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節(jié) 第二章
-
立志為培根之學
對王陽明而言，立志即為培根之學。弟子陸澄曾就此求教王陽明，王陽明回答道：“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干；及其有干，尚未有枝；枝而后葉，葉而后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想，勿作實想。懸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傳習錄》上卷）
正德十年（1515年），王陽明于南京講學時，恰逢弟子郭慶（字善甫，湖北省黃岡人）返鄉(xiāng)，王陽明作《贈郭善甫歸省序》相贈（《王文成公全書》卷七）。在文中，王陽明以農(nóng)耕播種為例，闡述了立志的重要性，強調(diào)立志為學問之根本：
郭子自黃來學，逾年而告歸，曰：“慶聞夫子立志之說，亦既知所從事矣。今茲將遠去，敢請一言以為夙夜勖�！�
陽明子曰：“君子之于學也，猶農(nóng)夫之于田也，既善其嘉種矣，又深耕易耨，去其蝥莠，時其灌溉，早作而夜思，惶惶惟嘉種之是憂也，而后可望于有秋。
“夫志猶種也，學問思辨而篤行之，是耕耨灌溉以求于有秋也。志之弗端，是荑稗也。志端矣，而功之弗繼，是五谷之弗熟，弗如荑稗也，吾嘗見子之求嘉種矣，然猶懼其或荑稗也，見子之勤耕耨矣，然猶懼其荑稗之弗如也。
“夫農(nóng)，春種而秋成，時也。由志學而至于立，自春而徂夏也；由立而至于不惑，去夏而秋矣。已過其時，猶種之未定，不亦大可懼乎？過時之學，非人一己百，未之敢望，而猶或作輟焉，不亦大可哀乎？
“從吾游者眾矣，雖開說之多，未有出于立志者。故吾于子之行，卒不能舍是而別有所說。子亦可以無疑于用力之方矣。”
王陽明認為，立志之于學問，就好比良種之于耕種一樣，意義非比尋常。立志的關(guān)鍵是端正態(tài)度，然后再通過學習實現(xiàn)自己的志向。如果態(tài)度不端正，再怎么學習都是徒勞無功的。當然態(tài)度端正，也要刻苦鉆研才能有所收獲。
在文章最后，王陽明將自己講學的終極目的歸結(jié)為立志。由此可知，心學極為重視立志的深遠意義。此外，韓國學者李退溪也說過：“立志以固本，居敬以持志�！敝祆湟彩种匾暳⒅荆f：“人之為事，必先立志以為本，志不立則不能為得事。雖能立志，茍不能居敬以持之，此心亦泛然而無主，悠悠終日，亦只是虛言。立志必須高出事物之表，而居敬則常存于事物之中，令此敬與事物皆不相違。”
可以看出，朱熹對立志的闡述與王陽明的觀點較為接近。不過，王陽明更加明確地指出，立志為學問之根本，而朱熹尚未認識到這一點。
在南京講學后期，王陽明曾作《與顧維賢》一文（《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七），其中提到“今時朋友大患不能立志”，故其專求以誠立志。
此外，王陽明在《寄張世文》一文（《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七）中還提到：“故區(qū)區(qū)于友朋中，每以立志為說。亦知往往有厭其煩者，然卒不能舍是而別有所先。誠以學不立志，如植木無根，生意將無從發(fā)端矣。自古及今，有志而無成者則有之，未有無志而能有成者也�！�
王陽明認為，立志必須包含社會道德層面的遠大抱負，不能一味鼓吹個人理想。對此，他曾作如下論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所謂結(jié)圣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馴至于美大圣神，亦只從此一念存養(yǎng)擴充去耳�！保ā秱髁曚洝飞暇恚�
其中“美大圣神”一詞出自《孟子·盡心章句下》，為提升人格之意。浩生請孟子評價一下弟子樂正子之為人，孟子曰：“其人為善人、信人也。”對方又問：“以何謂善、謂信？”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天下）之謂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那么，誠意與立志究竟有何不同呢？據(jù)我所見，二者是同義不同名而已。誠意為主要決定因素，立志為個體的氣質(zhì)表現(xiàn)。自南京講學開始，王陽明就著力闡述立志的重要性。晚年時，王陽明將“致良知”作為其學術(shù)宗旨。他同時提出，致良知的關(guān)鍵就在于立志。
由上可知王陽明對立志的重視程度。正德九年（1514年）秋，王陽明之弟守文來南京從學于王陽明，于次年夏季返鄉(xiāng)之時，王陽明特作《示弟立志說》（《王文成公全書》卷七）相贈，字里行間盡顯骨肉至親厚意，其言辭懇切，令人動容。同時，該文章也充分揭示出王陽明對于立志的深刻認識。
