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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從事胡適研究，是許多原因促成的。

1972年，“文革”尚未結束，我所在的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尚未成立）接到任務，要組織人力進行中華民國史研究。據說這是一年前，在一次出版工作會議上，由周恩來總理等人提出的建議。我1964年畢業(yè)后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先后搞兩次“四清”，一次農村勞動，接著，就進入“文革”。所以還從未接觸業(yè)務工作。搞民國史，讓我們一部分年輕人有機會比其他人提前進入業(yè)務工作，是很大的幸運。然而，“文革”畢竟尚未結束，我們也就不可能完全正常地全力做研究工作，大約每星期可以有三四天的時間用來做研究工作，其余的兩三天時間免不了要參加“文革”各種活動、各種會議之類。這已經令人羨慕不已了。

由李新先生領銜，于1972年10月成立中華民國史研究室（實際上當時叫作研究組），起初只有十幾個人。李新先生要求大家先從搜集整理資料入手，分作三個小組，一個小組以民國人物為中心，一個小組以大事記為中心，另一個小組以專題資料為中心。

我們的工作得到中華書局的大力支持和配合。雙方約定，由我們民國史研究室的三個小組分別編寫《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的“人物傳”、“大事記”和“專題資料”三個系列的稿子，交給中華書局刊印，作為內部資料發(fā)行，借以征求意見，為將來撰寫《中華民國史》做準備。

我被分在“人物傳”小組。第一步工作是查閱資料，列出千人左右的人物傳入選名單。我主要關注思想文化（包括教育、科技、藝術等）方面的人物。很顯然，胡適是民國時期思想文化方面的首要人物，對他是一定要作為重點加以研究的�？梢哉f，我是被一種客觀形勢推到研究胡適的路上來的。如果沒有研究中華民國史這回事，按我個人的興趣，我可能把全副精力都投入到晚清史的研究。又如果我不是被分在中華民國史的人物傳小組，又如果我不是被委以重點關注思想文化方面的人物，我也許就不會和胡適研究結下不解之緣。

當然，這只是客觀形勢的一面，單有這一方面，還不足以使我同胡適研究結下不解之緣。因為我可以一般地了解胡適的主要資料，寫一篇胡適小傳，就可以交差了，不一定要沒完沒了地研究他這個人。

這就要談到我的個性與興趣。我是一個喜歡獨立思考的人，不愿意被別人牽著鼻子走。我從讀高中的時候起，就對思想和理論產生興趣，尤其是讀了我的朋友送給我的黑格爾的《哲學史講演錄》和隨后又讀了馬克思的《資本論》之后，我覺得我的興趣完全轉到自我思想訓練上來。這使我在高中畢業(yè)鑒定中，被戴上“有嚴重自由主義傾向”的帽子。為此，我付出了很高的代價。在大學的中國哲學史一課，胡適只是被簡單地批判一通，他到底有些什么思想主張，并不清楚�，F在有機會研究民國時期的思想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我應該把胡適的思想弄個清楚。

這時，已是文革高潮過后，對于我這個愛思考的人來說，已不可遏止地開始反思，不但反思“文革”本身，還必然地要反思到一切引發(fā)“文革”的各種思想萌蘗的過程。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我們近代史研究所收藏有數量非�？捎^的胡適檔案資料，可以為我的研究提供很大的方便。

我深知，研究胡適這樣一個曾被一場席卷全國思想文化界的大批判運動徹底否定的人物，是有很大困難的，特別是在“文革”還沒有結束的情況下。我只能從搜集資料入手，先做一點資料積累的工作。1975年，我一頭扎進胡適檔案中，大約陸續(xù)花了十個月的時間，把胡適檔案查閱一遍。同時，我試探性地寫一篇丁文江的小傳。因為丁與胡適關系非常密切，其思想觀點亦極相近。對丁文江的評述，可以為胡適的評述得些參考借鑒。我訪問了跟丁文江關系較多的黃汲清先生、高振西先生等，還把初稿交給當時的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所長張文佑先生帶到他們研究所去征求意見。張文佑所長告訴我，一位曾與丁文江很接近的尹贊勛先生說：“怎么能給丁文江立傳呢？”這很可能反映出那時一班人的思想狀態(tài)。不過我還是把我的《丁文江》的稿子在《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人物傳》的第四輯（1977年10月）上發(fā)表出來。我知道，丁文江與胡適不同，胡適經過全國規(guī)模的大批判，人人知道他是思想文化界第一號的“反動派”，而丁文江只有知識界較少的人知道他的一些情況。所以，對胡適能寫到什么程度，才可以發(fā)表出來，還需要仔細斟酌。

《胡適》小傳的初稿緊接著《丁文江》寫出，但《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人物傳》的第五輯是1978年10月才出來。那時，十一屆三中全會尚未召開，《胡適》小傳中除了對其文學革命的貢獻有明確的肯定以外，還遠遠沒有做到客觀、公正。這不僅是環(huán)境使然，我自己的認識也還須有一個發(fā)展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