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節(jié) 一部分人先富了，之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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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少拿幸福嚇唬我”
現(xiàn)代中國，比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代都寫滿了“魔幻色彩”，就像一個童話，將陶淵明的理想世界迅速變?yōu)楝F(xiàn)實。但是，童話畢竟是童話，在經歷了30年的“試錯”之后，又用了30年將這個童話進行修正。
如果說改革開放前的大鍋飯是揠苗助長，那么改革開放之后的30年，則是對共產主義、共同富裕的漸進式重構。我們的設想是這樣的：先讓一部分人富裕起來，然后先富的帶動后富的，最終實現(xiàn)共同富裕。
理想當然是美好的，聽上去也很靠譜，但是需要漫長的過程，在途中甚至會出現(xiàn)反復、沖突、迷惑。
從一部分人先富裕，到所有人一起富裕，漫長的轉折期，就是漫長的分層期。在這個分層期，誰也不愿意做那個后富的人，然而，大部分人都不得不處于他們不愿意成為的那個階層。
2011年夏天，一部名為《鋼的琴》的國產電影上映了。
故事很簡單，東北一家大型國有企業(yè)鑄造分廠的工人陳桂林，因廠子改革，40多歲時與妻子雙雙下崗。會拉小風琴的他，與同樣下崗的工友草草搭了一個草臺班子，婚喪嫁娶時活躍場面賺些辛苦錢勉強糊口。日子越過越糟，現(xiàn)實的妻子“攀”上一個賣假藥的老板，并與他爭奪女兒的撫養(yǎng)權，女兒提出誰能給她買一架鋼琴就跟誰。陳桂林與他同樣落魄的工友，在破敗的廢棄車間，為他的女兒打造了一架鋼的琴。
電影中男主角離婚時有一句經典對白：
“陳桂林，孩子跟你不會幸福的？”
“你少拿幸福嚇唬我，小元很幸福。”
這種電影，帶著對時代的思索，卻往往喚不醒大多數(shù)行尸走肉的人們。中國人就是這樣，他們善于忘記過去，只關心眼前。殊不知，只有牢記過去的人們，才有可能創(chuàng)造更美好的未來。
如果還有一點共鳴，那應該就是這個對于“幸福”的定義。電影中，孩子的媽媽認為幸福就是富有，而孩子的爸爸認為，幸福是有一個快樂但未必富有的家。
幸福觀各有差異，但處于“富裕”這個主題之下，所有人都會傾向于孩子的媽媽。這種幸福觀，顯得無可厚非又無可奈何。
在財富分層的轉折期內，少數(shù)先富裕的人將自己擁有更多的財富作為一種幸福優(yōu)越感，也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情。這讓那些不幸落入“后富”的人們情何以堪？倘若后富者知足常樂，有一個健康的幸福觀還好，可惜大部分后富者都有一種被歷史冷落的失望感。
從整個財富金字塔看，毋庸置疑，這個金字塔越來越大。然而，你會發(fā)現(xiàn)，大國崛起的民族自豪，并不會給你的生活帶來同步的欣喜。你的收入緊趕慢趕，還是趕不上別人……
這個別人，其實是少數(shù)，但在你看來，他們卻是大多數(shù)。
為什么會這樣？因為少數(shù)人擁有了絕大部分財富，這些人，憑借權力資源，將巨額的優(yōu)質資產控制在手中，翻手為云覆手為雨。后富者們，和他們相比，只好自我安慰，在茶余飯后津津有味地談論這些先富們的傳奇故事。
勤勞致富，始終是個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
30年前，我們勤勞，但不能致富；30年后，我們依然勤勞，卻依舊很難致富。富裕與富裕是不同的，30年前的富裕是生存，30年后的富裕是生活。
唯一不變的，似乎是個令人沮喪的事實——勤勞致富，始終是個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
從早上7點到晚上再到次日，在江浙及珠三角一帶的經濟發(fā)達地區(qū)，車站、臨時搭建的人才交流中心、菜市場門口……到處晃動著寫滿招聘廣告的紙質、木質牌子，牌子上的字大得出奇，歪歪扭扭且很多時候墨跡未干。牌子剛剛舉起，就有一大批蹲在一旁的農民工圍攏上來，打聽招工條件與薪酬。
不管工資多低、工作條件如何糟糕，這些材質各異的粗糙牌子依然具有強大的蠱惑魅力。農村里的年輕人，在老鄉(xiāng)或當?shù)厝瞬胖薪榈膽Z恿下，早早離開學校，結伴或獨自背上行囊前往離家?guī)装倮锷踔辽锨Ю锏墓S，長時間做著簡單重復的工作——生產花花綠綠的服裝、玩具、飾品、煙花。
