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衛(wèi)所士兵的平時屯種生產，本是朱元璋一大得意之事。由于此事與軍隊戰(zhàn)斗力極有關系，所以接下來就應涉及它。明代前中朝的士兵大都出自世襲的軍戶制度，被僉充軍的軍戶成員赴某個衛(wèi)所應役之后，如果不遇戰(zhàn)爭，則與其他軍兵輪流守城和屯種生產，后者便被稱為“軍屯”。軍屯所得自然用來食用，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輕朝廷的軍費開支。于是才會有朱元璋“朕養(yǎng)兵百萬，不費民間一粒”的夸張說法。但即使如此，邊軍糧食亦常有匱乏之時，朝廷便又想辦法讓商人運送糧食支援前方，根據運糧數量的多少，給他們領鹽賣鹽的憑據，商人有了通過賣鹽牟取暴利的好處，便會愿意不辭辛苦地運糧到邊地去。于是，對于軍心和戰(zhàn)斗力極有關系的給養(yǎng)問題，就系于這樣的看似完美、實不保險的措施之上。
說它不保險，就是讓軍隊于平時生產這一辦法絕不適用于多事之秋或是統(tǒng)治者貪得無厭之時。早在宣德初年，士兵雖無太多軍事行動，卻被統(tǒng)治者頻繁調動，營建各種工程，再加上養(yǎng)馬、采草、伐薪、燒炭等各種雜役，根本無暇屯種，田地大量荒蕪。田地既無人耕，一些豪強地主乘機兼并。成化年間，大同、宣府一帶的沃土數十萬頃，都被豪族占據。那些尚在耕墾的土地也被衛(wèi)所軍官們視為己有，士兵則類似國家佃農，還要為軍官服役，生產積極性不高。特別是正統(tǒng)以后邊疆戰(zhàn)事吃緊，屯田更是大量荒廢，到隆慶年間（1567—1572），已經是“屯田十虧七八”了。而賣鹽的辦法到明中葉也漸改變，朝廷需要大量銀兩，讓商人用銀子來買販鹽的專利，便不用運糧到邊境去。于是朝廷的鹽稅提高了，邊兵的糧食卻缺乏了。后來改由朝廷發(fā)餉，或是時常拖欠，或是被軍官克扣，生活極苦，士兵的老婆連衣服都穿不上。最吃緊的宣、大二鎮(zhèn)士兵常常是“敝衣菲食，病無藥，死無棺”。這樣的情形又怎能打仗？
不僅無法打仗，還要大量逃亡，所以逃軍問題以及清查追捕的清軍、勾軍問題一直不停。逃跑以外，甚至還要造反。如嘉靖三年（1524年）大同士兵嘩變，殺巡撫張文錦、參將賈鑒；十二年（1533年）該處士兵再次嘩變，并勾連蒙古俺答部出掠。萬歷三十六年（1608年），太監(jiān)高淮在錦州勒索軍戶，擅自調兵遣將，也引起兵變。至于以后，沿邊兵變不斷，竟成為明末大起義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這種情形之下，明朝中后期雖先后有馬文升、譚綸、戚繼光等文臣武將力圖整頓邊防，其間也在局部略有起色，但軍隊的戰(zhàn)斗力終歸是越來越不行了。
我們前面已經提到過那個在明中期表現尚差強人意的明孝宗弘治，他倒還真是為邊防的廢弛著急。一天，他把吏部尚書屠滽召到文華殿來，告訴他治國以御邊為急，御邊以糧餉為要。有的時候視朝完畢，禮官把鞭一甩，官員們便該依次退出了。可弘治還一下子站到寶座上去，大聲呼喊：“兵部來！”于是兵部尚書劉大夏連忙掉過頭來，由西邊的臺階上前，與天子站在寶座后面竊竊私語。各位大臣回頭望見君臣如此親密無間，心想皇上確實圣明，頗感歡欣鼓舞。
弘治有一次問起天下衛(wèi)所軍士的情況，劉大夏如實回答：“與民一般窮。這怎么能保持銳氣！”
