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節(jié) 治理精明,仁義高唱,天下從此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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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
我認為真正善于治理天下的人并不這樣。他們認為,老百姓自有本身的穩(wěn)定的天性,要穿衣就要織布,要吃飯就要種田,這是他們共同的本能,這叫共識、共同利益、共同的規(guī)范。在符合自身天性的活動中,他們彼此一致,卻不需要結(jié)黨成伙,這就叫自然而然,縱性放任于天地之中。
嗚呼莊子!他抨擊那些煩瑣苛政、嚴刑峻法,他抨擊當(dāng)時的為政者擾民亂民、坑害百姓反而得意洋洋、吹噓叫賣、欺世盜名。他講的伯樂、陶匠、木匠的故事既有趣又發(fā)人深省,令人擊掌叫絕。但是他的民有常性,只要按常性做就萬事大吉的設(shè)計卻未免天真幼稚,失之于幻想。民有億萬,性有什千,地域、族群、血統(tǒng)、文化、觀念,尤其是利益之分別無處不在、無時不在。不但民與民能夠發(fā)生矛盾沖突,人與人能夠發(fā)生齟齬斗爭,同是一個人連自己也有找不到自己的常性的時候,陷于選擇上的困惑與兩難。再說,有所管理,有所主張,有所維護,有所堅守,也是人之常性,正像無為而無不為、無可而無不可、與世無爭等也是常性之一種。你依常性而治,你搞常性烏托邦主義,按誰的常性呢?按莊先生的常性嗎?孔先生、孟先生、墨先生、師先生、離先生等都與您常性不同,咋辦?沒有社會沒有家庭,個人難于存活;有了社會家庭之累,就有人際關(guān)系的種種麻煩。莊子關(guān)于常性的說法很漂亮,但是有點站著說話不腰疼的風(fēng)涼。莊子的治國之論非常高明,高于常人常理,但是缺少成功踐行的實例。
我們還可以對有關(guān)問題進行語義學(xué)的分析。國人講風(fēng)格風(fēng)度,有兩組概念,A組的核心字是“謹”,包括嚴謹、恭謹、謹慎、拘謹,如“諸葛一生唯謹慎”。其中只有拘謹一詞較有貶義,其他都是好詞兒。B組的核心字是“放”,放手、豪放、奔放、粗放、放任、放縱、放肆。這七個“放詞”中,放手、豪放、奔放三詞是褒義的,粗放有輕微貶義,放任、放縱與放肆則是完全貶義的。尤其是放肆一詞,常為尊長訓(xùn)斥下屬時所喜用,帶有一種居高臨下的威猛氣勢。從語義的討論上,我們可以看到中華文化的崇謹傳統(tǒng),尤其是官場的尚謹之風(fēng),大大咧咧的家伙不是好官。反溯到莊子,他喜歡將“放”字當(dāng)好詞用,不但放是好的,“遙蕩(任心縱散)恣。ǚ湃螣o拘束)”(《大宗師》),也都是他向往的,可惜,他的向往相當(dāng)程度上被中華文化的傳統(tǒng)所否定了。
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dāng)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鄉(xiāng);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系羈而游,鳥鵲之巢可攀援而窺。
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并,惡乎知君子小人哉!
所以在大德昌盛的時代,人們做事緩慢持重,眼神也都比較專一,不怎么東張西望。(或理解為:做事的狀態(tài)、看人的神態(tài),都是自然而得意的。)那時候,山嶺上沒有棧路也沒有隧道,水面上沒有船只也沒有橋梁;萬物共生,比鄰而居;鳥獸一群一群,草木也是自由自在,連成一片地茁壯生長。所以,想牽上什么鳥獸一起游玩也就一起游玩,想攀緣到哪里去看鳥鵲之窩,也是隨便。
在這樣的至德之世,人和鳥獸混居,與萬物并存,何從區(qū)分什么君子與小人呢。
寫得真好!“填填”、“顛顛”,我寧愿取前面的解釋,即持重和專一。雖然解釋為自然、得意,與對于放的向往較易銜接。因為莊子喜歡的放,并不是當(dāng)今奔波迅捷、競爭浮躁之放,而是遠古無為無欲、無爭無言之放,是在大臭椿樹下睡大覺之疏放,是乘大葫蘆而游江湖之豪放,正好與緩慢持重、專一踏實相銜接,也正好與當(dāng)今人們普遍詬病的浮躁相比對。這樣的莊子的放,應(yīng)該能夠把持重、專一與自然、得意統(tǒng)一起來。至于老子,并不那么講放,相反他要講“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第十五章):小心翼翼,好像冬天過冰河;醒覺警惕,像要提防四面之?dāng);還要正兒八經(jīng),像做客一般。