予弟守文來學，告之以立志。守文因請次第其語，使得時時觀省，且請淺近其辭，則易于通曉也。因書以與之。
夫?qū)W，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擁灌溉，勞苦無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茍且，隨俗習非，而卒歸于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為圣人之志，然后可與共學�！�
人茍誠有求為圣人之志，則必思圣人之所以為圣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圣人之所以為圣人，惟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我之欲為圣人，亦惟在于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耳。欲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務去人欲而存天理，則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則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而凡所謂學問之功者，然后可得而講，而亦有所不容已矣。
夫所謂正諸先覺者，既以其人為先覺而師之矣，則當專心致志，惟先覺之為聽。言有不合，不得棄置，必從而思之；思之不得，又從而辨之，務求了釋，不敢輒生疑惑。故《記》曰：“師嚴，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學�！逼垷o尊崇篤信之心，則必有輕忽慢易之意。言之而聽之不審，猶不聽也；聽之而思之不慎，猶不思也；是則雖曰師之，獨不師也。
夫所謂考諸古訓者，圣賢垂訓，莫非教人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若“五經(jīng)”、“四書”是已。吾惟欲去吾之人欲，存吾之天理，而不得其方，是以求之于此，則其展卷之際，真如饑者之于食，求飽而已；病者之于藥，求愈而已；暗者之于燈，求照而已；跛者之于杖，求行而已。曾有徒事記誦講說，以資口耳之弊哉！
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圣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雖至于“不逾矩”，亦志之不逾矩也。志豈可易而視哉！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浚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xù)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
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為事。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貓捕鼠，如雞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jié)，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后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功，只責此志不立，即客氣便消除�；虻⌒纳�，責此志，即不怠；忽心生，責此志，即不忽；懆心生，責此志，即不懆；妒心生，責此志，即不妒；忿心生，責此志，即不忿；貪心生，責此志，即不貪；傲心生，責此志，即不傲；吝心生，責此志，即不吝。
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于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
自古圣賢因時立教，雖若不同，其用功大指無或少異�！稌分^“惟精惟一”，《易》謂“敬以直內(nèi)，義以方外”，孔子謂“格致誠正，博文約禮”，曾子謂“忠恕”，子思謂“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謂“集義養(yǎng)氣，求其放心”，雖若人自為說，有不可強同者，而求其要領(lǐng)歸宿，合若符契。何者？夫道一而已。道同則心同，心同則學同。其卒不同者，皆邪說也。
