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1944年6月，我們有許多疑問急需解答，這都與我們的敵人——日本有關，一切已經(jīng)迫在眉睫。這些問題錯綜復雜，軍事上的，外交上的，關乎最高決策的，關于在前線對日軍散發(fā)傳單的，諸如此類種種問題，我們都必須適時提出真知灼見。日本發(fā)動的是一場全面戰(zhàn)爭，我們迫切需要知道的，不僅是東京決策者的目標和動機，或是日本漫長的歷史，也不僅是經(jīng)濟和軍事上的統(tǒng)計數(shù)字。我們必須了解，日本政府從國民那里能夠獲取哪些期待？我們也必須了解，日本人的思維特征和情感習俗，甚至了解因這些特征和習俗所形成的生活模式。我們還必須搞清楚，有哪些制約因素支持這些行動和觀念。我們得暫時把美國人的行動前提拋在一邊，并且盡可能地不要輕率武斷地下結論，也許在那種情況下，我們做的事，日本人也會那樣做。
我的任務極其艱難。美國和日本正在交戰(zhàn)。在戰(zhàn)爭中，把一切錯失都歸咎于敵方，頻頻譴責對方，這非常容易，但要想弄明白敵人自己如何看待人生，如何通過他們的眼睛看待世界，這就困難多了。然而，這個任務必須完成。問題是，我要研究的是日本人將要如何行動，而不是我們處于他們的境況要如何行動。我必須努力整合日本人在戰(zhàn)爭中的所有行為，利用這些有用的資料試圖了解他們，要把這些當做有利條件，而不是當做不利條件。我必須觀察他們的打仗方式，并且暫時不將其看作軍事問題，而是文化問題。無論在戰(zhàn)爭中還是在平時，日本人的行為都獨具特色。他們處理各種戰(zhàn)爭事務時，表現(xiàn)出哪些特殊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模式？他們的長官鼓舞士氣，消除惶恐和疑惑，在戰(zhàn)場上調兵遣將，所有的這些方式展現(xiàn)出他們自以為能夠利用的力量，那究竟是什么？我得跟蹤研究戰(zhàn)爭中的每個細節(jié)，以便觀察日本人如何逐步展露出他們自己。
然而，美日兩國正在交戰(zhàn)，這一事實不可避免地對我的研究產(chǎn)生了不利影響。這意味著我必須放棄文化人類學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實地考察，我無法去日本，到日本人的家庭中，親眼觀察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的種種傾向，然后辨別區(qū)分哪些因素是至關重要的，哪些是不太重要的。我無法親自觀察他們做決定時的復雜狀況，也無法觀察他們如何培養(yǎng)下一代，他們的孩子如何成長。約翰•安布雷撰寫的《須惠村》，是人類學家在日本實地考察后，寫出的唯一有關日本村落的著作，這些研究成果非常有價值。但是，我們在1944年遭遇的關于日本的許多問題，在《須惠村》里都尚未提及。
盡管有這么多的困難，但作為一名文化人類學家，我卻始終相信，還有某些研究手段和條件能夠加以利用。至少，我可以依賴文化人類學家最基本的研究手段——與研究對象面對面接觸。在美國，有許多日本人，他們在日本出生長大，我可以根據(jù)他們親身經(jīng)歷的事情向他們提問，弄清楚他們如何理解或判斷那些事情，用他們的描述填補我們在知識上的許多空白。我相信，作為人類學家，這些知識有助于我們了解任何文化，而且是必不可少的，具有根本上意義的。通常，一些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從事日本研究時，主要利用圖書文獻，對歷史事件進行分析，或者對資料進行統(tǒng)計，并收集日本的書面或口頭宣傳品，從字里行間中尋求其演變軌跡。我確信，他們所尋求的許多答案，都隱藏在日本文化的種種規(guī)則和價值之中，因此，通過真正生活在這種文化中的日本人，探究日本文化中的那些規(guī)則，會取得更加滿意的答案。
這并不意味著我不閱讀書籍文獻，或者不請教曾經(jīng)生活在日本的西方人。與日本有關的文獻浩如煙海，在日本居住過的西方人也數(shù)不勝數(shù)，這些對我都幫助極大。有些人類學家到亞馬孫河發(fā)源地或新幾內亞高原，研究那些沒有文字的部落，他們全然沒有我現(xiàn)在的優(yōu)勢。由于沒有文字，那些部落從未用文筆來展露自我，西方人的相關論述也是浮光掠影，少之又少。沒人知道他們的歷史，學者們進行實地考察，沒有任何前輩學者的幫助，他們去探索那些部落的經(jīng)濟生活狀況、社會階層構成，以及宗教生活中所崇拜的事物，等等。我研究日本的時候，卻有許多優(yōu)秀學者的豐碩成果可以繼承。在嗜古者的文獻資料中，描述了日本人生活的細枝末節(jié)，很多歐美人士也詳細記載了他們在日本的生動經(jīng)歷，日本人自己也撰寫了許多傳奇性的自傳。跟許多其他東方民族不同，日本人熱衷于描寫自我，這種展露自己的沖動十分強烈，他們既寫生活瑣事，也在寫全球的擴張計劃，他們的坦率著實令人驚異。當然，他們并沒有將所有的計劃和盤托出，沒有誰會那樣做。日本人描述日本的時候，會忽略許多真正重要的事情，因為那些東西是他們最熟悉的，如同呼吸的空氣一般，早已習而不察了。美國人記述美國的時候也是一樣的。盡管如此，日本人仍然喜歡自我表露。
