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德國人是誰
我看不懂“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
在德國首都柏林市中心，相當于北京前門及歷史博物館東側(cè)的地段，有一片紀念碑群，占地超過兩個半足球場。2700多個水泥碑，長寬如單人床，密密麻麻排列著，沒有任何文字符號。參觀者可以從各個方向進入碑群，好像進入一個街區(qū)。地勢高低起伏，碑體高低錯落，低的不及膝蓋，高的足有四米。行走其間，越進越深，嚴整逼仄，眼前一片灰色，困惑也愈發(fā)濃重：這是什么意思？
2008年我路過這里，轉(zhuǎn)了一圈，沒有看懂，也沒有深究。2011年11月，在德國綠黨伯爾基金會的安排下，我隨幾位中國學者訪問德國，主題便是“德國社會如何面對和反思歷史”，再訪此地，有機會請教專家。
碑群東南角，一道樓梯通往地下。地下有一個信息中心，包括一道長廊，七個展廳。迎面是六位男女老少的巨幅照片，有名有姓，代表著被納粹屠殺的600萬猶太人，凝視著每個來訪者。長廊一側(cè)排列著歷史圖片，從1933年到1945年，講述著一個被屠殺群體的故事。
一號廳，地上有四行燈板，展示受害者留下的日記、書信和遺言的手跡。墻上是歐洲各國被殺害的猶太人數(shù)字，最多的波蘭，290-310萬人。少的丹麥，116人，精確到個位。
二號廳，展示了15個被害猶太家庭的照片，有全家福，有結(jié)婚照，有的還有家庭電影。每個家庭成員的下落都很清楚，有生有死。
三號廳是姓名廳。黑暗中，一個聲音宣讀著被害者的姓名和簡歷，相應的文字在墻上流過。從頭到尾聽一遍，需要六年七個月零二十七天。
四號廳是集中營展廳。通過電影和照片介紹了210個集中營。
五號廳介紹有關大屠殺和二戰(zhàn)的紀念館、博物館和紀念碑。
六號廳擺放著電腦，參觀者可以查到390多萬名受害者的情況。
七號廳也擺放著幾臺電腦，以不同的語言播放著對七位大屠殺幸存者的采訪。
在七號廳里，歷史學家亞當•科佩爾-弗隆紐斯（AdamKerpel-Fronius）回答了我們的提問。我的問題是：紀念碑占地面積為什么這么大？設計者如何解釋他的設計思想？
科佩爾從波恩遷都柏林說起，談什么是首都，翻譯了幾分鐘，還在解釋首都的意義。我懷疑翻譯沒有抓住要點，便強調(diào)了一句：我想問的是，紀念碑的設計思想是什么？
科佩爾說：我就要說到這個問題。首都不僅要漂亮，還要代表德國。我們要尋找德國人的特性，首都要體現(xiàn)德國人的身份認同。
在德語里，特性或身份認同（Identity）的發(fā)音和英語相似，我聽懂了。這是一個不容易翻譯的詞，有特性、身份、身份認同、同一性等不同譯法。但是，不管怎么譯，這個詞都在回答一個問題：某某到底是誰？這個“誰”，不僅包括了當事人的姓名、身份和種種特征，還包括他在社會甚至歷史中的定位。
德國人到底是誰？他們認為自己是誰？他們的特性何在？
我有點吃驚。這位歷史學者居然把紀念碑與“德國人是誰”聯(lián)系起來，這是我不熟悉的思路。
科佩爾說，建立這個紀念碑，是幾個公民在1988年倡議的。他們征集簽名，聲勢越來越大，1999年成為國家大事，進入議會討論。聯(lián)邦議會投票決定建立紀念碑，2003年開始修建，2005年建成開放。既然確認了德國的歷史責任，德國人就要承擔責任。承擔責任，就要有這個紀念碑。
聽到這里，我明白紀念碑與“德國人是誰”有什么關系了。德國人以嚴謹著稱，這種認真負責的態(tài)度，也體現(xiàn)于承擔歷史責任。紀念碑群規(guī)模之巨大，體現(xiàn)了承擔之大。碑群位置之重要，體現(xiàn)了承擔之重。如此一想，我對德國人果然有了新看法。
科佩爾隨后介紹了紀念碑的設計思路。有成千上萬個方案，聯(lián)邦議會采納了美國人艾森曼的方案。這個設計強調(diào)感性。你越往里走，越小心翼翼，疑問越重，越想知道發(fā)生了什么。進入地下信息中心可以找到答案。這些答案也是感性的，先認識一個個具體的受害者，認識他們的家庭，再深入了解整個事件。
一輪提問之后，我追問科佩爾：你認為“德國人是誰”？在這個問題上，紀念碑能說明什么？
