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月，陳毅逝世。出于對老戰(zhàn)友的悼念以及對所謂“二月逆流”表示公開否定，毛澤東親自參加追悼會，并慰問了陳毅的家屬和子女。就在這次追悼會上，周恩來暗示陳毅的親屬將毛澤東關于鄧小平是屬于人民內部矛盾的評價傳出，以擴大影響，廣造輿論。在此之前，周恩來還曾利用各種場合讓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擊迫害的老同志公開露面。這一年1月下旬，他在一次談話中指出：林彪一伙就是要把鄧小平搞成敵我矛盾；聽說有的地方還在講“二月逆流”，現葉劍英副主席已主持軍委工作，對再講“二月逆流”的話，要進行批駁。
同年4月，陳正人、曾山兩位老同志因醫(yī)療條件所限救治不力，十天內相繼去世。這一情況，使周恩來認識到黨的干部政策在實際工作中仍未完全落實。他一面要求衛(wèi)生部盡快解決老干部的醫(yī)療問題，同時指示《人民日報》社起草一篇題為《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論，經他修改后發(fā)表。這篇社論重申了毛澤東一貫倡導的“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強調經過長期革命斗爭鍛煉的老干部是黨的寶貴財富，要求排除干擾，正確執(zhí)行黨的干部政策。
在周恩來的持續(xù)努力下，自1972年以來，有越來越多的老同志站出來，有的重新擔任了中央和地方的領導職務，成為不斷糾正“左”的錯誤的重要力量。
與此同時，周恩來還親自指導文化、衛(wèi)生、體育等戰(zhàn)線加緊肅清極左思潮的影響。他反復強調：過去，林彪造成了極左思潮、形式主義，只搞那個“突出政治”，不搞業(yè)務，不抓訓練；現在是要提倡為革命刻苦鉆研業(yè)務技術，提高質量，勇于攻關。針對文藝界萬馬齊喑、百花凋零的局面，周恩來尖銳指出，“極左思潮不肅清，破壞藝術質量的提高”。周恩來的這些意見，有力地推動了各條戰(zhàn)線批判極左思潮斗爭的開展。
在周恩來領導下，各地各條戰(zhàn)線聯系實際批判林彪的過程，實際上也是肯定“文化大革命”前的成績、糾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錯誤、恢復黨和國家正常工作的過程。這不能不引起與“文化大革命”命運攸關的江青集團的極端仇恨。1972年初，張春橋就對《全國計劃會議紀要》百般刁難，阻撓下發(fā)。隨著形勢的發(fā)展，黨內堅持與否定“左”的錯誤的斗爭也必然更加激烈。
（二）斗爭的深入
1972年下半年是周恩來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斗爭深入發(fā)展的時期，也是黨和人民同江青集團斗爭異常激烈的時期。此前，批判極左思潮的斗爭雖然取得了一定成績，但黨內外廣大干部群眾的思想認識的顧慮和障礙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解決。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提出要進一步批判極左思潮的意見。
1972年8月1日、2日，周恩來連續(xù)兩天在人民大會堂向回國述職大使和外事單位負責人發(fā)表長篇講話，系統闡述對國際形勢、內外政策、批林整風、政治與業(yè)務關系等重大問題的看法，講話貫穿了“要批透極左思潮”這一鮮明主題。他說：“極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國也有極左思潮，在我們的鼻子下面也有嘛，外交部也有，駐外使領館也有。”“實際上各單位的極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縱起來的”，“就是空洞、極端，形式主義空喊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很抽象，這是違反毛澤東思想的”。“關于這個問題，如果我們不好好做工作，還要犯錯誤。極左思潮不批透，右傾又會起來”。“如果在駐外使領館現在還有人搞極左，就把他們調回來學習，不要妨礙我們的對外工作。”他明確指出：“運動就是要落實在政策和業(yè)務上。無產階級的政治掛帥掛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掛在業(yè)務上。……如果真正考察一個干部，說這個干部運動好，但業(yè)務不好，說明還沒有落實。”“各部門應該把老干部解放出來”。
周恩來的重要講話，十分清楚地表明他力主深入批判極左思潮（即周恩來多次使用“批透”一語）的意圖。為進一步啟發(fā)人們的認識，他反復強調極左仍是當前各項工作的首要危險，引導各條戰(zhàn)線批判極左思潮的斗爭向縱深發(fā)展，而不是像前一階段那樣，一些單位反傾向斗爭沒有突出批“左”重點，僅停留在一般水平上。
在推動各條戰(zhàn)線深入批判極左思潮的同時，周恩來還不畏險阻，親自從“文化大革命”的重災區(qū)教育、科技界入手，具體幫助廣大干部和知識分子排除干擾，解決思想認識，盡快恢復教育科技界的正常工作。
1972年7月14日，根據美籍科學家楊振寧的建議，周恩來當面叮囑北京大學副校長周培源要認真清理教育科研工作中的極左思潮，提高基礎理論水平，把綜合大學的理科辦好，并強調：“有什么障礙要拔除，有什么釘子要拔掉。”
7月23日，周恩來又就周培源反映北大教師思想狀況的來信指示國務院科教組和中科院負責人：要以該信“作依據”，將此問題“在科教組和科學院好好議一下，并要認真實施，不要如浮云一樣，過了就忘了。”
9月5日，周恩來在接見巴基斯坦總統科學顧問薩拉姆時，再次強調開展自然科學理論研究的重要性，指出：現在在理論方面我們做得很差，不僅在原子能方面，就是一般科學也是如此，一句話，許多經驗，沒有理論，忽視理論，這是我最不滿意的。幾天后，他又寫信給張文裕和朱光亞，對二機部某所十八位科學工作者來信中提到的發(fā)展高能物理研究的建議表示“很高興”，并提醒“這件事不能再延遲了”，“科學院必然把基礎科學和理論抓起來，同時又要把理論研究與科學實驗結合起來。”在抓緊基礎理論研究工作的同時，周恩來還提出了中學畢業(yè)生直接上大學的意見。
