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后期人欲橫流的種種丑惡現(xiàn)象固然體現(xiàn)出醉生夢死、傳統(tǒng)的道德規(guī)范土崩瓦解的末世景象，但另一方面，包括明武宗、神宗、光宗這樣縱情聲色行為在內的逐利逐欲行為，正是對過分束縛人之本性的社會規(guī)范的一種過分的反動。
一般認為西方文化中才有那種“酒神精神”，外在的，放蕩不羈的；而中國則通常是內省的，含蓄的。中國的這種狂歡精神往往不是自然的宣泄，而是被長期貧苦生活及單調精神生活沉重壓抑的一種爆發(fā)式的宣泄。這種爆發(fā)式宣泄在傳統(tǒng)社會行將沒落、同時社會框架更為僵死、壓抑更為沉重的明代社會，便體現(xiàn)得更為突出。
子不教
公元1505年夏天，淫雨連綿不斷地敲打著紫禁城的琉璃瓦，滴滴答答的雨水聲和鉛灰色的天幕弄得人心煩意亂。時人可能會以為這是上天垂淚，在哀悼那位明朝中期稍較明智些的孝宗新逝；也可能會有人認為這預示著新主朱厚照未來的統(tǒng)治不那么圣明。
中國的天人感應之說，成形甚早，自西周開始，至西漢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而大盛，與讖緯迷信糾纏在一起，即人的善惡行為可以引起“天”的不同反應；自然界的種種現(xiàn)象可以被視為人事的征兆。于是這些人臣們希望用天來制約君主的無上權威，用自然現(xiàn)象來警戒君主，使他們不要任意妄為。雖說這種做法十分軟弱而可笑，但卻是限制君權企圖的表現(xiàn)。
大約在東宮登極三個月之后，眾朝臣發(fā)現(xiàn)新天子與宦官劉瑾、馬永成、谷大用等8人泡在一起，游戲玩樂，根本不理朝政；閣臣們以孝宗遺詔的名義進行的一些改良，大都遭到宦黨的阻撓而無法繼續(xù)。于是大學士劉健借著久雨不晴、陰陽失調上疏勸諫，希望正德皇帝按照先帝的遺愿，淘汰宦官、軍匠，罷黜失職武臣，清理內庫貯藏，釋放前朝宮女、內苑珍禽異獸，等等。但正德并不理睬，每天一大群內臣帶刀披甲，前呼后擁，尋歡作樂。此后，戶科官員劉菃、兵部尚書劉大夏、南京御史陸崑、禮部尚書張升等紛紛上疏言事。特別是后者，指出“自今年正月至九月，天鼓妖星，山崩地震，淫雨暴風，雷火水旱之變，凡百三十余處。而南京根本重地，地亦震，尤變之大者”。希望皇上近賢臣，遠小人，改弦更張。
盡管正德我行我素，但在孝宗病榻前受托秉政的大臣劉健、李東陽、謝遷等不敢隨波逐流、疏于職守，于是接連上疏勸諫，甚至敢于拒絕皇帝的旨意，不按宦官的意志擬詔。劉健最后指斥當時“朝令夕更，迄無寧日”，身居重職卻對有些重大決策“略不預聞”；并舉出朱熹的語錄，表示在其位必當謀其政，如果無法謀其政，也就不敢居其位。對于這些激烈的言辭，正德也不在乎，劉健等大失所望，內閣集體辭職，這才迫使皇帝照他們所說的辦。無非是打擊敗亂鹽政的奸商、懲治違法的武臣、罷斥無功受祿的將士和內府濫增的宦官。但朝臣在獲得小勝之后，卻發(fā)現(xiàn)皇帝依然熱衷于騎射和微服出行，不愿意與大臣在一起講學，于是又紛紛上疏批評，在正德元年四月，終于由勛臣元老英國公張懋領頭、五府六部各衙門官員集體向皇帝上疏，引經據(jù)典，告誡皇帝要居安思危，誠心改過。對于這些尖銳的批評，正德帝似乎并不動怒，或者表示接受，或者發(fā)到有關部門去討論，但就是不見絲毫改變。于是，先朝重臣、當時兩個最重要的部門吏部和兵部的負責人馬文升和劉大夏，見事不可為，便于春夏之交相繼退休離朝。
