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7節(jié)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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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載——“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四句震爍古今的名言出自宋代思想家張載,又稱“橫渠四句”。原文為:“為天地立志,為生民立道,為去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意思是要為社會建立正確的價值體系,為百姓奠定安身立命的根基,為往圣先哲接續(xù)思想傳統(tǒng)和文化根脈,為千秋萬代開拓太平盛世的偉業(yè)。
這四句話最能表達儒者的襟懷,最能彰顯儒者的器識與宏愿,涉及精神價值、生命意義、學統(tǒng)傳承、社會理想等多方面的內(nèi)容,集中體現(xiàn)了宋朝士大夫自我意識的覺醒及其精神追求和社會擔當。毛澤東曾盛贊這四句話是“大宗教家之心志事業(yè)也”。
張載,字子厚,祖籍大梁(今河南開封),徙家鳳翔郿縣(今陜西寶雞眉縣)橫渠鎮(zhèn),人稱橫渠先生。他天資聰穎,少年喪父,性格早熟。因當時西夏經(jīng)常入境侵擾,他一度醉心兵事,想在疆場建功立業(yè),二十一歲時曾向時任陜西經(jīng)略安撫副使的范仲淹上《邊議九條》,陳述自己的見解。范仲淹在延州(今陜西延安)軍府召見了他,認為這位儒生志趣不凡,見識超群,可成大器,便勸他說:“你是儒生,當以弘揚圣人名教為事業(yè),何須研究軍事!”與范仲淹的會面改變了張載一生的命運,宋朝少了一位可能的將軍,卻多了一位曠代大儒。
張載聽從了范仲淹的勸導,回家苦讀《中庸》。但他仍感不滿足,又遍讀佛、道之書,最后回到儒家學說。經(jīng)過十多年的潛心鉆研,他終于逐漸建立起自己的學說體系。
張載著有《正蒙》《橫渠易說》《經(jīng)學理窟》等。他的學說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禮》為用,以孔、孟為法,提出了虛氣相即、體用不二的本體論思想以及“天地之性”與“氣質(zhì)之性”、“立天理,滅人欲”和“窮理盡性”等著名命題,實際上已基本建起了理學思想的框架,對二程的學說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
同時,張載還特別重視學以致用和人格修養(yǎng),他主張恪守儒家的道德規(guī)范,根據(jù)儒家的理想來施展抱負、建功立業(yè)。他認為要想真正完成理想的人格,不能單靠“內(nèi)圣”的心性修養(yǎng),還要參與到“外王”的事功致用,從而真正領悟到個人在現(xiàn)實社會中的人生位置。雖然他的學說體系中也滲透了不少佛、道思想的影響,但總的說來,是采取了推尊儒學、排斥佛道的立場。
張載的學說在關(guān)中地區(qū)影響極大,在當時形成了“關(guān)學”流派,堪與洛學媲美。他本人也大量招收門徒,通過講學活動來擴大自己的影響,成為關(guān)中地區(qū)的一代宗師。其弟子中著名的有:
呂大忠、呂大鈞和呂大臨三兄弟,蘇昞、范育、游師雄、種師道、李復、張舜民和薛昌朝等。關(guān)學的興盛對于淳化關(guān)中風俗、推動儒學的社會化發(fā)揮了重要作用。由呂氏兄弟制訂和實施的《呂氏鄉(xiāng)約》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村規(guī)民約”,其中心內(nèi)容是“德業(yè)相勸、過失相規(guī)、禮俗相交、患難相恤”,對后世的鄉(xiāng)村治理模式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程顥、程頤——北宋理學的實際開創(chuàng)者。程顥、程頤二兄弟是理學的奠基人。因為他們是河南洛陽人,又長期在洛陽講學,所以他們開創(chuàng)的學派被稱為“洛學”。
程顥,字伯淳,人稱明道先生。程頤,字正叔,人稱伊川先生。二程少年時,父親程珦通判南安軍(今屬江西贛州),當時周敦頤正在南安軍擔任管理刑獄事務的低級屬員,還很年輕,也沒什么名氣。程珦慧眼識人,對周敦頤的人品、學問極為欽佩,與他結(jié)為好友。程珦還讓兩個兒子拜周敦頤為師,從此兄弟二人便“慨然有求道之志”。后來,他們還跟表叔張載相與論學,探討《易》理。因此,二程的學說與周敦頤存在著一定的淵源關(guān)系,也受到過張載的影響。