天子很奇怪：“在衛(wèi)所時他們都有月糧，出征打仗又有行糧，怎么會窮呢？”
劉大夏說：“在江南的衛(wèi)所，士兵們都疲于漕運糧食；在江北的衛(wèi)所，他們都受困于所謂京操。前者需要腳價、還債的費用，后者則有做工、部料之費。此外還有種種浪費，我也不是一一清楚，總之都很窮。”
弘治嘆息了半天，說：“朕在位許多年，不知道天下軍民竟這等窮。”可解決辦法又確實拿不出來。
辦法拿不出，邊塞面臨蒙古威脅的警報卻雪片似飛來，要求增加兵餉，戶部卻報告說錢糧不夠。弘治又百思不得其解，問劉大夏：
“永樂年間連年北征，況且還大舉土木，開銷很大，也沒聽說不夠花的。如今一切減省，怎么反倒不足用了呢？以前人說，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天到底在哪兒呢？”
大夏回答：“祖宗時民出一文，公家得一文之用。如今從百姓那里所取得的，超過過去幾倍，但實際進入國庫的不過十分之二三。”
弘治追問：“那十分之七八到哪兒去了？”
劉大夏說了半天也說不清楚。官僚體制之中的貪污浪費、爭奪利益，乃是極為復雜的根本問題，劉大夏如何講得清？何況皇家內府之費，他又豈敢說？
問題還不僅如此。太監(jiān)監(jiān)軍已被證明是大體上有害的措施，“土木之變”已多少證明了這一點。孝宗雖有意縮小宦官的權勢，讓大臣言及內府弊端，大臣哪敢任意妄言？只好說內府之事應由皇帝自己決斷，結果當然是不了了之。馬文升是朝廷特別信任的兵部尚書，還掛著少傅兼太子太傅的榮銜，但在閱兵的時候，還要有司禮監(jiān)太監(jiān)李榮一同參加。馬文升三番五次地請求與李榮同坐共閱，李榮就是不答應。只好各坐在一個棚幕下面，使士兵輪流分別演練。孝宗還聽信太監(jiān)苗逵的慫恿，主張親征出塞，劫虜營。虧得劉大夏等在一旁力勸，才算沒有重蹈英宗北狩的險轍。
孝宗能夠接受批評，幡然醒悟，這就足以說明他的確是明朝中葉的一位“賢君”，因為他的兒子武宗則完全是一位不聽人勸、一意孤行的天子。正德十二年（1517年）九月，武宗不與任何朝臣商量便出關來到宣府。此行是不是為了體驗戰(zhàn)爭的實況或是檢驗他在內城中練兵的實效，史無明載，不敢斷言，但寵臣江彬對他宣傳宣府的女樂十分美貌，肯定是此舉的重要動因，所以一年前就有御史上疏，說風聞要在宣府建造行宮，要求停罷，當然未被接受。也許江彬建議他可借機“觀邊釁”，也是誘導因素之一，“觀邊釁”與實際作戰(zhàn)不同，大約是與幽王烽火戲諸侯類似的感覺。這種把實戰(zhàn)當兒戲的做法的確不敢恭維，肯定也是以邊鎮(zhèn)兵民的極大犧牲為代價的。不久蒙古達延汗或是他的兄弟伯顏猛可率兵入襲，武宗親自指揮作戰(zhàn)，并率軍從陽和投入戰(zhàn)斗，不能不說是膽氣過人。由于天子在軍中，各將領不敢不拼死力戰(zhàn)，且官軍多于蒙古兵數倍，終于將其擊退。而這次被稱之為“應州大捷”的軍事行動，只斬虜16級，明軍卻死52人，重傷563人。
武宗這次親征有驚無險，相反地倒頗具刺激性，加上在宣府可以毫無顧忌地親近女色，使他把宣府看作“家里”，十分思念。于是次年七月，他又假借“征虜”再到宣府、陽和、大同、偏頭關、榆林、綏德、太原游歷了一圈，幸虧這一時期蒙古草原上風云一時的“小王子”達延汗志不在南侵，而在于統(tǒng)一東西各部，于是給了明武宗輕騎戎裝、冒風雪巡行邊塞而出盡風頭的大好機會，似乎一見大明天子出塞，胡虜都不敢迎敵了。當然這絕不能證明天子親征是解決北邊邊患的最佳辦法。