科佩爾說：“至少可以說明，德國人是有擔當?shù)�。我認為德國人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承擔責任。以德國名義所做的事情，我們都要記住，要承擔。有了這一點，才有可能彼此理解和深入交往。如果你們見到日本人，他們不承認南京大屠殺，中國人恐怕不愿意和他們交往。”
從信息中心出來，我試圖消化科佩爾的思路。我們熟悉“以史為鑒”的思路，卻不熟悉“我們是誰”的思路。我向陪同的德國人征求意見，問他們“德國人是誰”。
伯爾基金會亞洲部主任梅凱琳女士說，那個年輕的歷史學家說得太輕了。德國人，不僅意味著有擔當，還意味著有罪責，必須認罪。翻譯考爾夫（OliverCorff）先生說，我們是負債者。還不清的歷史債務，影響了我們和以色列的關系，也影響了我們和巴勒斯坦的關系。這不是可以隨意解脫的。
在重復問答中，我努力進入這種新思路，以這種思路審視自己：我們是誰？我們對歷史責任有承擔嗎？如何承擔？如此一問，歷史居然直逼當下，闖進了我們的人格和生活。
二、身份之爭
德累斯頓是薩克森州首府，德國東部的政治、文化和經(jīng)濟中心。城中有易北河穿過，二三百年前的巴洛克風格建筑比比皆是，被譽為歐洲最美麗的城市之一。
1945年2月13日，盟國空軍開始轟炸德累斯頓，兩萬左右平民死亡，漂亮的老城被炸成一片廢墟。
納粹政權立刻開動宣傳機器，宣揚盟軍轟炸沒有軍事意義的無辜城市，屠殺婦女兒童。東德建立后，大體沿用了這種口徑，說資本主義的邪惡勢力毀滅了我們的家園。每逢2月13日，德累斯頓都舉行紀念活動。兩德統(tǒng)一之后，新納粹對“2.13”紀念活動特別熱心，大轟炸60周年紀念日那一天，歐洲各國的八九千名新納粹分子云集德累斯頓，在游行中呼喊口號，說“2.13”轟炸是一場大屠殺。于是，在把盟軍描繪為屠夫的同時，德國人也被描繪為受害者。
右派的游行，激起了左派和普通公民的反游行。一些年輕人還設置路障，阻止右派和新納粹游行，左派的阻攔引起了沖突。
“我反對把我們看成純粹的受害者。”安妮塔•烏里希（AnnitaUrlich）女士說。她發(fā)起了一個項目，七個人組成一個小組，調(diào)查納粹時期德累斯頓猶太人遭受的迫害。她們把調(diào)查結(jié)果放到網(wǎng)站上，告訴大家在什么地方發(fā)生過什么事。訪問者可以聽到當年受害者的敘述，還可以下載一幅標出迫害地點的地圖。
2011年11月11日，在伯爾基金會德累斯頓辦事處，我們見到安妮塔•烏里希女士。她的祖父母都是納粹黨員。她說他們不愿談那段歷史，但她不能沉默。她說，我們想告訴大家，在2月13日之前，德累斯頓發(fā)生了什么。當時德累斯頓有62萬人口，受害的猶太人，我們統(tǒng)計到的就有14000人。很多人忘記了這段歷史，我們要告訴各位，我們并不是那么無辜。這些迫害與大轟炸有一種內(nèi)在的聯(lián)系。
奧利弗•萊茵哈特（OliverReinhard）先生是《紅光：德累斯頓大轟炸》一書的作者，在伯爾基金會辦事處，他向我們解釋為什么要寫這本書。
他說，“2.13”大轟炸已經(jīng)成了一個神話。真相被神話掩蓋了。真相其實很簡單，德累斯頓一直在后方，戰(zhàn)線推進后，作為鐵路運輸中心，這里成了具有戰(zhàn)略意義的軍事目標。于是就有了大轟炸。美軍轟炸了火車站和油罐，英軍轟炸了市中心和居民區(qū)。正因為炸壞了火車站，最后開往奧斯維辛的列車才沒有發(fā)出，一批猶太人得以幸存。
他說，所謂德累斯頓在軍事上不重要，這是神話。在神話傳說中，德累斯頓把自己夸張地描述為無辜的受害者，把自己的迫害者和幫兇身份淡化了，甚至遺忘了。我們這里沒有進行過如何承擔自身責任的討論。東德時期不討論，他們說自己是反法西斯的，法西斯分子都跑到資本主義西德了。兩德統(tǒng)一之后，德累斯頓的單純受害者形象被右派和新納粹進一步利用和宣揚。
萊茵哈特先生說，十年前，他在報社寫歷史專欄，寫了一篇關于大轟炸的采訪文章，提到?jīng)]有所謂的低空轟炸。第二天，報社就遭到讀者來信的“轟炸”。他一頭撞上了這個神話，從此開始還原真相的寫作。
