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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8月，崔永元邀我和他一起在寧夏永寧縣的一個農村現(xiàn)場主持資助貧困大學生的電視節(jié)目“圓夢行動”，去之前，我還以為這個鄉(xiāng)只有一個考上大學的貧困生，到現(xiàn)場一看，那小小的偏僻的鄉(xiāng)包括貧困的和不貧困的，居然有20多名應屆大學生，且不說還有在讀的大學生、已畢業(yè)的大學生、高初中畢業(yè)生、高初中在讀生等等。這令我非常驚喜。50多年前我移民到寧夏的時候，一個村莊若有誰接到封信，就得跑幾十里路到鎮(zhèn)上求識字的人念給他（她）聽。如果說50年前那個時候“國民素質”不高尚可理解，但今天，教育已普及到如此程度還嫌不高，仍在說這些人自己還不能做主，難道要等到人人都是博士才能實施民主政治？前不久，還看到一篇文章，說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員張建新認為：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人更加具有防范性，更講究人情，但缺乏適應生活變化的靈活性。而在經濟快速發(fā)展背景下的中國人則更具有責任感、情緒性、務實性、領導性、和諧性、節(jié)儉性等行為傾向，傳統(tǒng)上的阿Q精神、重人情、輕法理、刻板自制等特征卻變得不那么明顯了。這可是中科院專家研究的結論，應該具有一定的權威性，并且凡是經歷改革開放至今的中年人也能親身體會得到。中國人已經具有“責任感、情緒性、務實性、領導性、和諧性、節(jié)儉性等行為傾向”，如這還不夠，我真不知道國民素質的高低究竟以什么來衡量了。
　　
　　良好的國民素質是民主的社會制度與良好的文化生態(tài)培養(yǎng)出來的，而不是只有良好素質的國民才配享受民主的社會制度。歷史證明，專制制度只能產生大量的貪官污吏和暴民刁民。“只有良好素質的國民才配享受民主的社會制度”這種觀念，就好像說：我想給你一件漂亮衣服，但你必須先把自己洗干凈，不然你就不配穿！不配穿就不給你！可是你能不能反過來做？你先給人一件漂亮衣服，他自然而然會先把自己洗得干干凈凈的。你可以放緩政治體制改革，你可以由你做主來“代表”我，你可以自己檢查監(jiān)督自己而不放心讓我來檢查監(jiān)督你，但請你不要詆毀我的“素質”。“存在決定意識”，沒有可以自己管理自己地方政務的條件和環(huán)境，怎能讓人民群眾提高及展示管理自己的能力？怎能達到“更生”先生所希望的“國民性根本改變”？請不要總是拿“國民素質低下”來說事，拜托！
　　
　　我這樣說可能有人會覺得我有“民粹主義”的嫌疑。而我認為，放手讓人民群眾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務，自己選出真正能代表自己的“人大代表”，并不會造成社會無序，天下大亂。一般老百姓其實并不關心國家大事，不止中國人如此，任何國家的老百姓包括美國人也是這樣。人們關注的僅僅是個人現(xiàn)實的、周圍的、具體的、與自己利益密切相關的地方事務。1966年，毛澤東發(fā)動“文革”的第一個公開號召是“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以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崇高威望，人們應該身體力行、積極貫徹的吧，其實不然。“文革”剛一開始，“革命群眾”卻趁機提出個體的利益訴求，打著“捍衛(wèi)毛主席”的旗號紛紛成立各種實際上是爭取自己利益的“戰(zhàn)斗隊”。工廠工人以“反對資產階級管、卡、壓”為名磨洋工；青年學生起來反對老師，爭取不考試、不受管的自由；復員轉業(yè)軍人提出補發(fā)復員轉業(yè)費；早期上山下鄉(xiāng)的青年學生在“鬧革命”的名義下大批回城；掃大街的也成立了要求增加工資、改善勞動條件的組織（美其名曰“‘橫掃一切害人蟲’戰(zhàn)斗隊”）；連早已被鎮(zhèn)壓下去的“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也蠢蠢欲動，要求“翻案”或“平反”……全國各地各單位的底層群眾一下子都起來“造反”，實際上是十幾年來在地方及機關單位內部干群之間積累下的矛盾和怨氣的一次大宣泄。