應該說孝宗和武宗這兩父子是明中后期帝王中較清醒者和較糊涂者的代表，無論他們對待邊防的態(tài)度是如何不同，但解決不了邊患問題這一點卻是共同的。這里面當然有一個根本的政策和策略的問題，此外還有一個民族性（ethnicity）的問題，也許只有在清朝這樣的王朝之下，后者才能有所緩和。不過，統(tǒng)治者的態(tài)度是積極還是消極，其經營是建設性的還是破壞性的，結果自然不同。
嘉靖初年，正當楊廷和主持朝政，準備一反正德年間的頹風時，已故達延汗的孫子吉囊、俺答統(tǒng)率著右翼數萬人馬，橫行蒙古草原。到嘉靖中期，吉囊死，俺答勢力更大，而且是連年犯邊，讓明朝廷十分頭疼。特別是正統(tǒng)年間被放棄了的河套地區(qū)，成為南侵的根據地。俺答還廣招漢民到河套墾種，一些大同兵變中的逃卒、白蓮教的教徒，為了避禍而投奔俺答，成為其謀士，不僅教蒙古人攻城圍困突襲等戰(zhàn)略戰(zhàn)術，又建城池、造宮殿、墾水田，形成固定的聚落，稱為板升。俺答的勢力空前強大，便要求與明廷通貢，情形與當年瓦剌時是一樣的。
蒙古草原物產不豐而單一，希望通過貢使貿易以通有無，甚至提高通貢部落在草原上的地位，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這也可以被視為是中原文明強大吸引力的體現。甚至當他們兵強馬壯之時要求擴大通貢規(guī)模，也能夠被人理解，因為如果他們勢小力微，朝廷可能完全會對他們不屑一顧；此外，朝廷通常限制貢使人數在數百人之內，當然不會有太大收益，結果要求擴大貢使數量至兩三千名，甚至虛報人數以求多得賞賜，遭到拒絕，土木之役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fā)生的。
對此，明人多認為蒙古部落是“貪婪無厭”；更害怕這幾千名使節(jié)把中國的內情摸透了，回去便于大舉進攻；而絕不會想到允許通貢同時加強戒備會有怎樣的好處。于是，嘉靖二十年（1541年）和二十一年（1542年），俺答先后兩次派人前來請求通貢。
前一次嘉靖皇帝有旨不允，反倒懸賞要俺答的頭，結果后者一怒之下，深入山西，將士們望風而逃，不肯力戰(zhàn)。后一次索性把俺答派來的漢人使節(jié)抓起來凌遲了。這回天子大悅，把邊臣紛紛升官，可引發(fā)了俺答另一次大舉南侵，一直打到太原以南，“殺戮男女二十余萬，牛、馬、羊、豕二百萬……焚公私廬舍八萬區(qū)，蹂田禾數十萬頃”。二十六年及二十七年（1547—1548），俺答又幾次請求通貢，言語之間非常恭順，邊臣幾次請求同意，但嘉靖皇帝就是不允許，終于導致了著名的“庚戌之變”，其對明廷的震驚程度，僅次于“土木之變”，而類同于崇禎三年（1630年）皇太極的兵臨皇都。
所謂“庚戌之變”，是指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庚戌，俺答兵進攻大同，而大同守將仇鸞害怕出事，秘密派人賄賂俺答進攻別處，俺答兵便從薊州殺來，而守關的京營士兵多是些市井無賴，不堪一擊，很快就打到通州。京城內只剩下4萬余人，一半都是老弱，其中又有一半在總兵、提督、太監(jiān)家中服私役；趕緊到武庫中取盔甲武器，守庫的宦官又按慣例索要“小費”，搞得惶恐不安。沒幾天各地勤王軍趕來，但倉促間未帶干糧，餓得不行。所以俺答兵在京城門外搶掠，勤王兵竟不敢攻擊。最后眼睜睜地望著俺答兵在城郊飽掠而去。