在上邊的講述中，我又聽出了“我們是誰”的思路：關于德累斯頓大轟炸的神話傳說，制造了無辜受害者的身份。恢復歷史真相，突顯了迫害者和幫兇的身份。
德國人究竟是誰，過去是誰，現(xiàn)在是誰，這種定位，決定著他們與世界的基本關系，不能不搞清楚。深入一步說，如何預防害人及受害，還決定著德國人的未來身份和命運。
三、公民的權利和義務
過去是迫害者，現(xiàn)在就要承擔責任。
“回憶、責任與未來基金會”專門負責賠償納粹時期的強征勞工。會長貢特•沙特霍夫（GünterSaathoff）這樣解釋基金會的名字：“回憶不是中性的，回憶要帶來保護受害者的責任。吸取教訓，承擔責任，走向未來。”
這個基金會成立于2000年，直屬聯(lián)邦議會，以51億歐元的財政撥款作為賠償基金，在總計400萬強征勞工和戰(zhàn)俘中，找到并賠償了166萬勞工，包括兩名中國勞工。2007年，賠償工作基本結(jié)束，但基金會依然存在，工作重點轉(zhuǎn)向保護人權，幫助受害者群體發(fā)出自己的聲音。
類似的想法和工作模式，我們在勃蘭登堡州首府波茨坦又領教了一次。
2011年11月8日，我們訪問了勃蘭登堡州處理專制遺留問題委員會專員烏利克•普珀（UlrikePoppe）。這個委員會負責向受害者提供咨詢，幫助他們獲得賠償，同時也支持各種形式的政治歷史教育。
普珀女士說，按照聯(lián)邦議會通過的專制問題處理法，三方面的受害者可以獲得賠償。一是受政治迫害坐牢的人，可以獲得退休金補貼。二是職業(yè)方面，由于政治原因不能繼續(xù)從事原職業(yè)的，養(yǎng)老金可以按此職業(yè)發(fā)放。三是因政治迫害而失去財產(chǎn)的人。
普珀說，除了處理賠償事務之外，委員會還支持歷史教育，包括活動、紀念建筑、出版物和展覽等等。她說，讓青年了解在缺乏自由的條件下的生活，可以提高人們對自由的敏感性，讓人們感到自由是值得保衛(wèi)的。
當代德國人為二戰(zhàn)中德國人的罪行賠償，這我們完全理解。二戰(zhàn)那代德國人還在，即使不在了，也是德國的債務德國還。但是，當代納稅人，尤其是西德納稅人，他們沒有迫害東德人，為什么要向東德的受害者支付賠償？朱學勤教授提出了我們的困惑。
普珀說：“首先，西德人同意統(tǒng)一，統(tǒng)一是共同的目標。其次，統(tǒng)一之后，公民的權利是一致的，這也是共識。在新的統(tǒng)一的德國之中，公民同意承擔公民的義務，包括支付其他公民的養(yǎng)老金。最后，對西德人來說，他們也得到了東德的很多好東西。除了在新德國擔負的新義務之外，也獲得了新權利。”
這不是簡單的債權債務邏輯，而是公民權利義務的邏輯，尤其是保護人權的邏輯。這個邏輯從何而來？如何保障？
沙特霍夫先生在介紹基金會任務的時候說：“納粹時代不是法治國家，所有人的權利都受到侵犯�；谶@一點，我們的工作重點就是支持人權保護工作。最重要的是人的尊嚴的保護。這是我們從歷史教訓中得來的。”德國人把這條最重要的歷史教訓寫在了憲法的開端。
《基本法》第一章：基本權利
第一條：人的尊嚴
1.人的尊嚴不可侵犯，尊重和保護人的尊嚴是一切國家權力的義務。
2.德國人民信奉不可侵犯的和不可轉(zhuǎn)讓的人權是所有人類社會、世界和平和正義的基礎。
——有關公民基本權利的條款，在納粹之前的魏瑪憲法里，排在第二編。二戰(zhàn)后提到開篇的位置，并且增加了“人的尊嚴”條款，表示這些公民權利先于國家權力。
德國人進一步總結(jié)納粹破壞憲法的教訓，規(guī)定《基本法》的第一條不得修改，同時建立聯(lián)邦憲法法院，專門糾正違憲行為。聯(lián)邦憲法法院設在遠離首都的小城卡爾斯魯厄，與政府和議會全方位保持距離，防止這些權力機構(gòu)和其他社會組織侵犯人權和人的尊嚴。
反過來說，公民的基本權利一旦遭受侵犯，就應該得到賠償。侵犯者則要受到追究。
在追究歷史上的法律責任的時候，保護人權的原則特別受到重視。前柏林市總檢察長克里斯托弗•塞弗根（ChristophSchaefgen）介紹說，納粹時期的很多犯罪屬于執(zhí)行元首指令，但這不是免責的借口。免予追究的條件是：必須有成文的法律依據(jù)。進一步說，如果這個成文法太惡，明顯超過普世價值的認定，那么，執(zhí)行此法也是犯罪。
