3000多名電力技術人員一一撤離，甚至揚言：“臺灣可能從此要陷入一片黑暗�！钡珜O運璇不服氣，率領34名自大陸來臺的電力技師，帶著學生，一邊拼湊零件，一邊趕工，在五個月內(nèi)就修復了80%的供電系統(tǒng)。1966年，臺灣供電普及率已高達99.7%，超過了當時的日本和韓國。
任教于臺大畜牧系的戈福江，來臺后，在日式宿舍的榻榻米上孵育了第一批來杭雞。之后他投入臺糖養(yǎng)豬事業(yè)，改良品種，使得天氣炎熱、沒有天然豬飼料的臺灣，居然有非常發(fā)達的養(yǎng)豬事業(yè)。1970到1980年全臺灣中學老師的薪水，幾乎都來自屠宰稅。畜養(yǎng)的豬只不僅島內(nèi)供應充裕，還可以外銷日本，賺取驚人外匯。
在那個關鍵年代，臺灣確實有不少認真的公務員，鞠躬盡瘁地投入建設臺灣。他們也看清大環(huán)境的限制，有所為有所不為，更清楚自己所處的時代位置，面對自己的使命。
在人力即“國力”的考量下，1968年9月，蔣介石下令實施九年義務教育，大大充實了臺灣的人力資本，也為日后的經(jīng)濟起飛奠定了良好基礎。齊邦媛教授指出，九年義務教育“大約是蔣介石最后一張，也最具有永久影響的手諭”。
很多外省知識精英投入教育界，除了推行國語之外，也讓很多臺灣孩子第一次見識到什么叫“旗袍”。那種矮領寬松、下擺叉在膝蓋下的“抗戰(zhàn)衣裳”正式走入臺灣校園。他們的國語，帶來另一種文化想象。
黃春明初中二年級時，遇到了一位語文老師王賢春，帶領他走上寫作之路。她知道黃春明喜歡文學，不畏1950年代“禁書”的風險，介紹他讀了一本本大陸作家沈從文、朱自清、劉半農(nóng)、豐子愷、冰心以及俄國作家契訶夫等的作品，帶給鄉(xiāng)下長大、自幼沒有母親的黃春明畢生無可磨滅的影響。
當時臺大有傅斯年，“中研院”有胡適，數(shù)不清的中國知識分子在1949年后聚攏到臺灣，為臺灣注入新的文化及學術養(yǎng)分。
擠兌、攙雜、走味
原本臺灣文化就很多元，千余年來，近三十支的少數(shù)民族各自保有差異甚大的文化及社會。四百年前的閩粵移民，為臺灣帶來了第一波的中原文化；而后在歷經(jīng)半個世紀的日本殖民，日本文化當然也隨之根植臺灣；等到1949年之后，大量遷臺的大陸各省移民，又帶來新的中原文化沖擊。
在中原文化再度急速進入本省文化的當下，所產(chǎn)生的沖突、拉扯、糾結等種種不適應，李安稱之為一種“擠兌”的過程。“擠兌”所形容的，像是把鍛燒白熾的鐵，瞬間放入冷水里；或像初春雪融、冰河涌動的聲音。從上游沖下來的冰塊，往下游河面的冰層推擠、卡位、互相侵蝕，彼此消長，最后化成更大的冰流。
國民黨來到臺灣，趕著要建立新秩序，急著用中原文化去“兌”換日本文化。好像1949年發(fā)行的新臺幣，面值一元的新臺幣兌換四萬元舊臺幣，也是一種倍數(shù)相差甚大的擠兌。
中原文化與臺灣和日本文化正面遭遇，兩相擠兌，各種不適應及矛盾漸次產(chǎn)生。有一句話說：“沒有沖突，就沒有認同�！辈町悘娀藢ψ约旱恼J識。
在戰(zhàn)后的臺灣，本外省族群對日本的“情感邏輯”完全不同。外省人在日本軍隊炮火及南京大屠殺的刀光血影之中，凝聚出一股強大的中華民族意識；而本省人卻在“皇民化運動”的洗禮后，自然留著日本文化的殘跡。
剛光復時就到臺灣大學當助教的齊邦媛，進到青田街日式宿舍，進門的玄關上竟然有一位叫錦娘的下女跪在那里迎賓。更新奇的經(jīng)驗是，要脫鞋才能入室，“走到榻榻米上，好似走在別人的床鋪”。那時日本人還未全撤，齊邦媛夜里聽著日本歌曲《荒城之夜》，凄美得讓她忘了這原本是一首“敵人的歌”。
同樣的攙雜感受，還有《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一幕：晚上小四全家吃著晚飯，背景傳來外面水果攤播放的日本歌，小四媽媽抱怨說：“怎么這音樂愈來愈大聲啦，唉，跟日本人打了八年仗，現(xiàn)在住日本房子，聽日本歌�！甭爜頋M腹嘔氣。