這一場風波，著實嚇得嘉靖帝不輕，關鍵是證明了一遇大事，方方面面都周轉不靈。他只恨手下大臣無能，于是前前后后殺掉兵部尚書丁汝夔、兵部左侍郎楊守謙，逮問駐通州都御史王儀、薊遼巡撫王汝孝、薊州總兵羅希韓，罷免京營的提督太監(jiān)高忠以及負責人朱希忠、陳鏸，還把戶部尚書以下各官免職，讓他們戴罪辦事。但是，玩忽職守的仇鸞沒有遭到任何處罰，反而因勤王而被封為大將軍；丁汝夔的后臺、內閣首輔嚴嵩把丁拋了出去作替罪羊，自己也平安無事，乃至丁汝夔臨刑之前大叫：“賊嵩誤我。”關于這個明史上的有名人物，我們后面還會講到。
除了這次事變以外，邊事由于內部的問題而更加嚴重，還可以由“議復河套”這一件公案而得到證明。河套之地即今銀川、榆林、大同一線以北，黃河以南的一片土地，亦即在賀蘭山、陰山山脈一線以南，自從正統(tǒng)年間被放棄以來，朝臣一直主張恢復，特別是嘉靖年間以鄂爾多斯為根據地的俺答常以河套進一步南侵，收復河套的議論便又多了起來。先是山西巡按何贊、陳豪先后疏言復套，但最引人注目的是曾銑的主張。
曾銑，字子重，嘉靖八年（1529年）中進士，后為御史巡按遼東，平定遼東兵變。后又先后巡撫山東、山西，對邊防很有一套看法。他有膽略，長于用兵。一年除夕夜，突然命各將出征。當時并無警報，各位將領正在酒酣耳熱之際，不愿前去，但曾銑嚴令出征，沒辦法只好遵令。結果走在路上，果然與敵遭遇，將敵擊潰。次日眾將問其為何預知，曾銑笑著回答，他是見到烏鴉無緣無故的亂噪而知道的。諸將對他很是服氣。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曾銑上疏請復河套，兵部表示很難實行，但嘉靖帝對他非常贊賞，下令撥款30萬兩，供曾銑作制造兵器、足兵餉、修筑邊墻之用。后又幾次作戰(zhàn)獲勝，一時蒙古部落“不敢近塞”。曾銑受到鼓舞，又上“營陣八圖”，更為嘉靖贊揚，認為自己苦心策劃多年，竟無一人與他分憂，今有曾銑勇于任事，的確可嘉。
恢復河套之舉效果究竟如何，還未見分曉，但內閣之中嚴嵩與夏言的爭斗，又進入白熱化的階段。結果嚴嵩唆使一些官員彈劾曾銑，認為他的舉動刺激了俺答的大舉進攻，目的在于打倒支持復套的夏言。恰好嘉靖二十五年冬天陜西澄城發(fā)生山體移位，京師又刮起漫天的沙塵暴。嚴嵩利用嘉靖帝十分迷信的心理，大進讒言，把曾銑與夏言抓起來殺了頭，曾銑于是成為內閣爭斗的犧牲品，此后也就再沒有人敢于議復河套。不僅如此，兩年后又發(fā)生了“庚戌之變”；從此直至隆慶初年，俺答不斷進擾。
在今人看來，此時期蒙古不斷要求“通貢”和擴大貿易規(guī)模，應被視為15到16世紀世界性的貿易發(fā)展的產物。同時，不應把蒙古的這些要求只視為草原上資源匱乏的結果，而應考慮到東蒙古強大起來以后，他們希望重執(zhí)草原霸主之牛耳，重新成為中國與中亞乃至西亞商業(yè)貿易的中間人，并從中獲益；更應考慮到內亞草原上的各個游牧族群，正處在向定居化生活方式轉變的途中，定居化所需要的物資也強化了蒙古人的貿易需求。至關重要的是，長城以內的經濟發(fā)展、特別是江南地區(qū)的發(fā)展，也有外銷產品的強烈需求，長城兩邊可謂一拍即合。但明朝害怕安全問題，于是拒絕了，后果就是蒙古人的屢次南下。從本質上說，300年后歐洲人東來，與此時的情形沒什么兩樣。
干臣等于干城