兩德統(tǒng)一后，在追究東德時期違法案件的問題上，一派主張大赦，一派主張追究。塞弗根先生主張追究。只有在受害者獲得了補償，迫害者付出了代價之后，雙方才能心安理得地生活，法治國家才能鞏固。
塞弗根先生的團隊，重點追究與柏林墻有關的開槍殺人案件。柏林墻修建后，大約有270人在越境時死亡。30人因此被起訴，7個人被判刑。
按照東德法律，開槍是正確的。兩位當事人不服，上訴歐洲人權法院。該法院裁決說：殺害越境者的法律，不僅違反了普遍的人權原則，也違反了東德憲法認定的人權保護原則。駁回上訴。
邊防軍總司令巴哈布繼續(xù)向聯(lián)合國上訴。2003年6月，聯(lián)合國人權委員會裁定：殺死人的行為，只有在本人面臨死亡威脅時才能使用。東德也簽署并承認此項人權。而且，在下令殺人時，國際人權組織已經(jīng)認定其違法，因此，法不追溯既往的原則，在此也不適用。
兩德統(tǒng)一后，總共追究了75000起違反東德法律的案件，判刑750人，其中，執(zhí)行監(jiān)禁的580人。出于和解的考慮，很多人獲得緩刑。
我對德國人的思路越來越了解了。德國人是誰？從主流上說，他們認為自己是公民，他們從歷史經(jīng)驗獲得的核心教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最為重要，人權和人的尊嚴不可侵犯。他們在各個領域認真貫徹這個原則，反復強調(diào)這個原則。普珀女士說，她們想通過歷史教育提高人們對自由的敏感性，讓人們感到自由是值得保衛(wèi)的。這意味著提高人們保衛(wèi)公民權利邊界的敏感性。這就是她們的核心思路，也是歷史教育的核心思路。
參觀訪問之初，伯爾基金會國內(nèi)事務部的歷史學家米歇爾•斯圖尼恩科（MichaelStognienko）向我們介紹，在對待歷史方面，德國人有雙重任務：一是面對和處理納粹德國的歷史，二是面對和處理東德歷史。面對和處理的過程又涉及三個方面：第一、法律方面，包括追究責任；第二、平反和賠償；第三、思想和理論反思，包括紀念建筑和各種教育安排。在參觀訪問中，我們大體領教了這三個方面的輪廓。有虛有實，環(huán)環(huán)相扣。
東德社會黨遺留問題處理委員會的米勒博士告訴我們一則笑話：德國人用一貫的制度化高效去殺全歐洲的人，然后，又用一貫的制度化高效來反思和處理歷史。
2011年2月，在英國BBC委托國際調(diào)查公司“環(huán)球掃描”和美國馬里蘭大學國際政策態(tài)度項目進行的調(diào)查中，德國奪得“最受歡迎國家”的桂冠。
四、公民活動與公民社會
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1988年由德國女記者萊雅•洛施（LeaRosh）和歷史學家埃伯哈德•耶克爾（EberhardJckel）倡導，1999年議會通過，2005年開放。納粹在歐洲各國屠殺了50萬辛提-羅姆人（中國人熟悉的名稱是吉卜賽人或茨岡人），但這個事實直到1982年才得到德國政府的承認，我們?nèi)⒂^的時候，國會大廈附近的紀念碑仍在建設之中。
兩個紀念碑，以及對強制勞工的賠償，都晚了半個多世紀，為什么？
“回憶、責任與未來基金會”的沙特霍夫會長說，對納粹時代的反思，對我們也是很困難的事。全國都卷入了運動，當時那一代，也試圖掩飾。等到下一代成長起來之后，才有了比較徹底的反思，至今尚未完成。
“處遺”基金會的米勒博士說：為什么七八十年代才可以全面對待納粹？因為要反思處理歷史問題，就要克服社會精英的反對。七八十年代之后，自由主義和綠黨在德國當政，人們才有了更多的權利，談論這些問題。
我聽過五六位德國人說到父輩的沉默。在家里，父輩對納粹時期的歷史問題閉口不談。參加過納粹運動的父輩回避那段歷史。這種社會性態(tài)度，肯定不利于全面反省和檢討。
中國歷史中有一種現(xiàn)象，我稱之為“平反清算周期律”：一旦最高權力制造出冤假錯案，誰也無法對抗，只能等待下一代最高權力出面糾正。于是，每個王朝，權力更替往往導致一輪平反和清算。例如給岳飛平反。這是繞開權勢的公正恢復機制。
