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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教授自謙：因為當年，他還未創(chuàng)作小說，只是幫助好朋友們“搖旗吶喊”。他們要翻譯卡夫卡等西方作家的作品，他就譯。事實上當時也不太了解，等到了國外多年，才發(fā)現(xiàn)當時已闖出幾條路，值得重視。白先勇老師對我說：歐梵學業(yè)成績好，每學期考第一。

在同學歐陽子等人的筆下，李教授多才多藝，對音樂和電影，更有驚人的豐富知識。所以快畢業(yè)時，他有兩個“妄想”：到好萊塢去學電影導演，到維也納去學指揮——雖屬家學淵源，但也遭父母反對，當然是無法實現(xiàn)的。只有做做夢！

李教授從好友劉紹銘教授處得知讀文學備受“吃馬鈴薯”之苦。他自認還沒有創(chuàng)作，怕申請不到獎學金，所以就選擇外交、新聞、歷史等路子。結(jié)果1962年芝加哥大學的國際關(guān)系要比伊利諾伊州立大學廣播電視系給的獎學金更高些，他就去念了。

但是他對當時國際關(guān)系研究所流行的“游戲理論”，不顧人文道義的外交方式，感到索然無味。辛苦煩悶，又窮得無錢買酒，也沒膽量去酒吧，當然更沒有膽量效白先勇的《芝加哥之死》去自殺，窮途末路下除了看看電影，就買學生票聽芝加哥交響樂團的演奏做僅有的娛樂。在焦慮之中他念沙特（J. P. Sartre）、卡繆（A. Camus）；又因看遍歐洲電影，電影夢再度洶涌起來，想申請加大學電影或印大學戲劇。但是，由于他在芝大跟隨選課和工作的東亞圖書館館長錢存訓的推薦，哈佛東亞系給了他全額獎學金，1963年秋他轉(zhuǎn)學這首屈一指的學府，開始念中國近代思想史。

“歷史是偶然，文學是興趣！”他不免感到內(nèi)心的恐慌。兒時的家庭教育中灌輸?shù)亩嗍窍ＥD神話，他的名字就取自希臘神話人物奧非歐（Orpheus），且他之前接觸的是西洋音樂與文學，而非國樂京劇圍棋及“四書五經(jīng)”、《左傳》、《史記》、唐詩，但他逐漸在一知半解中對過去的文化產(chǎn)生好奇心，重新再發(fā)現(xiàn)傳統(tǒng)，也發(fā)現(xiàn)了自己。

李教授的指導教授史華慈研究過嚴復，于是他由嚴復的好友林紓（琴南）翻譯的大量西方文藝作品推究起，發(fā)現(xiàn)從“五四”的一代到他父母的時代，都懷有一種浪漫的情緒，對外在世界不滿，對庸俗價值藐視，個人反抗遂演變成對純藝術(shù)的本體追求，故而有創(chuàng)造社初期“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的口號，實則熔浪漫與象征為一爐。這一代極為主觀地發(fā)泄個人情感如勇氣、熱情等，推崇強調(diào)人的本質(zhì)和尊嚴，又對社會現(xiàn)實具有人道同情心的作品，是特殊的歷史社會環(huán)境下的產(chǎn)物。

李教授的博士論文《中國現(xiàn)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就五四新文化運動與文學革命的密切關(guān)系，以20世紀60年代的歷史視野和角度，較客觀地析論當時文人的種種頹廢、逃避、自哀自憐的現(xiàn)象，雖各有其個人原因，但背后卻隱現(xiàn)著一個時代的大征象——中國知識分子，有史以來第一次集體感受到與政治社會的疏離。郁達夫有意無意間，用了19世紀由俄國的屠格涅夫首用的一個重要意象——零余者。

“五四”文人的弱點，正代表歷史上價值的變動。他們的疏離感——西方的并不盡相同——并非全出自物質(zhì)環(huán)境的變遷，而是淵源于對社會的一種自覺。從古至今，有心的知識分子很難掙脫，也不愿掙脫個人與政治、社會文化的密切聯(lián)系。

胡適以文學革命與西方文藝復興相比，但李教授認為與歐洲18、19世紀之交的浪漫主義反動相比更較適切。二者皆反對古典傳統(tǒng)的迂晦、雕琢、形式化，主張發(fā)揚個性、主觀、人性、皈依自然，奔瀉一己的坦誠和情感。如果說盧梭是浪漫主義之父，其《懺悔錄》是后來各浪漫作家的經(jīng)典，中國新文學所受的正是這種影響。

如徐志摩由哈代（T. Hardy）之死，歌頌整個歐洲文學。徐志摩的著眼、詞匯和看法全是浪漫的：“從《懺悔錄》到法國革命、浪漫運動，到尼采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從尼采到哈代，我們看到人類沖動性的情感，脫離了理性的挾制，火焰似的迸竄著，在這火焰里激射種種的運動和主義�！彼�推崇托爾斯泰、羅曼·羅蘭、泰戈爾、羅素，認為“他們?nèi)岷偷穆曇簦�永遠叫喚著人們天性里柔和的成分，要它們醒來，憑著愛的無邊力量，來掃除種種隔礙，我們相愛的勢力，來醫(yī)治種種激蕩我們惡性的瘋狂，來消滅束縛我們的自由與污辱人道尊嚴的主義與宣傳”。這顯然是盧梭的翻版，也證明其號召力。

郁達夫亦曾贊揚盧梭為人類解放者、反抗的詩人、自由平等的擁護者、大自然的驕子等。除上述者外，當時文人崇拜的英雄尚有：拜倫、雪萊、濟慈（J. Keats）、歌德、高爾基、雨果、拉馬丁（A. Lamartine）、莫泊桑，西方重要作家?guī)妆痪W(wǎng)羅殆盡，用同一浪漫氣息，不論優(yōu)劣派別，一口氣全都吞了進去。

對此，1926年梁實秋在哈佛就學時就寫過長文加以針砭。梁先生指出，“同時代的新文學運動根本的是受外國影響，推崇情感、輕視理性，對人生的態(tài)度是印象的，皈依自然、側(cè)重獨創(chuàng)�！绷合壬鷰煶绨妆诘拢↖. Babbitt），白氏師崇阿諾德（M. Arnold），是抨擊浪漫主義最烈之人，梁先生的態(tài)度是師承有自。

李教授又感覺到中國近代文學，也許是受西潮影響太快，往往兼容并取，只要是新的、時髦的，都是好的。但與西方浪漫作品相較，獨缺帶有宗教色彩的對宇宙人生的神秘感和想象力——20世紀英美批評家認為這是最重要的。

而且“五四”的文學作品，浪漫情緒的表現(xiàn)還是與國家民族的大問題相連，文學的形式，脫離不了寫實的手法，從一鱗半爪的消息走向前衛(wèi)式的各種新文學——自然主義、象征、抒情、傷感的人道主義等，又與純寫實的福樓拜大相徑庭。

他們也沒有把西方浪漫主義，自歌德、雨果之后的那種浪漫哲學特色吸收進來。歐洲作家覺得對現(xiàn)實不滿而創(chuàng)造、想象的藝術(shù)文學，應該是個有距離的美學世界，背后含有哲學背景，層次是高于現(xiàn)實社會的歷史的、政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