隆慶四年（1570年）發(fā)生了一件偶然的事，竟扭轉了當時的嚴重形勢。這年十月，俺答孫把漢那吉因為自己未過門的媳婦被祖父強行奪走許配他人，十分生氣，便帶著手下10個人來到大同，投奔明朝。當時的宣大總督王崇古是個有頭腦的人，認為這是“奇貨可居”，留下把漢那吉，可以脅迫俺答歸順。事情報到朝廷，朝議一片嘩然，多數人害怕這反倒會引來俺答的大舉進攻，反對聲甚囂塵上。虧得此時主持內閣的高拱與張居正，都是主張議和通貢的，張居正認為朝廷拒絕接受降人，實在是“廟堂處置失策”，他認為這確是值得慶幸之事，并寫信給王崇古：
……此事關系至重。制虜之機，實在于此。……剛才據報俺答臨邊索要其孫，我正怕他棄而不取，則我方空持人質，反倒與虜結怨。如今他來索要，便有利于我。請公戒勵將士，堅壁清野，扼險守要，同時派人對俺答好好說，講明我方對其孫甚為優(yōu)待，如果想要他回去，就應議和盟誓，殺掉降賊趙全等，并多少年不得內犯，這才可以送回汝孫。……
同時又把內閣的決議向隆慶帝單獨匯報，取得皇帝的同意：“寇慕義來降，宜加優(yōu)撫。”張居正之精明慎重，在此事的處理上頗有體現。王崇古生怕事久有變，急于與俺答開市通貢，但居正卻指出，“朝廷納降和戎，須自有體”。不能隨便接受，也不能隨便還人，讓人視為兒戲。這樣不僅會被俺答看輕，以為明方急不可耐地要求和議，而且會引起朝中大臣的攻擊。
此外，張居正一方面讓王崇古給把漢那吉緋袍金帶，以示優(yōu)寵；另一方面則向大同巡撫方逢時密授方略，派兵出邊對付俺答的東翼。這時俺答派來的使節(jié)已見到被封為指揮使的把漢那吉，歸告俺答。俺答大喜，立即答應與明政府盟約立誓，世代臣服。此后，俺答又送還了叛降的漢人趙全等，明朝亦封俺答為順義王，各部落頭目為都督等官，通貢開邊市，成就了當時邊防上的一件大事。從此以后，西北邊境的威脅大大減輕；特別是在俺答妾忠順夫人三娘子的主持下、后又在把漢那吉之妻、忠義夫人大成比妓的主持下，蒙古諸部一直極少犯邊，形成了明末動亂之世西北邊防卻一反故態(tài)、一片寧和的奇景，這的確是永樂以后少見的現象。
這個所謂“隆慶和議”的事件之發(fā)生，雖系把漢那吉來投這一偶然事件所引起，但其事成，卻有更為復雜的背景。隆慶初年，東南沿海的“倭亂”已基本平息——關于“南倭”問題，本書很快就會涉及，所以朝廷可以把注意力集中于北部邊防。具體的體現是，抗倭名將戚繼光被調任薊鎮(zhèn)總兵，不僅帶來了紀律嚴明、久經戰(zhàn)陣的數千浙兵，帶來了他精心設計的“鴛鴦陣”以及同具協同作戰(zhàn)精髓的戰(zhàn)車陣和騎兵陣，而且還大規(guī)模修繕和加固了沿邊長城，新筑了1000余座敵臺，至今我們還可以在北京附近的八達嶺看到這次整修的成果�？傊�，在中央有高拱和張居正、在地方有譚綸、王崇古、方逢時、戚繼光，使隆慶初年的西北防務空前加強。
如果沒有上面這些人的存在，以隆慶朝的國勢，是難以取得正統(tǒng)至弘治時期都未取得的這種成就的�！睹魇贰繁緜髡f高拱“性直而傲”，張居正“勇敢任事，豪杰自許”；譚綸主張“專斷”，不要讓巡按、巡關御史參與邊事，都是一類人。當時朝臣短視庸才者多，都以為把漢那吉是個“禍媒”，恨不能趕緊把他送還俺答，圖個眼前無事；至于是否向俺答封爵開市，都抱著無所謂的態(tài)度。后來則有許多嫉賢妒能之輩認為講和乃是示弱，開馬市則易引起事端，紛紛反對。張居正認為他們是“計目前之害，忘久遠之利，遂欲搖亂而阻壞之。國家以高爵厚祿畜養(yǎng)此輩，真犬馬不如也”。請王崇古“斷而行之”。如果過于“民主”，在當時那種情況下，必將左右為難，一事無成；就是如此，反對張居正者還多指摘他與王崇古、戚繼光等人的私人親密關系，根本不管這樣一種關系對國家時政是否有利。