德國好像也存在平反清算周期律。中國的周期律，主要是繞開皇帝那樣的權勢人物。德國的周期律，則要繞開強大的社會勢力。對待歷史，一方面需要正視的勇氣，另一方面也需要時間，難免出現(xiàn)妥協(xié)和讓步。民主就是這樣一個妥協(xié)和讓步的機制。一些公民發(fā)起的活動，好比局部進攻。我們看到的那些紀念碑，好比進攻勝利的標志。這些勝利逐步積累，最后成為公民社會的主流態(tài)度。
德國辛提人和羅姆人中央委員會主席羅馬尼•羅斯（RomaniRose）先生特別強調(diào)公民自身的力量。他說：紀念碑為什么建得這么晚？因為我們沒有自己的權利群體。我們不像猶太人，得到美國的支持，德國政府建立后，必須迅速承認對猶太人的犯罪，才能得到西方各國的認可。我們一直受到不公正的歧視性待遇，1997年才被承認是一個德國的少數(shù)民族，得到了歷史反思，也有了相應的待遇。
他說，德國戰(zhàn)后并不是一個真正的民主社會，到七十年代才開始轉(zhuǎn)向公民社會。成為公民社會，是我們大家一起推動的。憲法規(guī)定的民主，是慢慢發(fā)展起來的，不是一規(guī)定就可以實現(xiàn)的。
“回憶、責任與未來基金會”會長沙特霍夫則強調(diào)了外界壓力的作用。他說，1989年之后，再一次掀起了關于納粹受害者的討論，討論強制勞工是否應該賠償?shù)膯栴}。開始，德國說此事已經(jīng)過去，不準備賠償。但是，全球都在索賠，向各大公司索賠，于是德國政府被迫回應。
他說，假如不面對過去，就不能脫離過去。不認過去的賬，過去就會一直跟隨你。作為國家，道德和輿論壓力也會越來越高。如果最后一個受害者都去世了才開始賠償，輿論指責就更強了。為什么成立基金會？一方面，如果等待訴訟，在訴訟完成之前，受害者可能已經(jīng)去世；另一方面，訴訟確實可以成為壓力，不承擔，就可能有上百萬起訴訟。
他說，政府在國際壓力下成立了我們這個基金會，一次性撥款51億作為基金，并有相應的賠償立法。
綜合上述觀點，我的理解是：
首先，德國人愿意趕在歷史債務無法償還之前還債，這是公民自尊的一部分：我們不是賴賬的人。公民自尊也是紀念碑首倡者的主要精神力量。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促進會會長萊雅•洛施提到她們的座右銘：“我們的名譽要求我們，紀念歐洲受害猶太人，要有一個巨型的表達。”這些無錢無權的公民發(fā)起人，冒著風雨在街頭收集簽名，用餅干桶募捐。十多年后大功告成，公民發(fā)起者之一迦庫伯（Jakob）感嘆道：“現(xiàn)在，生活在這片土地上，比較容易一些了。”——作為一個不肯認錯的共同體成員，他有丟臉之感。
其次，國際壓力和訴訟之類的法律壓力也很重要。沒有這些硬壓力，政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民間推力未免單薄。
最后，最重要的是：公民行動。公民的權利和尊嚴，主要是自己爭來的。沒有公民行動的力量，僅僅依靠人家的同情，自己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在一個崇尚民主法治的國家也是如此。反過來，公民只有通過自身的努力，才能把憲法規(guī)定中的民主和人權，落實為真正的公民社會。這是各方面共同發(fā)展、共同成熟的過程。大家共同走完這個過程之后，德國成了真正的民主社會，德國人也成了真正的公民。這樣的公民說起話來，也透出一股參與歷史創(chuàng)造的自信和自豪。
從各種基金會的活動宗旨看，德國社會也把支持公民的自發(fā)活動作為主要方向。
“處遺”基金會的米勒博士說：我們不處理具體事務，我們主要資助民間對歷史的反思。公民有想法，到我們這里申請資助，我們主要資助出版和各種活動，但我們不主動提倡什么。1998年成立之后，這個基金會資助了將近300本書的出版，例如，包含了兩萬張照片的和平革命圖冊，關于東德日常生活的圖片展覽。
議會下屬的基金會，支持公民反思歷史的活動，這就是促進公民社會的制度設計。
