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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建時代的政權、兵權、土地所有權，是藩主和武士階級專有的，學問也是武士階級專有的。教育的機關，除了藩學而外，私立的學塾，也是為武士而設。商人、工人、農夫，不但是在社會階級上被武士壓服，連智識上也是被武士階級壓服了的。日本從前叫商人作“町人”，因為他們是住在街坊上的；叫農夫作“百姓”，這大概是把中國的熟語用錯了。這兩種人的品性，很可研究。農夫完全是靠務農生活，雖是一生一世，沒有智識，沒有學問，又沒有社會上的榮譽地位，但是一生和自然做朋友，所以性格是很純樸的。兼之那個時代政治思想是重農主義，藩主武士們腦筋里，受著中國民以農為本的感化，至少對于百姓們的人格，不會有很大的輕侮，所以還過得去。唯有商人，在社會階級上，既然處于被治的階級，住的地方又和治者階級接近，所營的生業(yè)又要依賴治者階級。只在一種極鄙陋曖昧的空氣里面，做世襲的守財奴，性格上自然發(fā)生出很齷齪的鄙卑習慣來。人格上毫無地位的商人，當然不會有高尚的德性，因為高尚的德性，不但不能夠幫助他的生活，反而可以妨害他的生活的。有名的實業(yè)家澀澤榮一，他有一篇論封建時代商人性格的文章，講得很清楚，看他這一段話，就可以明白六十年前的商人氣質了。
　　
　　從前國家的租稅，為主的就是米。也有征收蠟、沙糖、藍、鹽各種貨物的。幕府及各藩邦，把自己所征收的質物，用他們的官船，裝到江戶（就是現(xiàn)在的東京）大阪去，用投標的方法，賣給大商人，大商人再賣給門莊的小店家。此外雖然也有直接向農家收買米糧等類來販賣的商人，不過大宗買賣，卻是由官府出來的。所以那個時代的商人經(jīng)營的，不過是一種小賣店。這大一點的商人，所謂“藏宿”（是代官府賣貨兼做貨棧的商人）、“御用達”（是專替官府做買賣的大掮客），都是歷代相傳的大家。主人只要在屋子里面招呼一點年節(jié)計算，就可以了，其余生意的事，都是交給經(jīng)理的人。到各藩府里出入，年節(jié)非送禮不可，對那些官吏，非請他們吃酒嫖妓不可，只要這種事做得周到，生意就大可以發(fā)達了。
　　
　　這個時代，商人和官吏的社會階級，相差得很遠，絕對是不能夠同席談話的。極端地講，簡直就是沒有把商人當人，江戶那樣的大都會，比較好一點，小藩地方，尤其厲害。小小一個代官出門，商人農夫都要跪在地下。商人見了武士，無論什么事，都是絕對不能夠辯論是非曲直。如果武士們出了一個難題，實在不能應承，也不過只敢說：“貴意是一點不錯的，請許我詳詳細細地想過之后，再來回明就是。”總而言之，當時商人對武士，實在卑污到極點的了。
　　
　　商人既處于卑賤的地位，當然養(yǎng)成了一種卑劣的性格。從前那些武士們，對于商人是很鄙屑的，他們所讀的中國書，也都是充滿了賤商主義的文字，以為這是下賤人天生的習性，叫這種性質做“町人根性”。罵人的時候，也就是把這一句話用做頂惡劣卑賤的意義，一直到現(xiàn)在，上流社會里面的人，平常還拿這句話罵人。就這一點看來，就可以曉得日本的封建制度，一面是養(yǎng)成一部分食祿報恩主義的武士，一面也造成下賤卑劣的商人。武士的性格，是輕死生，重然諾；商人的性格，是輕信義，重金錢。一面是回教式的神秘道德，一面是猶太式的現(xiàn)金主義。所以承繼武士道氣質的武人，雖然專制，卻是許多年來的歷史，把他造就成一種意志堅強，自尊心豐富，能夠不怕強權，同時也就不欺弱小。在戰(zhàn)陣上能夠奮勇殺敵，而在自己失敗的時候，也就能夠為惜名而自殺。我們要曉得歐洲尊重女子的風俗，是出于騎士憐愛女子，就可以推想所謂武士道的特質了。我常常想，何以歐洲人對于美洲土人那樣慘酷，竟忍心動輒坑殺數(shù)十萬的土人，原來這種行徑，絕不是出于純粹的戰(zhàn)士，而是出于拿了刀的商人和流犯。日本封建時代所謂“町人根性”，一方面是陰柔，而一方面是殘酷，以政治上的弱者而爭生活上的優(yōu)勝，當然會產生這樣的性格。現(xiàn)在日本的實業(yè)家里面除了明治時代受過新教育的人而外，那些八十歲級的老人里面，我們試把一個武士出身的澀澤和町人出身的大倉比較研究起來：一個是誠信的君子，一個是狡猾的市儈；一個高尚，一個卑陋；一個講修養(yǎng)，一個講勢利。這種極不同的性格，就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出武士、町人的差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