當然剩下的一些諍臣并不甘心祖宗的江山竟一朝毀于一個貪玩的少年天子手中，準備最后一搏。他們認為最根本的問題就出在皇帝身邊的那些宦官身上，與其憂心忡忡，不如集體請求皇帝殺掉太監(jiān)馬永成、谷大用等八人，言辭十分激烈。結果正德皇帝覽奏之后，“驚泣不食”，想把這些人貶到南京，但謝遷等堅決主殺，劉健也推開桌子哭著說道：“先帝臨終之時，拉著老臣的手，將大事托付于我。今先帝的陵土未干，竟讓這些人敗壞如此，就是我死又有何面目去見先帝呢！”司禮太監(jiān)王岳等也支持他們。聞此，劉瑾等都跪在正德皇帝面前大哭，說這是司禮監(jiān)要勾結朝臣制約皇帝的自由，激起正德帝的惱怒，事情便發(fā)生了逆轉。
第二天，謝遷、劉健便被罷免。不久，一些直言敢諫之士如劉范、呂種、韓文等被接連削職。這便是正德初年的新朝氣象。
那么，究竟是什么讓這些托孤老臣和滿朝文武看不下去呢？或者說，這些非殺不可的宦官們究竟領著少年皇帝做了些什么壞事？按大臣們上疏中言，就是他們整天“擊球走馬，放鷹逐犬，俳優(yōu)雜劇，錯陳于前”，甚至領著皇帝跑到外邊市場上去買賣交易，白天玩耍還不夠，夜里還要接著來，自然顧不上處理朝事。平心而論，到這時為止，正德皇帝與手下的宦官們的所作所為，不過是體現(xiàn)了一個少年的追逐享樂、貪圖玩耍而已，尚未給國家造成危害，既比不上之前正統(tǒng)朝王振造就的“土木之變”，也比不上以后天啟朝魏忠賢的柄國亂政，也許朱厚照很不理解，我只是這樣盡情嬉鬧一番，就值得大臣們如此大動肝火？
其實大臣們完全清楚這一切問題的主要責任并不應該由宦官來負。雖說正德從小腦瓜就很靈，但并不太愿意讀書，這一點他的父親孝宗很清楚，所以在臨終時專門指出其子“好逸樂”，讓大臣們“教之讀書，輔導成德”。孝宗在世時都無法從嚴管教，努力培養(yǎng)一個符合傳統(tǒng)要求的儲君，卻要大臣來完成這樣一個艱巨的任務，真是應了“子不教，父之過”這句老話。大臣們不敢直接指責故去的老皇帝，也不敢事事都歸咎于小皇帝，而把矛頭首先指向宦官，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大臣們也清楚，如果只是皇帝貪玩了些，娛樂過了度，只要適可而止，也還無可厚非，因為任何人都有娛樂的天性，都有權利在閑暇時間放松自己的身心，更不用說皇帝了。他們并不是因為視朝、聽講、批答奏章就完全失去了玩樂的時間，顯得比平民缺少自由；因為平民也要在田間勞作，為衣食奔波終日，還要服各種各樣的徭役，甚至由于里甲、關津等等制度而無法隨意遷徙，他們的娛樂時間和條件，甚至自由的程度都不會比皇帝們多。就以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三帝而言，乃是比較勤政圖治的皇帝，他們還有南巡和木蘭秋狝、熱河避暑之舉，更不用說如何修造大型園苑了，但并沒有多少大臣對他們在這方面提出嚴厲批評，也沒有影響時人或后人對他們的總體評價。