在德國許多城市的老建筑門前，經(jīng)�？梢钥吹降厣翔偳吨鴰讐K巴掌大小的銅制地磚，略微凸起于地面，上邊刻著某某人曾經(jīng)住在這里，還有此人的生卒年代。好像一塊微型紀念碑。我們問這是怎么回事。答復說：這是納粹時期這個建筑物里受迫害的居民姓名。多數(shù)是猶太人，也有辛提-羅姆人和共產(chǎn)黨人。德國藝術家古特爾•戴姆尼首創(chuàng)，后來發(fā)展為“絆腳石運動”。中小學生們也參加進來，調(diào)查這段歷史，確認受害者的姓名和住址之后，在企業(yè)和公民的資助下，制造并安放黃銅地磚。柏林大約安放了7000多塊“絆腳石”。
中小學生。絆腳石運動。讓歷史凸顯在當代人腳下。“我們是誰”的答案，開始由新一代公民去追尋和回答了。
五、民族認同與公民認同
在德累斯頓伯爾基金會辦事處，我們聽《紅光：德累斯頓大轟炸》的作者萊茵哈特介紹了他的神話清除工作，又聽辦事處的史蒂凡•勛菲爾德（StefanSchnfelder）先生贊揚自己的兒子阻攔新納粹的游行。我不禁猜想，他們的做法在中國會有什么遭遇。
我問：在中國，我們會追究歷史真相，努力保持公正，但也會感到民族情緒的影響。你們就不受這種情緒的影響嗎？
萊茵哈特說：“我愛國，但我是憲法愛國主義者。”
勛菲爾德先生回答得更干脆：“我只愛人權。”
勛菲爾德先生解釋說，在德國，為民族和祖國感到自豪、感到驕傲，由于納粹的廣泛使用而帶來的含義，已經(jīng)受到了清除。這種說法一旦出現(xiàn)，就會引起高度警覺和難以消除的負面含義。
看來，他們對自己的公民身份的認同，高于對民族和國家身份的認同。
辛提-羅姆人一千多年前從巴基斯坦辛提地區(qū)遷入歐洲。作為德國的少數(shù)民族，羅斯先生也談到了民族認同與公民認同問題。他說，我們有自己的語言，但我們認同憲法。憲法強調(diào)：人的尊嚴不可侵犯。任何人不可因其身份受到歧視。我們認同媒體自由，認同民主價值觀，我們愿意維護這種價值。德語是我們的共同語言。我是德國人，也是辛提-羅姆人。
上述三個回答，歷史內(nèi)涵頗為豐富。
公民身份這個概念，最早是由英國社會學家T.H.馬歇爾詳細討論的。在1950年出版的《公民身份與社會階級》一書中，馬歇爾認為，公民身份由三個要素構(gòu)成：公民要素、政治要素和社會要素。公民要素由個人自由所必需的權利組成，包括人身自由，言論和信仰自由，擁有財產(chǎn)和訂立契約的權利等等，與這些權利相關的機構(gòu)是法院。政治要素，指公民作為政治實體成員行使政治權力的權利，與其對應的機構(gòu)是國會和地方議會。社會要素，指依據(jù)社會通行標準享受文明生活的一系列權利，與此相關的是教育體制和社會公共服務體系。
在不同國家，這些權利發(fā)展于不同的歷史時期。根據(jù)英國的經(jīng)驗，馬歇爾認為，公民身份中的公民權利主要發(fā)展于18世紀，政治權利主要發(fā)展于19世紀，社會權利主要發(fā)展于20世紀。
每個人都有多種身份。德國社會有不同的民族、階級、黨派和宗教信仰，在這些身份之間，難免存在矛盾沖突。但是，當代德國的公民身份壓倒了其他身份，各種身份包容在平等的公民身份中，獲得一視同仁的尊重和保護。德國社會主要是由公民身份統(tǒng)合維系的。如果民族身份或階級身份壓倒了公民身份，民族沖突或階級沖突就有可能撕裂社會。
最近幾十年，出現(xiàn)了新的歷史現(xiàn)象：不分國界的人權在世界范圍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公民身份本來是國家性的，表示具有一組特定權利和義務的本國人口。但是，二戰(zhàn)后，一些最重要的個人權利在超國家的水平上抽象出來，被稱為“人權”。尊重人權，成為世界公認的原則。在歐盟這種超國家的共同體中，人權特別受到重視。在德國這種移民眾多的社會中，人權也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從社會關注的角度看，這種變化的含義是：人權問題，逐漸從邊緣地帶進入了人們關注的中心，而原本處于中心位置的民族、階級、主義、宗教、國家之類的問題，逐漸退到次要甚至邊緣的位置。