事物的發(fā)展與變化,文化的豐富與精微,社會生活視野的無限擴大,生產(chǎn)力與科學(xué)技術(shù)的日新月異,財富的核能爆炸般的增長,欲望因其不斷實現(xiàn)所產(chǎn)生的無限膨脹,使人們的心態(tài)比古人浮躁得多,現(xiàn)代人要更心慌意亂,更顧此失彼,更疲于奔命,更丟三落四,更暈菜得多。這種信息爆炸、任務(wù)加碼、動靜失衡、生活混亂的痛苦,是值得研究研究、分析分析了。想想莊子的有關(guān)說法,說不定對我們大有益處。
毛澤東有言,差異就是矛盾。莊子的思路則是盡最大努力抹平一切區(qū)別。一切差異,說一千道一萬,還是要齊物。莊子提倡的是“平心”,這與西方思想家拼命提倡的平等各有千秋。
當(dāng)然事情沒有這樣簡單。時到今日,要牽上一只猴子蹓馬路應(yīng)非易事,但是我在不丹王國的經(jīng)驗使我相信,《莊子》的有關(guān)說法不完全是烏托邦。在不丹,由于所有的狗受到全民的愛護喂養(yǎng),于是狗沒有私有被私有的意識,沒有對立與警惕的意識,沒有惡意的吠叫,它們在大街上任意躺臥休息,對任何人都是友好的。你即使躲來躲去還是不小心踩上了它的尾巴,它也只不過是“哼”一聲,縮一縮繼續(xù)睡覺而已,不會怒目相視,不會發(fā)出惡聲,更不會齜露牙齒。這太驚人了,也太值得深思了,卻是我親眼見到親身經(jīng)歷的。
不丹的狗似乎是所謂的先王之世的狗,是無為而無不為的狗,它們沒有主人也就沒有敵人,沒有任務(wù)也就沒有執(zhí)著,沒有期待也就沒有操心。當(dāng)真是一種理想啊。
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圣人,蹩躠(biéxiè)為仁,踶(zh#)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尊?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yīng)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圣人之過也。
保持無知的狀態(tài),也就不會脫離至德、大德、玄德;保持無欲的狀態(tài),也就會處于樸素、質(zhì)樸、純正的情況中。能夠素樸,也就能使萬民百姓的天性得到發(fā)揮滿足,永葆無瑕的天性。到了某些所謂圣人那里,吭哧吭哧搞出個仁來,吱扭吱扭鬧出個義來,好了,這一回天下就琢磨疑惑嘀咕上了;再隨心所欲地弄出點樂,別別扭扭鬧出一大套禮法禮儀禮數(shù),天下眾人也就分了家——分裂,分化,互為陌路,互不理解,乃至互相敵對起來了。唉,不砍伐純樸的樹木,哪兒來的酒器?不毀壞潔白的璞玉,哪兒來的珪璋?不廢棄自然而然的大道玄德,哪兒用得上仁義?不背離真實的性情,哪兒用得著禮樂?五色不錯亂,哪兒能調(diào)出好看的色彩?五聲不錯亂,哪兒能應(yīng)和六律?砍伐樹木而制造器具,是工匠的罪過;毀壞道德而提倡仁義,是圣人的罪過。
文章寫得真漂亮!稀奇的、與眾不同的思路,寫得洋洋灑灑,雄辯而且情緒飽滿。你說這是莊子的幻想吧,這些說法卻確實不無道理。仁義的說教有時會變得虛偽空洞,殘害性靈,會成為迫害他人攻擊他人的旗號。自古以來,政治斗爭中的一方,總是會以對立面不仁不義、無道無德為理由號召鳴鼓而攻之。所謂鳴鼓而攻的鳴鼓,就是鳴仁義之鼓。禮法與按禮法奏樂,有時也會令人生厭,變真情為走過場。所謂行禮如儀,潛臺詞是并無真情實感。各種制作,不是沒有可能變成造作,變成對于材料的浪費毀棄,將無數(shù)人力、物力、財力投放到莫名其妙的工藝中,成了自找苦吃、自找麻煩。人的這種“制造”的習(xí)慣,破壞了多少生態(tài),糟蹋了多少資源!求新逐異、浮躁追風(fēng)、裝模作樣而實際上是資質(zhì)庸劣的藝術(shù),鬧出了多少混亂變態(tài)、自欺欺人的色塊與音響,毀壞著而不是陶養(yǎng)著人們的耳目身心。莊子太有預(yù)見了,他已經(jīng)預(yù)見到二十世紀、二十一世紀的視聽信息的爆炸與危殆了!他早在兩千數(shù)百年前,已經(jīng)呼吁原生態(tài),呼吁回到大自然了!
這里的有了仁義天下始疑、搞了禮樂天下始分的說法也極精辟。依此而言,后天的、由圣人辛辛苦苦制定宣講的仁義之說,不過是憑空增添了麻煩與困惑。人做各種事情,本來靠自己的本性與良知就可以作出判斷,何者可為何者不可為,一加仁義之論,一搞外加的概念崇拜、概念統(tǒng)制,反而使疑義增加。例如父慈子孝、君明臣忠、夫唱婦隨,一般情況下似乎比較好辦,如果父子、君臣、夫婦之間出了矛盾,各說各的理,或者是君、夫的責(zé)任更大,怎樣做才符合仁義的要求呢?不疑才怪,不爭才怪。至于禮樂使人分家,這個思想就更先進了,這就是亨廷頓所說的文化沖突的濫觴啊,你提倡你的禮樂,我提倡我的禮樂,兩者不統(tǒng)一,能不掐起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