后世大患，尤在無志。故今以立志為說，中間字字句句，莫非立志。蓋終身問學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若以是說而合精一，則字字句句皆精一之功；以是說而合敬義，則字字句句皆敬義之功。其諸“格致”、“博約”、“忠恕”等說，無不吻合。但能實心體之，然后信予言之非妄也。
守文啟程之時，王陽明另作五言長詩《守文弟歸省攜其手歌以別之》（《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以祝福弟弟旅途順利，同時也叮囑他應謹言慎行，切勿懈怠學問之事。詩中流露出的殷殷囑托之意、濃濃手足之情，令人感動不已。
爾來我心喜，爾去我心悲。
不為倚門念，吾寧舍爾歸？
長途正炎暑，爾行慎興居！
涼茗勿頻啜，節(jié)食但無饑。
勿出船旁立，忽登岸上嬉。
收心每澄坐，適意時觀書。
申洪皆冥頑，不足長嗔笞。
見人勿多說，慎默真如愚。
接人莫輕率，忠信持謙卑。
從來為己學，慎獨乃其基。
紛紛多嗜欲，爾病還爾知。
到家良足樂，恰顏報重闈。
昨秋童蒙去，今夏成人歸。
長者愛爾敬，少者悅爾慈。
親朋稱嘖嘖，羨爾能若茲。
信哉學問功，所貴在得師。
吾匪崇外飾，欲爾沽名為。
望爾日造造，圣賢以為期。
九兄及印弟，誦此共勉之！
王陽明為王華長子，是正室鄭夫人所生，他下面還有弟妹四人。二弟守文為王華續(xù)弦趙氏所出，大弟守儉、三弟守章為妾室楊氏所出。王陽明唯一的妹妹也為趙氏所出，后來嫁給了王陽明的愛徒徐愛。由于王陽明婚后一直無子，同時守儉、守章也均無子，所以王陽明四十四歲那年，其父便把王陽明表弟守信之子正憲過繼給他，正憲時年八歲。
在王陽明諸多兄弟中，守文最好學。因此，王陽明為他特作《示弟立志說》一文，向其闡述立志對于學問的重要性。日本學者三輪執(zhí)齋（日本江戶中期著名王陽明學者）非常重視這篇文章，特將此文抄錄于《標注傳習錄》的中卷之后。吉村秋陽（日本幕府末期心學家）之子吉村斐山更以此文為基礎(chǔ)，創(chuàng)作了《入學志�！芬粫�
東正堂認為，此篇文章為初學者指明了求學之路，堪稱《王文成公全書》中少有的佳作。由于此文專為守文而作，由此可知守文決非資質(zhì)平庸之輩（《陽明先生全書論考》卷十四《年譜一》）。
王陽明所倡導“立志”說的終極目的就是成圣，此為學問之根本。若不以此為本，就算學業(yè)再精通，也終將一事無成。王陽明認為，成圣之道即在于存天理、去人欲。若要達到此目的，首先要求教于先賢，其次要遵從古訓。
王陽明也說，立志并非易事，由初學至最終悟道，無不以立志為先。立志無關(guān)乎時間、地點，關(guān)鍵要有堅定、專一、恒久的意志力。志若立，則理自明，私欲萌動盡除。因此，我們必須常以立志自省責身。
此外，王陽明也多次向其他子侄闡述立志的必要性。
探賊情，定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
對之前數(shù)次剿匪失利進行反思后，王陽明認為，要徹底根除匪患，首先必須全面了解賊匪的情況。王陽明素來通曉兵法，所以深知情報在兩軍交戰(zhàn)時的重要性。
漳州匪首詹師富、溫火燒等人活動甚為猖獗，官府每年都會派兵去湖廣、福建、廣東三省剿匪。然而，由于贛州百姓多被賊人收買，他們將官兵動向及時透露給賊匪，這樣一來，官軍尚未行動，軍事部署就已遭泄露。因此，官軍的征剿行動屢屢受挫。
王陽明上任后發(fā)現(xiàn)，兵營中有一老兵暗通賊匪，此人行事十分陰險狡詐。于是，王陽明將此人招至帳中，聲色俱厲地責問道：有人揭發(fā)你通匪，按律當斬。你若能改過自新，將通匪之人盡數(shù)告知本官，本官可赦免你的罪行，你要想清楚！
聽聞此言，老兵稍加猶豫便將通匪之人盡皆告發(fā)了。之后，王陽明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正如老兵所言。于是，王陽明赦免了他的死罪。
三十六計中有一計為“反間計”，其意為“善用敵之間者，以為己用”。孫子提出，用間有五：“鄉(xiāng)間者，因其鄉(xiāng)人而用之；內(nèi)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為誑事于外，令吾聞知之而傳于敵間也；生間者，反報也�！蓖瑫r，孫子還指出，“三軍之事，莫親于間，賞莫厚于間，事莫密于間。”
可見，大軍事學家孫武極為重視間諜在作戰(zhàn)中的作用。此外，孫子也很重視反間（雙面間諜）的作用，他提出“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正因為王陽明充分利用雙面間諜探查到重要敵情，才得以制定出行之有效的剿匪方案。
基于前幾次剿匪失敗的慘痛教訓，王陽明制定出以下策略：
一、為徹底消除狼達土軍之危害，創(chuàng)建自己的精悍軍隊，以剿匪戡亂；
二、剿滅諸匪切勿大舉進攻，而應各個擊破；