從身份認同的角度看，這種變化在歐盟各國尤其顯著。據(jù)1999年的一項調(diào)查，在歐盟15國中，只有45%的受訪者認為自己僅僅是本國人。4%的人認為自己僅僅是歐洲人，6%的人認為自己首先是歐洲人其次是本國人，42%的人認為自己首先是本國人其次是歐洲人。這是歐盟的平均數(shù)字。德國人的歐洲認同高于平均水平，民族認同低于平均水平。
萊茵哈特先生和羅斯先生的回答，默認了公民身份與國家和民族身份的一致性。勛菲爾德先生說“我只愛人權”，則顯示了濃重的歐洲公民甚至世界公民色彩。倘若人權主張與國家和民族身份發(fā)生矛盾，勛菲爾德先生想必站在人權一邊。
六、德國社會如何面對和反思歷史
我們的訪問主題是：德國社會如何面對和反思歷史。“面對和反思歷史”，在德語中是一個超長的單詞：Vergangenheitsbewaeltigung，訪問期間頻頻出現(xiàn)。伯爾基金會北京辦事處的朱易女士解釋說，這個單詞由兩個詞構(gòu)成，其中Vergangenheit的意思是過去、歷史，Bewaeltigung的原意是應對、克服、戰(zhàn)勝（疾病、危機等等），有一種德國人自己跟自己較勁的感覺。
應對，還要像戰(zhàn)勝疾病一樣戰(zhàn)勝它，在這樣的表達方式中，歷史成了我們現(xiàn)在的一部分。歷史好比我們的病痛，不應對，不治療，它就在那里發(fā)炎、化膿、潰瘍。于是我們就要改變生活方式，上藥甚至開刀。治好了，我們便成為健康的人，還可能進化出免疫力。我們的社會進化出人權保護機制，我們進化出公民意識，我們就有了新身份。我們是誰？我們是公民。公民是誰？公民是進化出人的尊嚴和人權的社會成員。
在對待歷史方面，德國社會目前達到的水平，正是半個世紀以來自己跟自己較勁的結(jié)果。中國歷史經(jīng)歷了更長久的動蕩，死亡人數(shù)更多，創(chuàng)巨痛深，更值得我們較勁。現(xiàn)在，盡管沒有達到他們的水平，我們也可以參照德國推測將來：在有更好的條件對待歷史的時候，經(jīng)過各方面的多年努力，我們有可能是什么樣子。對照他人，可以認清自己：我們過去是誰，現(xiàn)在是誰，將來可能是誰。
那么，追問一句：我們到底是誰呢？
粗略說來，在兩千多年的時間里，我們不是公民，而是臣民。古漢語沒有公民這個詞。這個概念是引進的。概念引進了，相應的社會關系并未引進。我們聽說有公民這種東西，我們可以想象人身和言論自由，想象議員和總統(tǒng)選舉，還可以努力爭取，但是，從想象和爭取，到這種身份及其所依存的社會關系體系建成，需要走很長的路。如果這是萬里長征的話，從公民概念引進中國至今，是否走完了兩三千里？我不敢說。
那么，在公民社會尚未建成之前，在通過自己的努力把憲法規(guī)定中的民主和人權落實之前，我們這些社會成員應該如何稱呼自己呢？叫公民？尚未成真。叫臣民？看不出與君主專制時代的區(qū)別。我們熟悉的自稱是“群眾”，更堂皇一些，還可以叫人民。人民，群眾，或許是臣民與公民之間的過渡性身份。我們是政治動員的對象，也是支配對象。相比臣民，我們得到了高度尊重和形式上的代表，但我們的意志是被代表和被解釋的。我們是被領導者，而不是主導者。
將來，我們可能成為真正的公民嗎？在很大程度上，答案取決于我們的想法和行動。
七、更寬廣的視野
考察已經(jīng)結(jié)束，本文也該結(jié)束了�；氐奖本┲�，我補讀組織者提供的參考資料，看到一篇英文論文，題目是《從集體暴力到共同的未來：處理創(chuàng)傷性過去的四種模式》。作者是阿蕾達•阿斯梅茵（AleidaAssmann），德國康斯坦茲大學（UniversityofKonstanz）的英語文學和人文理論教授。這篇論文擴展了我的視野，不忍獨享，以觀點簡介作為結(jié)尾。
作者說，過去常見的處理歷史創(chuàng)傷的模式是：勝利者將自己的歷史觀強加于人，在記憶領域里以強凌弱，禁止弱者發(fā)聲。如果這種模式屬于“強迫沉默”或“強迫忘卻”，那么，二戰(zhàn)結(jié)束后，作者觀察到四種處理歷史創(chuàng)傷的新模式：
1.通過對話而忘卻
2.回憶以便永志不忘
3.回憶以便忘卻
4.通過對話而回憶
第一種模式的核心是“分攤忘卻”。