一天下來，胳膊酸痛，雙腿浮腫，隨便扒拉幾口便躺下休息，第二天繼續(xù)工作，周而復始。偶爾老板“大發(fā)慈悲”的休息日，他們梳洗一番，成群結隊逛街、吃路邊攤、壓馬路，一路追逐打鬧還夾雜著打情罵俏，年輕清脆的笑聲引來行人側目，也擋不住青春在異鄉(xiāng)綻放的夢想，讓人們在側目中倒也看出他們的別樣勇氣。
行人對他們的直觀印象大概不約而同——他們沒什么錢，盡管他們很勤勞，也很能吃苦。
草根曾經在體制堅冰剛剛打破的時候創(chuàng)造了一時無二的經濟奇跡，現(xiàn)在，他們重新創(chuàng)造著另一種奇跡——惡性競底。
由于勞動力充足，又由于大家都很能吃苦，所以，老板們很自信，用遠低于正常標準的工資也能找到人干活。
充足的勞動力，成為中國經濟尤其民營經濟崛起的重要競爭優(yōu)勢。應有盡有的廉價勞動力優(yōu)勢，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中國的技術軟肋。同時，其他要素價格也偏低，這降低了生產成本，以至于大批企業(yè)走出國門時，還能從容不迫地憑借兇猛的價格戰(zhàn)，與早已在商業(yè)版圖上站穩(wěn)腳跟的國外企業(yè)，貼身肉搏并戰(zhàn)無不勝。低價中國制造在海外市場幾乎所向披靡，這引起西方工業(yè)界的恐慌，因為“你必須把產品售價削減30%，否則他們都會去買中國制造”。
這究竟是中國的幸運還是不幸？沒有確切答案，只有不同視角。
對于那些把握住大規(guī)模放開的機會，提前一步找到資源的老板們而言，他們感到幸運，因為畢竟他們在第一時間體驗了人口紅利，并成為“先富起來的人”；對于那些普通的不能再普通，而且數(shù)量眾多的人們而言，他們覺得不幸，因為累死累活卻離夢想越來越遠，而他的夢想很有可能只是體面地娶個媳婦蓋個新房……
創(chuàng)富，改變不是那么簡單
先富與后富，本質而言是分配的先后不同。先分配的，毫無疑問是既得利益者，后分配的，則是改革過程中需要作出犧牲的大部分人。
當浩浩蕩蕩的GDP增長無可避免地要轉變?yōu)閭�人財富時，總會有各種各樣的障礙和關卡，不斷分流GDP，等到GDP真正抵達個人富裕這一終點時，已經所剩無幾。
為何這樣？只因中國的改革倚重資本、輕視勞動力成本。這就決定了各種政策的資本傾斜性，并形成以資本而非勞動作為分配參考的示范性收入分配秩序。
說的通俗一點就是，500人的工廠能創(chuàng)造財富，所以這個工廠很值錢，但是500個工人太平常了，不足一提，我們有無數(shù)個500。不可思議的是，這500個工人可能也這么認為，他們從不覺得自己的勞動有什么與眾不同，所以，他們心甘情愿地接受了這個事實。
落實到每個人的生活上，那就是，工廠所有者和主管部門賺取了大頭，500個普通工人只分得微薄零頭。
這種事情有違常理，但有其歷史源頭。
改革開放初期，成規(guī)模的資本極度匱乏，而勞動力充盈，幾乎到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地步。為拉動經濟增長，各項政策不可避免地向資本傾斜甚至“諂媚”，資本決定收入的格局由此形成。
改革開放不斷深入，資本急遽積累，而勞動力供給相比起來不再那么可隨意揮霍了。然而，資方主導的利益分配格局已然形成，勞動力由于長期沒有話語權，受慣性影響也顯得“人微言輕”。
這就是初次分配，也就是直接收入水平低的歷史原因。
實際上，初次分配格局是決定國家繁榮與否與個人收入的決定性因素。只有個人收入水平不斷提高，內部消費才能充分調動，像中國這么大的國家，完全可以通過內需自成一體。
可是，資本、貿易已經成為我們的創(chuàng)富思路，改變不是那么簡單的。
我們的勞動力，本來是優(yōu)勢，然而世易時移，優(yōu)勢也會變成劣勢�，F(xiàn)在，勞動力雖然不再充分，卻也不短缺，區(qū)域性的流動過剩依舊普遍存在，這幾乎成了大多數(shù)人無法“先富”的劣勢。
英國18世紀進行工業(yè)革命時，只有1000多萬勞動力，少于中國一個人口大省的統(tǒng)計數(shù)字。中國開始工業(yè)化時人口已超過10億，這個高密度人口過度需要在50年時間內步入工業(yè)化。而人口眾多，決定了社會階層的復雜性，不同性別、年齡、教育背景、家庭背景的人們，會表現(xiàn)出不同的經濟、政治訴求。
實際情況卻是，人口眾多的勞方，與自作主張壓低工資的資方代表相比，要弱勢得多。
作家梁曉聲參觀某家有近百名女工的絲綢廠時，發(fā)現(xiàn)工人工資極低，遂問：“老板啊，這些女工都是你同鄉(xiāng)，你給她們的工資，是不是太低了點��？”