三、于民間建立反間諜的保安機構(gòu)；
四、妥善處理戰(zhàn)后的各種事務，加強對民眾的教化，以確保社會民生平穩(wěn)過渡。
王陽明于贛州上任十天后即頒發(fā)了《選揀民兵》（《王文成公全書》卷十六）的布告，對當?shù)氐拿癖柧毷乱俗龀鲋甘�。在布告中，王陽明首先對南贛地區(qū)的治安現(xiàn)狀進行了分析：
是以每遇盜賊猖獗，輒復會奏請兵；非調(diào)土軍，即遣狼達，往返之際，輒已經(jīng)年；糜費所須，動逾數(shù)萬；逮至集兵舉事，即已魍魎潛形，曾無可剿之賊；稍俟班師旋旅，則又鼠狐聚黨，復皆不軌之群。
良由素不練兵，倚人成事；是以機宜屢失，備御益馳，征發(fā)無救乎瘡痍，供饋適增其荼毒，群盜習知其然，愈肆無憚。百姓謂莫可恃，競亦從非。
夫事緩則坐縱烏合，勢急乃動調(diào)狼兵，一皆茍且之謀，此豈可常之策？古之善用兵者，驅(qū)市人而使戰(zhàn)，假呂戍以興師。豈以一州八府之地，遂無奮勇敢戰(zhàn)之夫？事豫則立，人存政舉。
近據(jù)江西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將所屬各縣機快，通行揀選，委官統(tǒng)領(lǐng)操練，即其處分，當亦漸勝于前。但此等機快，止可護守城郭，堤備關(guān)隘；至于搗巢深入，摧鋒陷陣，恐亦未堪。
關(guān)于建立精悍部隊的問題，王陽明也做出了極為周密、詳盡的指示：
為此案仰四省各兵備官，于各屬弩手、打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群、膽力出眾之士，每縣多或十余人，少或八九輩；務求魁杰異材，缺則懸賞召募。
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為率；廣東、湖廣二兵備，各以四五百名為率。中間若有力能扛鼎、勇敵千人者，優(yōu)其廩餼，署為將領(lǐng)。召募犒賞等費，皆查各屬商稅贓罰等銀支給。
各縣機快，除南贛兵備已行編選外，余四兵備仍于每縣原額數(shù)內(nèi)揀選精壯可用者，量留三分之二；就委該縣能官統(tǒng)練，專以守城防隘為事；其余一分揀退疲弱不堪者，免其著役，止出工食，追解該道，以益召募犒賞之費。
所募精兵，專隨各兵備官屯扎，別選素有膽略屬官員分隊統(tǒng)押。教習之方，隨材異技；器械之備，因地異宜；日逐操演，聽候征調(diào)。
由上可知，對于老弱傷殘的兵士以及有百害而無一利的狼達土軍，王陽明堅決不用。他親自指揮四省諸縣加緊訓練精兵，以備剿匪之用。
《孫子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戰(zhàn)不殆�！蓖蹶柮髡J為，之前數(shù)次剿匪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指揮官“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因此，王陽明尚未到任之時就力求做到“知己知彼”。由此，他制定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民兵訓練方案以及“十家牌法”，使官軍處于比較有利的境地。孫子兵法曰：“先為之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币簿褪钦f，首先做到自己不被敵人戰(zhàn)勝，然后等待敵人可以被我方戰(zhàn)勝的機會。王陽明之舉，正合此道。
另外，王陽明還在《選揀民兵》中闡述了極端形勢下應采取的戰(zhàn)術(shù)，即奇襲作戰(zhàn)。他提出，“資裝素具，遇警即發(fā)，聲東擊西，舉動由己”。該戰(zhàn)術(shù)是基于孫子的“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出其不意，攻其不備”說法。所謂“聲東擊西”則來源于《六韜》之策。
前面說過，王陽明在青年時代就熟讀各種兵書戰(zhàn)法，也正因為如此，他才能在數(shù)次戡亂中建立曠世奇功。
該布告的末尾內(nèi)容尤為重要，因為它揭示出王陽明此次戡亂的主要指導思想。其中寫道，“如此，則各縣屯戍之兵，既足以護防守截；而兵備募召之士，又可以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而格心，平良益有所恃而無恐，然后聲罪之義克振，撫綏之仁可施，弭盜之方，斯惟其要�！�
王陽明上任后，除進行“選揀民兵”之外，還推出了“十家牌法”，目的就是要徹底清除暗藏于官軍中的敵方暗探。因為王陽明發(fā)現(xiàn)，當?shù)刭\匪經(jīng)常任意出入鄉(xiāng)間村鎮(zhèn)，打探官軍動向，而百姓則為他們通風報信。因此，他希望通過推行“十家牌法”來消除上述隱患，以實現(xiàn)維護社會治安、穩(wěn)定百姓生活、端正社會風氣的目的。