朝臣們之所以在正德皇帝繼位之初便這樣不留情面，原因可能有兩個。一個在史書上并沒有留下十分清楚的記載，那就是皇帝還在東宮之時就已很不像話，至即位之初就更出格；他的舉動已經超出了尋常的作樂，簡直讓正常人無法容忍，于是朝臣們害怕照此發(fā)展下去，結果將不堪設想，于是設法阻止之。但這也只是一種揣測。大臣們多次指責皇帝好騎射，其實這并不算是什么大缺點，清朝皇帝還把嫻于弓馬當作繼承者的必修課。但明朝大臣卻小題大做，認為皇上九五之尊，萬一馬失前蹄，責任由誰來負？由此看來，正德元年前后朝中言路洶洶，可能有劉健等人受托孤之命而欲防微杜漸的因素。第二個原因在史書中痕跡較多，那就是害怕皇帝身邊的這批宦官得勢，必須乘其羽翼未豐而清除之。朝臣們到這個時候已經完全意識到宦官勢力的危險性，這主要是經歷了英宗時王振、曹吉祥導致的大變，憲宗時汪直統(tǒng)領西廠的厲害；甚至孝宗時都有飛揚跋扈的太監(jiān)李廣。“駙馬貴戚，事之如父；外而總兵鎮(zhèn)守，呼之為公”，收受賄賂成千上萬。后李廣自殺，孝宗還“賜之葬祭，又予祠額”，懷念不已。至正德即位，不僅是有這樣一幫宦官領著皇帝四處游樂的問題，因為元年正月，便已有旨讓劉瑾管五千營，張永管神機營、顯武營等，掌握了京城的禁軍一部；二月，又因宦官管理畿輔皇莊導致百姓“蕩家產鬻兒女，怨聲動地，逃移滿路”，朝臣建議裁之而天子不允。于是朝臣感到威脅日近，害怕有東漢黨錮之禍、唐朝甘露之變那樣的事情發(fā)生，便借這批宦官誘導皇帝不務正業(yè)之機，力圖將此威脅消于未萌。
無論如何，朝臣與皇帝及宦官之間的這場短兵相接造成了兩個相關的結果。一是在那次未遂政變之中，劉瑾掌握了司禮監(jiān)，馬永成和谷大用分別掌握了東、西廠，“分據(jù)要地”，加快了他們把持政柄的步伐。二是朱厚照此后更加放蕩不羈。原來他對大臣的批評有時置之不理，有時發(fā)下所司商議，有時表示“嘉納之”，有時“勉從之”；他原定大婚開銷40萬兩白銀，后經大臣反對而減少了10萬兩；甚至有時還表示“自古帝王，不能無過而貴于改過”，“卿等所言，皆為朕憂國憂民之事，朕當從而行之”，盡管沒有改過的事實，這種態(tài)度也就算不錯了。但十月事件之后，謝遷、劉健離朝，正德便更無所顧忌，首先就把上疏請留劉、謝的21位官員拉出去打了一頓板子，然后削職為民，朝中大臣敢于激烈反抗的就越來越少了。
從這以后的事實看，劉瑾引誘皇帝盡情游樂，目的在于自己獨攬大權。史載他想方設法，搞出許多好玩的東西，等正德正專心于玩樂之時，他便把官員們的章奏拿出來請皇帝批示，皇帝一煩，說：“我用你是干什么的？還用這些東西來一一煩我！”于是劉瑾往往背著皇帝批復決策，而皇帝則更專注于享樂玩耍。因為享樂玩耍而放棄自己的責任，將國家命運委之于惡勢力的代表，而非正人君子，這就大大超出了正常的規(guī)范。
大玩家
朱厚照玩樂的水平已經今非昔比，他已經不滿足于和小黃門寧、福德、福吉、寶延6店，買賣雙方皆為宦官。厚照有時也頭戴瓜皮帽，身著商賈衣，手持賬簿，像模像樣地一家家商店地算賬。有時故意雙方爭執(zhí)不下，還設有市場管理員過來調解。調解人把雙方都請到“廊下家”喝酒解勸。此“廊下家”又是宦官們在“永巷”開設的酒店，就在玄武門以西，靠著禁城城墻，“長連”、“短連”加在一起共54個門，總起來就叫“廊下家”。里面時時傳出箏、琴、琵琶之聲，賣酒的老板娘及侍女等一見客來，立刻鶯聲燕語，出而迎之，喝醉了就在店里安歇。凡市面上有的雜耍賣藝、斗雞玩狗以及妓院之類，應有盡有，令宮女裝扮了在里面服務——即類似后來清朝頤和園蘇州街那樣的所在。這樣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到后來竟弄假成真：寶和等店經營各處商販的雜貨，進項一年約幾萬兩，按季進至御前。其每年收購貨物中僅貂皮就約萬余張，瓜子有1萬石，腌肉約200車，豬羊80萬頭等等。而“廊下家”后來為答應、長隨們的居所，舊時市肆光景雖已不見，但長隨們閑來無事，各以曲做酒，賣酒以補用度。京城人都稱之為“廊下內酒”，大約也是武宗時代留下的一點遺風吧。