這位大腹便便、頭發(fā)焗得黑亮的老板哈哈大笑：“不低，不低。我認為一點也不低。正因為她們都是我同鄉(xiāng)，我才優(yōu)先招募她們嘛！……她們中年齡小的，趕上三四年，結婚時房子也有了，嫁妝也有了。而這是她們的父母想替他們做都做不到的！所以嘛，我自己這么認為啊，除了她們的生身父母，我也許就要算是她們這輩子的第二大恩人了！”他轉過身問低頭干活的女工們：“都想漲工資嗎？”“不想……”盡管聲音參差不齊，普遍小聲小氣，但畢竟使老板臉上又呈現(xiàn)出微笑。梁曉聲，《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文化藝術出版社，2011年1月。
如果經營者以救世主自居，寄希望他們有一天“慈悲大發(fā)”是癡人說夢。讓勞動者欣慰的是，隨著勞動力紅利的消失，資方“一言九鼎”的日子漸成明日黃花，勞方工資終于慢吞吞地爬出谷底，劃出上揚的微笑曲線。不過，要徹底扭轉勞資分配格局不公，提高勞動者報酬，還需不斷增強勞動者在資方的話語權，并不斷完善工資共決機制及配套措施。這個過程注定漫長而曲折，需要勞方與資方不斷斡旋博弈，更需政府提供有力的制度與法律庇護。
你在財富金字塔的第幾層？
如果“后富”只是權宜之計，或許我們大多數(shù)人不會有這么多的焦慮之感。正在于三十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共同富裕”勢必要經過更長久的等待，而我們大多數(shù)人都無法在有生之年看到這一天，甚至我們的下一代都不太可能的時候，我們不淡定了。
我們看別人的造富神話不亦樂乎，再回過頭來看我們自己，到底在財富金字塔的第幾層？
改革開放前，中國社會分層一切以政治為綱，而改革開放之后，標準變了——隨著市場經濟概念的提出，以及“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導向，經濟因素逐漸居于上位。我們在分析財富金字塔時，社會學家中流行的“社會分層”理論具有借鑒意義。
社會學家李強有一個分層標準，他根據(jù)改革開放以來人們利益獲得和受損狀況，將現(xiàn)階段中國社會成員分為四個利益群體或利益集團：
特殊獲益者群體，是在改革20余年中獲益最大的人，如民營企業(yè)家、各種老板、公司董事長、高級經理、工程承包人、市場上的各種經紀人、歌星、影星、球星等明星，以及與外資、外企結合的外企管理層、技術層等等；
普通獲益者群體，改革以來在經濟以及各種社會資源方面獲得了明顯的利益的群體，包括各個階層的人，其中既有知識分子、干部，也有普通的經營管理者、辦事員、店員、工人、農民等；
利益相對受損群體，是指在改革的現(xiàn)階段利益受到損害者，包括在改革前期獲益的前兩個群體中的一部分，如城鎮(zhèn)中的失業(yè)、下崗人員；
社會底層群體，最初曾稱之為“利益絕對受損群體”。
李強將第一個群體稱為上層，第二個群體稱為中層，第三個群體稱為中下層，第四個群體稱為底層。
在這四個層級中，上層主要是工商業(yè)層和老板層，擁有的財富最多，人數(shù)也最少。這是因為此類人在放開的市場機制中走得最快，因此集聚了大批財富。當然，到了今天，或許這個分層標準又要發(fā)生微妙的變化——權力變現(xiàn)已經成為遠超過民營創(chuàng)富的途徑。
雖然私營業(yè)者曾經創(chuàng)造過輝煌，達到金字塔的頂端，可是直至今日，他們與白領階層其實已經共同處于中層。
在這里，我們格外關注財富金字塔的中層。他們在財富金字塔中既不屬于高端，也不屬于低端，為數(shù)量龐大的中間階層，他們擁有一定的資本，對社會穩(wěn)定有益。其中的白領階層，占有一定的知識資本和聲望資本，從事腦力勞動，具有較高的收入，良好的工作環(huán)境，對勞動和工作對象具有一定的支配權。財富金字塔的中層，有人也稱為“中產階級”。由于中產階級擁有一定的資本，所以他們更期待社會穩(wěn)定，需要市場化改革，創(chuàng)造公平的交易環(huán)境，以維護他們的自身權利。
現(xiàn)實是危險而充滿隱喻的，中堅力量或許也是最無法自保的一部分。更何況，從塔頂?shù)剿�，其間的財富差距巨大。
這是“共同富裕”這個目標實現(xiàn)之前最可怕的階段。更可怕的是，人們向上的路越走越窄，財富分配與資源分配先天共生，財富與權力，似乎都成了可以世襲的東西，這是最可悲的現(xiàn)實。
在此背景之下，貧富差距將遵循馬太效應，越拉越大。有人這樣描述中國的貧富差距：“在這座收入金字塔的頂端，高居著占總人口的10%的高收入者，他們儲蓄著其收入的大部分，擁有幾乎占全國份額一半的私人財富。在這座金字塔的底座，是占總人口10%的貧困人口，這些人的絕大多數(shù)在積累著債務。”
看起來皆大歡喜的貨幣超發(fā)，時日一長，其引發(fā)的后果是如此懸殊。當然，當結局壞到不能再壞的時候，所有人都會成為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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