正德十二年（1517年）正月，王陽明頒布公文《十家牌法告諭各府父老子弟》（《王文成公全書》卷十六），該法令面向的是各州府村鎮(zhèn)百姓。
同年三月，王陽明再下公文《案行各分巡道4督編十家牌》（《王文成公全書》卷十六），以督促各地加緊推行“十家牌法”。此后，王陽明又多次下達公文，以便讓“十家牌法”得到最大限度的實施。如，正德十三年頒布的《仰南安、贛州印行告諭牌》，正德十五年十月頒布的《申行十家牌法》，同年十一月頒布的《申諭十家牌法增立保長》，以及同年頒布的《牌行崇義縣查行十家牌法》。
與此同時，王陽明還將“十家牌法”推廣至南贛以外的地區(qū)。由此可見，王陽明極為重視“十家牌法”，該法令在穩(wěn)定地方治安、安定民生方面的確發(fā)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王陽明推行“十家牌法”的初衷是要清除敵軍暗探，借此打擊賊匪的囂張氣焰，以實現(xiàn)教化民眾的目的。他希望百姓能遵章守法，恪守社會道德規(guī)范。
《十家牌法告諭各府父老子弟》開篇如下：
本院奉命巡撫是方，惟欲剪除盜賊，安養(yǎng)小民。所限才力短淺，智慮不及；雖挾愛民之心，未有愛民之政。父老子弟，凡可以匡我之不逮，茍有益于民者，皆有以告我，我當商度其可，以次舉行。
今為此牌，似亦煩勞。爾眾中間固多詩書禮義之家，吾亦豈忍以狡詐待爾良民。便欲防奸革弊，以保安爾良善，則又不得不然，父老子弟，其體此意。
自今各家務要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辦國課；恭儉以守家業(yè)，謙和以處鄉(xiāng)里。心要平恕，毋得輕意忿爭；事要含忍，毋得輒興詞訟。見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懲戒，務興禮讓之風，以成敦厚之俗。
吾愧德政未敷，而徒以言教，父老子弟，其勉體吾意，毋忽！
所謂“十家牌法”，即是讓每戶百姓制定家牌，并登記相關(guān)信息，其中包括各戶人口數(shù)、戶籍、姓名、年齡、體貌特征、職業(yè)、技能特長等，同時還需標明家中是否有重患病病人，是否有為官者。并且，還要準確登記戶主姓名，家中成年未成年人及男女比例。若有租用房屋者，要登記租住者的相關(guān)情況。官府規(guī)定，各家各戶應將上述信息抄錄于家門前告示板之上，以備官府隨時核查。
每日傍晚時分，當?shù)毓賳T會挨門挨戶核對告示板上的信息是否與家牌錄入內(nèi)容相符。如遇某戶某人外出辦事，要查清此人所在地、辦理何種事務以及確切的返鄉(xiāng)日期。如有臨時借住者，要查清此人的姓名、籍貫以及此行目的。官府對當?shù)匕傩者M行詳細調(diào)查，并將相關(guān)信息通告給各家各戶。百姓一旦發(fā)現(xiàn)可疑人員，要立即報官。
“十家牌法”將十戶居民編為一甲組，甲組即為連座單位，如發(fā)現(xiàn)私通匪患者，同一甲組的十戶連座受罰。此外，官府在十戶之外另設(shè)相應負責人。
不久之后，王陽明又在每個村鎮(zhèn)中設(shè)置一位保長（責任人），負責村鎮(zhèn)安全。同時，王陽明還將“保長制”與“鄉(xiāng)約”緊密結(jié)合，靈活應用。自推行“十家牌法”之后，王陽明聲威大振，各地官員根據(jù)本地情況，活學活用，使得“十家牌法”的內(nèi)容更為充實和完善。
“十家牌法”出現(xiàn)于宋代，是王安石變法中的一項內(nèi)容。至南宋時，此法令已近廢除。明朝中期，王陽明重新啟用“十家牌法”，并使之發(fā)揮出更為重要的效用。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王陽明在推行“十家牌法”的同時，也通過推行“鄉(xiāng)約”來提高百姓的道德水平。這也充分印證了王陽明的愛民之情。先秦時期曾出現(xiàn)過“鄰保制”，對于治安相對穩(wěn)定的地區(qū)而言，此制度顯得過于嚴苛。王陽明之所以將“十家牌法”與“鄉(xiāng)約”并舉，就是為了消除這種弊端。
據(jù)東正堂記載，明朝哲學家李贄曾對王陽明的“十家牌法”做過如下評價：今人若推行“十家牌法”，不利于穩(wěn)定民生。先生推行此法，則利于富國強兵。若能形成全民皆兵之勢，則不必借助狼達土軍，即可消除匪患。若不借兵，則無需制兵、調(diào)兵；若無匪患，則無需養(yǎng)兵、用兵。如此一來，國自富、民自強。然今人尚未知此法深意。（《陽明先生全書論考》卷十四《年譜一》）
- 最新書評 查看所有書評
-
- 發(fā)表書評 查看所有書評
-
京公網(wǎng)安備1101020200752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