作為對立面的各地方和機關單位的頭頭一下子全被打成“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被整得灰頭土臉。表面上鬧的是“國家大事”、“兩條路線之爭”，實際內容都是地方及機關單位內部或今天所說“社區(qū)”內部的事，更多的是人事紛爭。這才是“文革”為什么一夜間就能在全國鬧騰開、“文革”之火很快燃遍中華大地的真正原因，才是所謂“大民主”由以產生的動力。后來，政治壓力與政治宣傳的力度加大，經濟利益的訴求明顯絕望，“革命群眾”逐漸發(fā)現(xiàn)“文革”原來并非要打倒本單位、本地方的頭頭，針對的僅僅是中央“劉鄧一小撮”，才學會根據(jù)自己的政治利益在本地、本單位站哪個“隊”。經濟訴求轉化為權力爭奪，派性由此而生。在權力面前，人與人之間似乎有不共戴天之仇，于是武斗開始，全國打得一塌糊涂。整個“文革”期間，“國家大事”與老百姓毫不沾邊，一般老百姓對打倒中央的某某人這種“國家大事”毫無興趣，對高層“兩條路線”的斗爭作壁上觀，政治笑話風行，小道消息盛傳，致使道德淪喪、信仰喪失的同時，國民經濟瀕臨崩潰。
　　
　　時至今日，“造反”的時代不但早已過去，更成了犯法行為，但人民群眾的利益訴求仍找不到代言人，于是，另一種中國特色的政治方式應運而生，這就是“上訪”。“上訪”成了“造反”的另一種形式（所以很多地方和單位會派人圍追堵截乃至扣押監(jiān)禁上訪者）。中國有千千萬萬人曾上訪或正走在上訪的路上。怎么會有那么多人？因為“人大代表”不代表人民，“一個精英和幾個精英”更不代表人民，上下層之間沒有溝通的渠道，人民群眾缺乏在體制內提出訴求并能解決問題的機制，因而這種體制外的方式竟也成了體制內的一根管道，還成了一根重要的管道。那么，請問，有哪一個上訪者提的是“國家大事”？是為了“國家大事”不顧辛勞地去“上訪”申訴的？沒有！一個都沒有！可見人民群眾關心的是什么。所以，你讓人民群眾有真正能夠代表自己的“人大代表”，“國家大事”怎么會亂得起來？相反，如果沒有真正能代表人民群眾、由人民群眾自己投票所選出、完全把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地方官員，地方群體性的騷亂說不定真正會干擾到“國家大事”呢。
　　
　　確實，有一篇文章是我必須承認有偏激情緒的，是一時氣憤之作，那就是《我為什么不買日本貨》。很多網友對此有意見不無道理。趁此機會請允許我略加說明：這篇文章發(fā)表在“反法西斯戰(zhàn)爭和抗日戰(zhàn)爭勝利五十周年”的1995年，那時，中日關系正常，兩國交好，所以世界各國特別是在反法西斯戰(zhàn)爭中勝利的國家都舉行盛大慶典的節(jié)日之際，我們卻淡然處之，民間反應也很平靜。網友們可以查看一下當年的報刊資料，看有多少文藝界、社科界的人士就此紀念日發(fā)表過文章，講過話。極少！我們對歷史的梳理、認識、反思和紀念，不但受意識形態(tài)的制約，還嚴重地受著政治形勢的左右。中日政治經濟關系好的時候，對過去的不愉快就淡化處理，關系鬧僵的時候，陳芝麻爛谷子、新仇舊恨都要拿出來算一算。我當年發(fā)表《我為什么不買日本貨》，與其說是對日本人憤懣，還不如說是對我們自己的健忘和對歷史的態(tài)度表示憤慨。果然，到“反法西斯戰(zhàn)爭和抗日戰(zhàn)爭勝利六十周年”的2005年，由于兩國的政治關系逆轉，我們對二戰(zhàn)的宣傳和紀念的動作就大多了，民間還出現(xiàn)了不應有的非理性行為。而這時，我卻一句話也沒說，一個字也沒寫。我不是一個“反經濟全球一體化”主義者，相反，我認為經濟一體化、全球化的趨勢是世界潮流，特別是我們已經進入WTO以后。在這個大潮中，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自給自足地不購買、不使用外國貨。我那篇文章確實是虛張聲勢，其實我自己就沒有“貫徹執(zhí)行”，也行不通。這也教訓了我寫散文雜文一定要實事求是，要有科學性。說到實事求是和科學性，趁此機會我就談談我對中日關系的看法。