我閱讀這些文獻時，仿效了達爾文創(chuàng)立物種起源時所用的閱讀方法，特別留意那些令人困惑的事情。對于日本國會演說中那些羅列的觀念，我需要了解些什么？日本人會強烈聲討一些無可厚非的議案，而對某些駭人聽聞的惡性事件卻毫不介意，隱藏在這種態(tài)度背后的究竟是什么？我一邊讀，一邊不斷地問，“這樣的情形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為了弄懂這些，我究竟需要了解什么？
我還看了不少在日本拍攝錄制的電影——有宣傳片、歷史片，還有描寫當代東京生活的都市片，以及農(nóng)村影片，然后，我再跟一些看過相同影片的日本人一起討論�；旧显谌魏吻闆r下，他們的眼光和觀看角度都與我不同，他們以普通日本人的心理經(jīng)驗看待影片中的男女主角以及反面角色，我常對一些情節(jié)迷惑不解，而他們卻明明白白。另外，他們對情節(jié)和動機的理解也與我不同，他們從整部電影的結構方式上進行理解。我和那些在日本長大的日本人觀看同一部電影，如同閱讀他們的小說一樣，彼此對影片的理解存在很大的差異。在他們當中，有些人會為日本的習俗進行辯解，而另一些人則厭惡日本的一切，哪一類人使我更有收獲？這的確很難說清。在日本，人們有什么樣的生活規(guī)范？對于這一點，他們所描繪的景象基本一致，不管他們接受這種規(guī)范，還是深惡痛絕地排斥。
如果人類學家僅是搜集研究對象的資料，然后對資料進行解釋分析，那么曾經(jīng)在日本生活過的西方人都已經(jīng)做過這些事。假如一個人類學家僅能做這點事，那就別指望對日本研究作出新的貢獻，還不如以往那些外國居住者對日本的描述更有價值。然而，文化人類學家受過特殊的訓練，也具有某些特殊的才能，只需花費一些精力，就能在擁有眾多學者和觀察員的領域里，做出更多的貢獻，因此，即便費一些周折，也是值得的。
人類學家了解亞洲和大洋洲的多種文化類型。甚至在日本，有許多習俗和社會生活習慣，都與太平洋島嶼上的原始部族相似。有些與馬來諸島的風俗相似，有些與新幾內亞相似，有些與波利尼西亞相似。當然，了解這些相似性很有意義，可以推測在古代是否有過遷移或接觸，這些問題都相當有趣。但是，了解文化的相似性，其價值并不在于它們彼此之間可能存在什么歷史關聯(lián)，對我而言，是能夠憑借相似或差異，了解這些風俗習慣在文化中起到什么作用，從而啟發(fā)我了解日本的生活方式。我對亞洲大陸的暹羅、緬甸和中國文化略知一二，可以把日本與這些民族進行對比，它們都是亞洲重要的文化遺產(chǎn)的組成部分。人類學家在研究原始部族時多次證明，這種文化比較的研究價值非凡。一個部落的正統(tǒng)習俗也許有90%與鄰近的部落相同，但是在細節(jié)上可能進行修改補充，以適應與眾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自己的一套價值觀念。在修補的過程中，可能會排斥一些基本習俗，盡管這些細節(jié)對整體而言所占的比例很小，但是也可能促使該民族未來的發(fā)展轉到某個獨特的方向。很多部族都擁有著獨特的風俗，探討具有共性的種族之間的差異，是人類學研究中最有意義的事情。
人類學家的自身文化與研究對象的文化之間也必然存在差異，因此必須讓自己最大限度地適應這些差異，還要不斷琢磨研究技術和手段，來解決這類特殊的問題。人類學家憑借經(jīng)驗可以知道，不同文化的種族和民族遇到某些情況時，會采取不同的解決方式，當他們對某些事件的含義作出判斷時，其方法也截然不同。在某些北極村落或熱帶沙漠，人類學家見識過“血緣責任制”或“財物交換制”的部落習俗，其獨特性遠非任何汪洋恣肆的想象力所能杜撰的。對此，人類學家必須進行調查，不僅要弄清血緣關系或交換關系的細節(jié)，還要調查習俗在部落行為中產(chǎn)生的后果，以及每一代人是如何從幼年起就受到制約，身體力行傳承那些習俗，就像他們先祖曾經(jīng)所做的那樣。
京公網(wǎng)安備1101020200752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