程顥一生博覽群書,“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jīng)而后得之”。程頤也是“于書無不讀。其學本于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為標指,而達于六經(jīng)”。他們吸取張載關(guān)于“天理”的理論,正式提出了以抽象的、觀念性的“天理”作為最高范疇,并以此為核心構(gòu)建了一個更加龐大而精致的思想體系。
程顥說:“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背填U則將張載《西銘》(《正蒙· 乾稱篇》的一部分)中“民胞物與”、萬物同屬一氣的觀點概括和發(fā)揮成“理一分殊”的著名命題,重點探討事物的統(tǒng)一性和多樣性的問題,通過重新思考人倫道德和宇宙自然之間的關(guān)系,解釋社會秩序與道德理想的形而上依據(jù),開啟了天道性命之學的新境界,為宋代理學的“理一元論”思想奠定了基礎,同時也可以明顯看出其融合了佛教“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和“月印萬川”的思想。程頤的《伊川易傳》繼承了王弼義理派易學傳統(tǒng),將儒家義理解《易》發(fā)揮到了極致,成為宋儒“以《易》立言”的集大成者。
就二程學說的主旨而言,兄弟倆并無二致。但在義理的具體延伸、闡發(fā)及個人性情方面,兩人有著較大的差別。程顥資性過人,充養(yǎng)有道,主要通過直覺體悟達成對真理的認識,對后來的陸王心學,影響很大。程頤則主張居敬窮理,格物致知,強調(diào)由外知以體驗內(nèi)知。后來的朱熹,大致是沿著程頤的理路,發(fā)展了理學。如《宋元學案》中所說:“大程德性寬宏,規(guī)模闊廣,以光風霽月為懷。二程氣質(zhì)剛方,文理密察,以峭壁孤峰為體。其道雖同,而造德自各有殊也。”
與此同時,二程對于教育和講學活動也都極為重視。王安石變法開始后,程顥因政見不合退出政壇,與弟弟程頤一起,每天以讀書勸學為事,當時“士大夫從之講學者,日夕盈門,虛往實歸,人得所欲”。程頤早年就以一篇《顏子所好何學論》得到大教育家胡瑗的賞識,并開始在京師授徒講學,此后幾乎畢生從事學術(shù)和教育。他“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
有一則“程門立雪”的典故,說的是進士楊時為了鉆研學問,放棄高官厚祿,先后拜二程為師。某日,楊時和學友游酢一起去拜見程頤,適逢老先生靜坐打盹。這時天空下起了大雪,二人不敢打擾,一直在門外侍立。等到程頤醒來,門外的積雪已經(jīng)一尺多厚了。楊時和游酢尊敬師長的心誠意堅遂被后人傳為美談。
二程春風化雨,使得程門弟子,遍及四方,“洛學”也發(fā)展成與官方“新學”相互頡頏的主要學派。由于眾多門生弟子的繼承和弘揚,洛學的影響綿延不斷。南宋時期的理學各派,幾乎都可以從洛學中找到源流所自。
程門高足楊時,人稱“龜山先生”,畢生以弘揚二程之學、排斥王安石新學為己任。靖康年間,他曾任國子祭酒,南宋以后又在東南地區(qū)大倡講學之風,被視為洛學正宗,又被尊為閩中理學的鼻祖,是二程之學發(fā)展到朱子之學的關(guān)鍵人物。
謝良佐,字顯道,壽春上蔡(今屬河南駐馬店)人,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并稱“程門四先生”。謝良佐天資極高,黃宗羲曾認為:“程門高弟,予竊以上蔡為第一!敝x良佐嚴于律己,修身甚謹。他認為修身的最大障礙在于“矜”,也就是剛愎自用、驕傲自大。某次他與程頤分別一年后相見,程頤問他:“一年來有何進益?”他回答道:“唯去得一‘矜’字!背填U高興地說:“這足以證明你很用功,已經(jīng)達到‘切問而近思’的仁者境界了!庇纱肆粝铝恕傲甲羧ヱ妗钡那Ч偶言。他的“格物窮理”論,上接二程,下啟朱熹。他的以禪證儒的治學方法在當時和后世也很有影響,開創(chuàng)了心學的先河。
胡安國是程氏私淑弟子,未曾登堂入室。他與謝良佐、楊時和游酢等程門高足交游講論,義兼師友。南宋以后,其倡明洛學之功可與楊時相比。安國以其學傳子胡宏(五峰先生),胡宏長期講學于南岳衡山,張栻從其問學。后來張栻主持岳麓書院,從學者甚眾,由此奠定了湖湘學派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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