明武宗熱衷于商賈之道，雖說不過是為了湊個熱鬧，但畢竟不是曇花一現(xiàn)的偶然現(xiàn)象，而是當時社會氛圍的反映。傳統(tǒng)的重農輕商觀念到此時開始有較大轉變，商人的地位有了很大提高，正德時期正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萬歷時人何良俊記述說，正德以前90％的百姓從事農業(yè)，但這幾十年來，“去農而改業(yè)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在憲宗、孝宗兩朝以前，士大夫之家也不過是“中人十家之產”，“至正德間，諸公竟營產謀利”，有些官員家產已達10余萬，還是免不了幾年之后田宅易主的命運。除了江南地區(qū)以外，其他地區(qū)商業(yè)發(fā)展的變化也大體開始于正嘉時期。像當時無錫有個大商人地主鄒望公，敢于與身任尚書的顧可學打官司，而且迫使顧某最后不得不與其和好。
山陜商人是明代以來著名的地區(qū)性商人群體，長期以來形成重商的風俗，所謂“士類不諱持籌”。到清雍正時追記當?shù)仫L俗，是“子弟俊秀者，多入貿易一途，其次寧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讀書應試”。顯然是把實際利益放在了首位。正德年間草疏彈劾劉瑾等宦官的著名士大夫李夢陽，祖上就是商人，由于他是陜西慶陽府人，與許多商賈出身的名人相熟，故其《空同集》中收有許多有關商人的篇目，他在《明故王文顯墓志銘》中寫道，“夫商與士，異術而同心”，都可以擁有同樣的道德準則。李夢陽雖然是轉述傳主的話，但無疑是持贊同態(tài)度的。這樣，正德前后，這一地區(qū)有許多棄學經商以及棄商學儒或因致富捐官的例子，表明士與商之間已經沒有了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
以上情形表明社會上的重商風氣已經影響到官僚集團，這當然不僅局限于后者對商人及商業(yè)活動態(tài)度的變化，更重要的是他們也身體力行，而且運用權力的特殊作用來增加謀利的程度。正德前后，無論文臣武將、宦官外戚、宗室皇親，都大開店鋪，以致武宗上臺時頒布的大赦天下詔都說，皇親貴戚文武要人開設鋪店，侵奪民利，要加以禁止�？烧菑乃_始，出現(xiàn)了所謂的“皇店”，皇帝自己都做起生意來了。除了前面提到過的地處戎政府街（今燈市口北佟府夾道）的寶和等六店外，還在西安門外積慶、鳴玉二坊以及“內自京城九門，外至張家灣、河西務等處”也建有皇店。所以朱厚照通過這種方式取樂消閑，也算是一種順應潮流的趕時髦吧。
正德皇帝的取樂帶上了商品經濟的色彩，多少還是心血來潮，更重要的是體現(xiàn)了專制君主的無限貪欲。正德元年光祿寺把內宮飲食之類的開銷一算，發(fā)現(xiàn)竟比弘治元年增加了一倍�；实鄞蠡橐约靶藿ㄗ约旱牧昴埂①p賜等費用共需白銀180萬兩，戶部拿不出這么多，請從皇家內庫即內承運庫中補充一些，但武宗不答應。后來反讓太監(jiān)從國庫和太仆寺取出35萬兩，移入內承運庫。
