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節(jié)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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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直門內(nèi)公用庫八道灣11號魯迅寓所，是他創(chuàng)作《阿Q正傳》的地方。
為了證實上述判斷，我們還可以提供三個旁證材料。 一、魯迅有個筆名叫“宴之敖”，十分奇特。他本人解釋說：“宴從宀(家)，從日，從女，敖從出，從放(《說文》作敖，游也，從出從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 女人逐出的。”可見魯迅本人也認為他被“逐出”八道灣是羽太信子造成的。二、1924年6月11日，移居西三條新居的魯迅重回八道灣“取書及什器”，跟周 作人夫婦發(fā)生一場劇烈沖突。魯迅當天日記寫道：“……下午往八道灣宅取書及什器，比進西廂，啟明及其妻突出詈罵毆打，又以電話召重久及張鳳舉、徐耀辰來， 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凡捏造未圓處，則啟明救正之。然終取書器而出。”可見捏造魯迅“罪狀”的是羽太信子，周作人扮演的是“婦唱夫隨”的角色，其內(nèi) 容下流，故語多污穢。三、1964年6月，香港友聯(lián)出版公司出版了趙聰?shù)摹段逅奈膲c滴》一書，其中收入了《魯迅與周作人》一文。這篇文章篇幅不長，主要 是征引魯迅日記中有關(guān)兄弟失和的記載。文中寫道：“許壽裳曾說過，他們兄弟不和，壞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據(jù)說她很討厭她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 住。”周作人收到了鮑耀明寄贈的這本書。他在同年10月17日致鮑耀明信中說：“昨日收到《五四文壇點滴》，謝謝�，F(xiàn)已讀了十之八九，大體可以說是公平翔 實，甚是難得。關(guān)于我與魯迅的問題，亦去事實不遠，因為我當初寫字條給他，原是只請他不再進我們的院子里就是了。”同月30日致鮑耀明信說：“《五四文壇 點滴》據(jù)我所知道的來說，大抵去事實不遠。著者似尚年輕，唯下筆也還慎重，這是很難得的。”同年11月16日致鮑耀明信又說：“魯迅事件無從具體說明，唯 參照‘五四點滴’中所說，及前次去信約略已可以明白。”筆者認為，周作人基本肯定《五四文壇點滴》一書中對兄弟失和一事的說法，也就是從基本事實上肯定了 魯迅日記的有關(guān)記載，肯定了許壽裳關(guān)于“他們兄弟不和，壞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的說法。四、關(guān)于羽太信子從中挑撥的具體內(nèi)容，當時跟魯迅和周作人雙 方都有密切交往的章川島先生曾經(jīng)談過。1975年，川島先生曾對魯迅博物館的工作人員解釋說：“魯迅后來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 謠說魯迅調(diào)戲她。周作人老婆對我還說過，魯迅在他們的臥室窗下聽窗。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為窗前種滿了花木。”(見魯迅博物館保存的章川島談話記錄)基 本弄清了魯迅與周作人失和的起因，人們自然還會追問：“羽太信子為什么要憑空誣蔑魯迅呢?”不同的知情者對于這個問題的回答基本上是相同的。郁達夫的回憶 中已點明根子在經(jīng)濟問題。川島在談及這一問題時說：“主要是經(jīng)濟問題。她(指羽太信子)揮霍得不痛快。”俞芳在追憶魯迅母親關(guān)于這一問題的談話時寫道： “這樣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這真出于我意料之外。我想來想去，也想不出個道理來。我只記得：你們大先生對二太太(信子)當 家，是有意見的，因為她排場太大，用錢沒有計劃，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別人去借貸，是不好的。”