在臺灣當局開放觀光后，蔣勛第一次去日本玩，竟被他母親罵到臭頭。
李安曾說：“對我來說，中國是一個春秋大夢，這個夢是真是假，我也說不上來。因為國民黨的關系，我在臺灣受的是中原文化的教育，又是外省第二代，所以成長中的認同感跟中原文化有密切關系。這是我的教養(yǎng)，由不得我選擇�！�
但另一方面，國民黨建構的官方主流歷史，對于廣大的臺灣人來說，李安口中的“春秋大夢”，又何嘗不是一種“攙雜的感受”？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教授吳密察曾指出：“戰(zhàn)后臺灣人的中華民族主義，是被國民黨硬生生‘嫁接’上來的�！�
“嫁接”來的，不止于此，接續(xù)的美援、越戰(zhàn)，以及戰(zhàn)后美國在西方世界的霸主地位，挾著強勢的商業(yè)及傳播能力，數(shù)十年來，又為臺灣植入大量的美國文化。少數(shù)民族、日本、美國以及中國各省和閩南、客家等多重文化，在臺灣這個小小島嶼上，不斷混血、攙雜、對話、交融。
刺殺蔣經(jīng)國
時代整體性的壓抑，潛藏于臺灣社會內(nèi)部底層，但反抗的力量還是不斷醞釀。1969年，蔣經(jīng)國接任“行政院副院長”，開始從幕后走到幕前，以準接班人的態(tài)勢，掌控了黨政軍大權，比院長更有實權。沒想到時隔一年，就在蔣經(jīng)國第五度訪美時，他在最嚴密的保護之下險遭暗殺。
1970年4月24日，一個陰冷的早晨，一個中等身材、穿風衣的年輕男子越過警探守衛(wèi)的人墻，闖入紐約廣場飯店（Hotel Plaza）旋轉(zhuǎn)門前的臺階，迅速從風衣里掏出一把槍，“呯——”的一聲，朝向蔣經(jīng)國開槍。
開槍的殺手是當時三十三歲的黃文雄，當時正在美國康乃爾大學攻讀社會學博士學位。就在他舉手開槍時，一個機警的警衛(wèi)飛將過來“啪”地把他的手臂往上托，子彈飛過蔣經(jīng)國頭上，他又迅速開了第二槍，這時蔣經(jīng)國已經(jīng)走進旋轉(zhuǎn)門右側了，子彈在玻璃上留下彈孔。
他手里的點四五貝瑞塔（Beretta）槍口還在發(fā)燙，驚懼的心臟在胸脯里劇烈搏動，隔不到一秒，他就被高大警探壓制在地。當時一同遭到逮捕的，還有情急之下跳出人群救他的妹婿鄭自才。
黃文雄和鄭自才的保釋金當時高達十九萬美元，這筆巨款卻在兩個月內(nèi)就籌足了。捐款的留學生、僑民本外省籍皆有，美國媒體看出踴躍捐款背后的意義，注意到反蔣聲浪，也間接鼓舞反抗運動。這十九萬美元的保釋金，每分錢背后所代表的決心意志，都比那兩顆子彈更令國民黨害怕。
蔣介石去世
1972年，蔣經(jīng)國擔任“行政院長”，蔣家政權的接班布局已定。1975年4月5日清明節(jié)深夜，一個風雨交加、雷電大作的夜晚，蔣介石因突發(fā)性心臟病去世。
那時全國學生上學通令帶孝，全臺灣仿佛默哀了一個世紀之久，學生也分別從蔣經(jīng)國所撰的《梅臺思親》、《風木孝思》、《風雨中的寧靜》等“愛國教育”課文中，看到兩位“蔣總統(tǒng)”之間權力的轉(zhuǎn)移。
繼任臺灣領導人的嚴家淦對時任“新聞局長”的錢復說：“我只是代理三年，我的任務是確保三年后，蔣經(jīng)國可以順利接班，因此在國際宣傳上不要突出我，要讓經(jīng)國出頭，讓國際社會認可他。”
在蔣經(jīng)國接班后，臺灣逐漸由“硬性威權”松動為“軟性威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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