除了朝廷這方面的條件以外，俺答方面的形勢也利于和議的實現。在隆慶五年俺答向朝廷上的貢表中，有這樣一段話，很能說明問題：
……先年小王子原通進貢，受天朝賞賜。近歲各部落被奸人誘引，坐失撫賞。臣等生齒日多，衣服缺少。……各邊不許開市，衣用全無，氈裘不奈夏熱，段布難得，每次因奸人趙全等誘引，入邊作歹，雖常搶掠些須，人馬常被殺傷。近年各邊常調兵出搗，殺虜家口，趕奪馬匹，邊外野草盡燒，冬春人畜難過……。
可見一方面蒙古各部在人口增長的情況下，出現了物資短缺；另一方面明軍整頓邊防之后采取了進攻態(tài)勢，迫使俺答采取守勢。從俺答個人來看，他招徠漢族降人，本有漢化趨勢，他開始用《大明律》約束部下，教子弟學習漢字、孝經；又信奉藏傳佛教，漸戒殺生。其后主持部落之政的三娘子，更是常在佛像前祈禱，希望來生往生中原內地。于是竟出現了數千里邊塞安居樂業(yè)，農民耕于野，商賈行于路的少見局面。
當然這一局面的取得，也離不開皇帝的“作用”。張居正等人通過大權獨攬實行的一系列措施，是在隆慶及萬歷初年實行的，換了別的時期，就是有這么一批干練之臣，恐怕也未必能有如此成效。隆慶帝不是個有主見的天子，萬歷帝登極時不到十歲，這正好能讓干臣們放手去干。如果換了永樂皇帝、甚至嘉靖皇帝這樣的人，他們就會被認為是權臣而遭到猜忌。一百年中也不乏于謙、楊廷和、馬文升、劉大夏這樣的能人，但都沒有什么好下場，其苦心經營也往往付諸東流。如果遇到明武宗這樣既有主見、又不往正路上走的君主，那就更糟糕了，他們會有意識地把國家引向崩潰；不過遇到后來明熹宗那樣雖無主見，卻把一切大事委諸宦官惡勢力的天子，也是不行的，那樣正人君子根本就無法走上前臺。也許，一個“寬恕有余而剛明不足”的隆慶帝，一群“慨然以天下為己任”的能臣，構成了明后期一個千載難逢的新政機會。
不過，隨著張居正的去世和明神宗的成人，這個機會轉瞬即逝。
“倭寇”：海防問題初露端倪
與明朝的“北虜”問題同時存在的還有所謂的“南倭”，當然后者的嚴重程度比不上前者。洪武初年，正是日本內亂時期，各種失業(yè)的農夫、漁民、武士紛紛到海上尋求生計，與朝鮮和中國沿海發(fā)生密切往來。由于這些行為并非經過官方批準，是純粹的民間行為，自然被視為海盜。朱元璋對此十分不快，但有鑒于元朝征日本的船隊于海上失利，沒有正面與其作戰(zhàn)。后來胡惟庸一案中牽扯到日本，太祖便從此斷絕了與日本的朝貢關系。本來就很有限的朝貢貿易被中止，就更加刺激了非法的私人武裝貿易，所以史書上所見“倭寇”對沿海的侵襲不斷，只是在永樂十七年（1419年）望海堝一役中，明軍“生擒數百，斬首千余”，但并不能徹底終結這樣的需求。
成化年間，即15世紀60到80年代，正是新航路開辟的前夜。在全球性遠程貿易的時代來臨之前，區(qū)域性貿易已有長足發(fā)展。此時，各國紛紛到中國來進行市舶貿易，明朝的市舶官員擺不平他們之間的地位，引起糾紛，沿海于是乎大亂。朝廷一見事端源出于市舶，就干脆罷掉市舶；官營的市舶司沒有了，日本人的貿易要求還存在，于是便求助于沿海中國商人。后者經常拿了貨又不給錢，這些日本海商吃了虧，當然不干，就與當地中國人勾結起來，到處搶掠，形成了嘉靖年間十分嚴重的“倭亂”。
京公網安備1101020200752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