許廣平回憶，魯迅曾對她說過：“我總以為不計較自 己，總該家庭和睦了罷，在八道灣的時候，我的薪水，全行交給二太太，連周作人的在內(nèi)，每月約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請日本醫(yī)生來，過日子又不節(jié)約，所以 總是不夠用，要四處向朋友借。有時借到手連忙持回家，就看見醫(yī)生的汽車從家里開出來了。我就想：‘我用黃包車運來，怎敵得過用汽車帶走的呢?’”周建人在 《魯迅與周作人》一文中也明確指出：魯迅與周作人分手，“不是表現(xiàn)在政見的不同、觀點的分歧，而是起源于家庭間的糾紛，造成兄弟失和”。“魯迅在教育部的 薪水每月三百元，還有稿費、講課費等收入，周作人也差不多。這比當年一般職員的收入，已高出十多倍，然而月月虧空，嚷錢不夠用。”
魯迅曾經(jīng)感嘆道：“負擔親族生活，實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事，以至頭白。”這里所說的“親族”，不僅包括了周作人，而且包括了周作人的日本親屬。 為了供養(yǎng)尚在日本留學的周作人和他的日本親屬，魯迅毅然中輟了他的留學生活回國謀事。待周作人歸國之后，魯迅不但負擔全家生活的絕大部分費用，還要繼續(xù)資 助周作人的岳父、岳母、妻弟、妻妹。1925年10月7日，在魯迅與周作人絕交兩年之后，周作人的妻弟羽太重久還在致魯迅的信中說：“上月蒙兄長給予及時 補助，非常感激。長期以來，有勞兄長牽掛，真是無言可對。對您長年以來的深情厚誼和物質(zhì)援助，真不知說什么才好。”可見魯迅已經(jīng)做到了仁至義盡的程度。在 魯迅遺物中，保存了三冊《家用賬》，起于1923年8月2日，即魯迅從八道灣移居磚塔胡同的第一日；止于1926年2月11日，共兩年零六個月。據(jù)統(tǒng) 計，1923年8月至1924年2月，平均每月生活費為三十九元四角三分；1924年2月至1925年1月，平均每月生活費四十八元零六分；1925年2 月至1926年2月，平均每月生活費六十六元六角五分。從這個賬目可以看出，魯迅跟周作人失和之前，他收入的絕大部分都被羽太信子揮霍了。畢生清苦的魯迅 不滿于羽太信子這種暴發(fā)戶的作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料羽太信子不僅不聽從魯迅“花錢要有計劃，也得想想將來”的規(guī)勸，反而惡意中傷，玷污魯迅的人格。 無怪乎魯迅與周作人鬧翻之后，周老太太對人說：“你們大先生和二先生不和，完全是老二的過錯，你們大先生沒有虧待他們。”不久，周老太太也憤然搬出八道 灣，跟他的長子一起生活了。
由于受了種種誣蔑委屈，魯迅搬出八道灣后大病了一場，但他“不喜歡多講”，直至臨終前一個月才寫信告 訴自己的母親(魯迅1936年9月3日致母親信)。對于羽太信子的兇悍，魯迅十分憤慨；對于周作人的昏聵，魯迅深表痛心。然而，自從兄弟失和之后，魯迅沒 有公開對周作人進行過多的批評，反而時時默念著尚未泯滅的手足之情，唯恐周作人步入歧途。
1925年10月，魯迅用抒情詩的語言 寫出了著名的小說《傷逝》。作品中的主人公涓生和子君是五四時期為婚姻自主、戀愛自由、人格獨立等新思潮所激蕩的青年男女的典型，并不是影射比附現(xiàn)實生活 中任何人，這是無可爭議的。然而魯迅選擇“傷逝”二字作為篇名，的確蘊涵著他某種情感的瞬間波動。同年10月12日，也就是魯迅寫成《傷逝》的九天之前， 跟魯迅關(guān)系極為密切的《京報副刊》刊載了羅馬詩人卡圖路斯的一首短詩，譯者“丙丁”（系周作人筆名），題目就叫《傷逝》，全文是：
我走盡迢遞的長途，
渡過蒼茫的大海，
兄弟呵，我來到你的墓前，
獻給你一些祭品，
作最后的供獻，
對你沉默的灰土，
作徒然的話別，
因為她那運命的女神，
忽而給予又忽而收回，
已經(jīng)把你帶走了。
我照了古舊的遺風，
將這些悲哀的祭品，
來陳列在你的墓上：
兄弟，你收了這些東西吧，
都沁透了我的眼淚；
從此永隔冥明，兄弟，
只囑咐你一聲“珍重”!
《京報副刊》發(fā)表這首詩時，特意說明“這是詩人悼其兄弟之作”。詩的右側(cè)配了一幅比亞茲萊所作的插圖：一個人舉起右手，“表示致聲珍重的意思”。無怪乎周作人讀了小說《傷逝》之后，會覺得這篇小說“乃是借了男女的死亡來哀悼兄弟恩情的斷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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