內承運庫承擔著貯存皇家金銀珠寶、綾羅綢緞的重責，其來源主要是所謂的“金花銀”，即從江南轉運的漕米每年400萬石，折銀100萬兩，供給皇家私用。其意在于內外分清，公私兩便，互不干涉。但皇帝一旦發(fā)現(xiàn)錢不夠用，或者不愿用自己的“私房錢”，便把手伸進國庫。這原屬違反制度，但制度永遠低于皇權，所以戶部也無可奈何。正德二年皇帝正在大張旗鼓地準備元宵燈節(jié)盛會，同時為了巡幸游獵而大規(guī)模修理南海子——今北京大興縣境占地約100多平方里的一處皇家禁苑，花費數(shù)以萬計，從當年正月到八月便已用了20多萬兩白銀。不夠用，怎么辦？正德帝便又想出新招，允許學生、官宦人家子弟、軍人、商人乃至農民通過交納不同數(shù)量的銀子，得授陰陽、僧道、醫(yī)、七品以下散官，以及省府州縣各級衙門中的吏役雜職等官，等于是公開的賣官鬻爵。
到正德的侄孫萬歷皇帝時，皇家的逐利便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明神宗大婚，制作袍服，購取珠寶等費用，曾向戶部要銀1000多萬兩，再加上修建乾清宮等工程，應付朝鮮等地的戰(zhàn)事，把國庫搞得十分空虛。于是又想出新的辦法，即把大批太監(jiān)派到外地充當“礦監(jiān)稅使”，即開采金銀等礦，并對工商業(yè)者加重稅收。但哪里有這么多金銀礦呢？就是有，急切之間也不可能搞出來。宦官們?yōu)榱讼蚧噬涎�，經常跑到富裕之家中，指著房宅要挾他們，說：“這里有礦！”這家就必須傾其所有，交納金銀，才能免禍；他們還經常嚇唬工商業(yè)者，說：“你們漏稅！”后者也趕緊把錢財貢獻出來。攪得舉國上下，雞飛狗跳，很多地方都激起了民變。實際上搜刮來的錢財，頂多有十分之一獻進內宮，十分之二被宦官克扣，十分之三被爪牙們瓜分，另十分之四則被當?shù)丶楣黩_走。甚至有的宦官沿途挖掘墳墓，希望從中發(fā)現(xiàn)財寶，真成了明目張膽的盜墓賊了！有的宦官黨羽“假旨詐財，動以萬數(shù)”，致使東林黨人李三才憤怒地質問神宗：“皇上愛珠玉，人亦愛溫飽；皇上愛萬世，人亦戀妻孥。奈何皇上欲黃金高于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粃升斗之儲？”倒是有位揚州富戶向皇帝獻銀14萬兩，子弟立刻被封為中書舍人。所以神宗更是一個唯利是圖的典型。他想出礦監(jiān)稅使的主意，自然是萬歷間商品經濟的繁榮使其眼紅不已的緣故，但結果未必對商品經濟有利。
在這種情況下，雖說國庫捉襟見肘，入不敷出，皇帝如崇禎者也總是哭窮，為缺兵餉而夜不能寐，甚至逼皇親國戚出錢助捐，一副真正窮困潦倒的樣子。但李自成義軍進入北京后，還從內庫中掘出每錠重三四百兩的金銀，其數(shù)量之多，在義軍退兵西安時，“自京門達潼關千余里，日夜不絕道路”。于是后人不禁感嘆：“崇禎天子蓄如許物，奈何數(shù)稱餉絀耶？”
武宗仿商為樂并不能使他滿足，于是又在西華門外另起院落，造宮殿數(shù)重，兩廂是一連串的密室，稱之為“豹房”。那些靠給武宗提供女樂和御女之術的內外佞臣紛紛被召入豹房，輪流值班，叫作“豹房祗候”。這些人找來善歌舞的色目女子，歌舞通宵達旦，其色美者則留下供皇帝享用。除此之外，還把屬于教坊司的樂工召來，選擇技藝精湛者入豹房為皇帝吹拉彈唱。后軍都督府右都督馬昂的妹妹已嫁人有孕，但武宗聽說她貌美，也不在乎別的，就將其取入豹房。從此馬氏一家甚得寵幸，連宦官內侍都呼馬昂為“舅”。這樣一個去處使武宗流連忘返，被他叫做“新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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