好比兩口子打架，彼此傷害了，如果以后還打算過下去，就不能老翻舊賬，盡快忘掉算了。這種模式主張“團結(jié)一致向前看”，適用于治療內(nèi)戰(zhàn)造成的創(chuàng)傷。
不過，作者強調(diào)了一個前提，即相互傷害的雙方勢均力敵，彼此傷害的程度差不多。這不是強迫，而是雙方在對話中達成共識，好比達成“忘卻公約”，同意把沉默或忘卻作為共創(chuàng)未來的基礎。
順便一說，在英文里，忘卻（Forget）也有“忽略”或“不再想”和“不再提”的意思，這層含義我譯不出來。不再提起不等于忘掉，但畢竟翻過去了。
第二種模式的核心是“永志不忘”。
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是一種不對稱傷害，全副武裝的強者屠殺缺乏抵抗能力的弱者，其嚴密的計劃、工業(yè)化的方法和巨大的規(guī)模，具有獨一無二的性質(zhì)，不可原諒，不能和解。對這樣的歷史，只能發(fā)誓永志不忘：面向未來無限的時間發(fā)一個巨誓，面向無邊的空間發(fā)一個巨誓，避免災難再次發(fā)生。
這種模式好比一個“記憶公約”，在行兇者后代和受害者后代之間達成，并獲得公民信仰的半宗教性地位。
第三種模式：回憶以便忘卻。目標是忘卻，手段卻是回憶。
這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發(fā)展出來的一種新模式。南非把基督教的懺悔儀式發(fā)展為“真相與和解”運動。圖圖大主教擔任主席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舉行聽證會，加害人與受害者參加，雙方一起公開歷史真相，聽受害者講述自己的遭遇。受害者得到社會的同情和尊敬，得到補償，加害者公開懺悔道歉，請求寬恕，并得到有條件的赦免。這樣的回憶可以起到宣泄和調(diào)解作用，清洗歷史創(chuàng)傷，把這頁歷史翻過去。
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智利、烏拉圭、阿根廷和巴西等國，從軍人獨裁轉(zhuǎn)向民主國家，也采用了同樣的歷史處理方式。全世界出現(xiàn)了13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通過在人權框架之內(nèi)的聽證和討論，萬眾矚目，保護人權的概念深入人心。結(jié)果，人權框架在人們心目中取代了權力斗爭框架——無論是階級斗爭、種族斗爭，還是國家革命、政治對立。在討論過程中，追究真相，避免重蹈覆轍，成為文化中的新規(guī)則。同時，憑借人權的概念，重新建立了社會的價值認同，消弭了回憶引發(fā)的對立和暴力。整個過程，相當于一次高效的公民教育。
第四種模式：通過對話而回憶。
國家記憶形成的常規(guī)不是對話，而是獨白。曾經(jīng)以暴力相向的國家，容易強調(diào)自身受害的經(jīng)歷，傾向于選擇有助于提升自我形象的記憶，制造一個有關本國本民族的神話。例如，波蘭和奧地利，一向把自己描繪為納粹的受害者，實際上，他們也參與了對猶太人的迫害。
人類記憶有一個很糟糕的特性：受害的記憶，比起害人的記憶來，要求占據(jù)更大的位置。這種特性，在兩個國家之間，例如在俄羅斯和東歐各國的關系中，引起了持續(xù)的怨憤和沖突。
第四種模式要求兩國之間的歷史學家和教師交換意見，共同編寫涉及這段歷史的教科書，共享雙方的觀點，承認自身的罪孽。在兩國共享知識的基礎上，雙方和平共處，而不是生活在定期爆發(fā)的謾罵和暴力沖突的壓力之下。
這種模式主要適用于國家之間，也適用于一國之內(nèi)的不同社會集團。不過，這種模式的例證很難找，與其說是一種現(xiàn)實，不如說是一種新的可能性。
以上幾種模式，只是忘卻與記住這兩種基本型及其變型，卻匯集了人類對待歷史的經(jīng)驗教訓。我們可以在其中辨認自己的方位，想象自己的未來。
�。ā堆S春秋》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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