　　
　　我以為日本人和我們中國人犯同樣的毛病，恐怕這也是泛東方人的性格特點，那就是對歷史的選擇性記憶。在我們指責日本人篡改歷史教科書的時候，我們自己不是也在不斷修改自己的歷史教科書嗎？不過是別人改寫歷史叫“篡改”，我們改寫歷史叫“修訂”而已。好像是胡適說過，歷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我們這位可愛的中國小姑娘真是活受罪，因為我們的美容師太差勁了！直到今天，中學的歷史課本還沒有搞定。我們竟然不知道從五千年中“選擇”出一些什么東西向后代交代。我們似乎以為將歷史原原本本、清清楚楚、是什么就是什么告訴后代是不行的，歷史必須由我們這一代來修飾、來清洗一遍。學生如嬰兒，我們喂什么他們吃什么，尤其是歷史，那里面的臟東西太多，不衛(wèi)生。所以說，在《資本論》的序言中馬克思引用賀雷西的那句話對今天的中日關系還有現(xiàn)實意義：“只要換一個名字，這正是說的閣下的事情。”中國人和日本人一樣都不能正確對待歷史，如果兩國人民能從這個角度出發(fā)，倒是應該同病相憐，互相諒解，從而關系會好得多點。
　　
　　近年來，我們大力提倡科學的發(fā)展觀，這個號召我百分之百同意。我們吃非理性的、反科學的發(fā)展觀之苦吃夠了！但建立科學的發(fā)展觀，首先要體現(xiàn)在我們對待過去的態(tài)度上。因為“發(fā)展”并不僅僅是立足于今天向未來發(fā)展，只是今天到明天的一段。過去、今天、明天是統(tǒng)一的、有連續(xù)性而不可分割的；把過去、今天、明天統(tǒng)一起來有機地研究才符合完整的科學發(fā)展觀。對歷史，我們應該原原本本、清清楚楚、是什么就是什么加以梳理，告之于眾，至于今天怎樣認識那里面的臟東西是另一回事，這才是科學的態(tài)度。我們曾經犯過錯誤、走過彎路，錯誤是哪些、彎路怎么樣，造成了多大損害，明明白白地告訴人民大眾，天塌不下來�？偸刂鴤鹘y(tǒng)的“為長者諱、為親者諱、為尊者諱”的歷史編寫方法和宣傳指導原則，對中國人經歷的“浩劫”猶抱琵琶半遮面，結果是：今天很多中國人以為當前許多不盡如人意的、陰暗的社會現(xiàn)象全是改革開放造成的。
　　
　　清理揭示過去的錯誤，不但不會有損今天的輝煌成就，反而會使今天的成就更輝煌。日本人也應該這樣，侵略了就是侵略了，有過慰安婦就有過慰安婦，你可以認為侵略得有道理，在戰(zhàn)爭中有慰安婦也正常，但你不能不承認有過那么回事。所以，我覺得今天中日兩國共同成立了歷史研究的機構是明智之舉，值得我們期待。“民族主義”情緒是不可避免的，一個民族連點“民族主義”都沒有就沒有了民族精神，但到了狹隘的地步就會變質而腐敗。其實，“狹隘的民族主義”正是一個民族由于綜合力量不強，在世界上缺乏競爭力，沒有自信心的表現(xiàn)。國家的綜合國力提高了，“狹隘”自然會逐漸消解，甚至會消解到“主義”都不存在，只有“民族精神”的程度。英法兩國曾有百年之戰(zhàn)，法德兩國也曾發(fā)生多次戰(zhàn)爭，二戰(zhàn)時德國和歐洲各國為敵，按說這些國家相互間應該苦大仇深，但二戰(zhàn)后他們都在現(xiàn)代化進程中獲得長足發(fā)展，正是現(xiàn)代化的成果消解了他們之間的歷史仇恨，如今，整個歐洲成了一個統(tǒng)一體。中國在改革開放后經濟迅猛發(fā)展，已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我們已經有資格寬容、有能力寬容了，何必不寬容一點。要知道，二戰(zhàn)后日本的GDP比二戰(zhàn)后中國的GDP還低，直到六十年代初，中國在半導體研究上的水平仍超過日本，后來是我們自己不爭氣讓日本人占了上風。有道是“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我們只要不再“作孽”，中日兩國也會和歐洲國家一樣在現(xiàn)代化進程中逐漸消解掉往日的恩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