10月6日，根據周恩來一系列指示精神，周培源在《光明日報》上發(fā)表題為《對綜合大學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提出“工和理、應用和理論都必須受到重視，不能偏廢”；“要批判‘理論無用’的錯誤思想”，“充分認識到科學實驗和自然科學理論的重大意義”。這篇沖破江青集團設置的重重阻力的文章的發(fā)表，使得在“兩個估計”禁錮下備受壓抑的廣大知識分子受到極大鼓舞和啟發(fā)。
周培源的文章發(fā)表后，張春橋、姚文元等公然宣稱：“不管周培源來頭多大”，都要追查、反擊；“那些口口聲聲說要重視基礎理論的人，其實最不懂得馬克思主義”。他們在北大的一個親信直言不諱地供認：“他們要拔掉釘子，就是拔掉我們。”隨后，張、姚等還指使《文匯報》連續(xù)發(fā)表文章，對周培源的文章進行圍攻，把矛頭指向周恩來。
其間，人民日報社根據周恩來關于極左思潮要批透的講話精神，組織發(fā)表了一組批判無政府主義的文章。這是自林彪事件以來在黨報上首次集中批判極左思潮。姚文元看了這些文章后即提出：“當前要警惕的是右傾思潮抬頭”，“不能說什么都是無政府主義，不要批到群眾頭上，不要混淆兩類矛盾”。江青更是露骨地說：這些文章“就是要在全國轉移斗爭大方向。”江青一伙還一再查問文章的“背景”。在張春橋、姚文元的授意下，這年11月間，《文匯報》內部刊物《文匯情況》連續(xù)兩期登載批駁文章，江青集團借機在人民日報社大搞所謂“反右傾回潮”運動。這樣，在堅持批極左與反對批極左問題上，以周恩來為代表的黨內健康力量同江青集團之間的對立開始變得明朗化、公開化。
同年11月底，雙方的斗爭終于發(fā)展到彼此“攤牌”的程度。11月28日，中聯部、外交部在關于召開外事會議寫給周恩來的請示報告中提出：鑒于林彪反黨集團煽動的極左思潮在外事部門還沒有得到徹底的批評和肅清，擬召開一次全國外事工作會議。任務是聯系外事工作實際，徹底批判林彪反黨集團煽動的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以便更好地貫徹執(zhí)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11月30日，周恩來對報告作出“擬同意”的批示。然而，次日張春橋卻在送“總理再閱”的批語中明確表示反對批極左。他一方面詭稱“不了解外事工作的全面情況”，另一方面又提出，“當前的主要問題是否仍然是極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極左和無政府主義？我正在考慮”。12月2日，江青在對報告的批語中進一步提出，應批林彪賣國賊的“極右”，“同時也應著重講一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
由于張春橋、江青的反對，12月3日中央政治局就此事進行討論。根據政治局討論意見，外交部重新修改起草《關于召開外事工作會議的請示報告》，刪去了原報告寫的批判“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等語。但仍強調“主要學習毛主席最近一兩年來關于對外工作的批示”、“總理今年8月1、2日接見駐外使節(jié)的談話（紀要）”。12月4日，周恩來批示同意外交部的修改報告。
周恩來與張春橋、江青對外事會議報告所作出的觀點針鋒相對的批示，表明黨內健康力量同江青集團的斗爭已達到白熱化程度，成為1972年前后這場斗爭的最高潮。
當斗爭處于膠著狀態(tài)之際，人民日報社的一位負責人出于對江青集團大反“右傾回潮”、把矛頭對準周恩來等一系列作法的不滿，于12月5日寫信給毛澤東，表示“很同意”周恩來關于《人民日報》等單位要批透極左思潮的意見，認為批極左不僅適合機關內部的實際情況，在輿論宣傳方面也同樣適用。信中還反映了張春橋、姚文元反對批極左的情況。這封信在客觀上促使毛澤東出面，對激烈交鋒的兩種不同意見進行最后裁決。
作為在指導思想上仍堅持“文化大革命”錯誤的毛澤東，此時是不可能贊同周恩來的意見的。12月17日，他在與張春橋、姚文元的談話中明確表示反對批極左思潮，認為《人民日報》那位負責人信中的觀點不對，當前應當批林彪的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的“極右”。這是毛澤東擔心批極左將導致否定“文化大革命”所得出的必然結論。
毛澤東的結論，成為自“九•一三”之后周恩來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糾正“文化大革命”中錯誤的一個轉折點。早就對周恩來心懷不滿的江青一伙，這時更是有恃無恐，公開向周恩來發(fā)難。1973年“兩報一刊”元旦社論明確提出，要始終把批判的矛頭對準林彪一伙，“牢牢掌握這個斗爭的大方向”。就是說，在運動中只能批判林彪，不許涉及其他。這樣，就等于給江青集團在批林中被揭露上了“保險”，為其后的進一步反撲開了“綠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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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斗爭形勢發(fā)生了根本性變化，卻沒有改變周恩來繼續(xù)批判極左思潮的決心。1973年，在周恩來的領導下，批判極左思潮的斗爭采取含蓄、迂回的方式（即不公開使用“批極左”一詞），仍在繼續(xù)進行。
1973年2月，周恩來在聽取國家計委匯報時，歷數無政府主義在企業(yè)中的種種表現，再度尖銳地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中給國民經濟帶來破壞性后果的極左思潮，指出：“林彪一伙破壞經濟所造成的惡果這兩年表現出來了”，國民經濟“現在根本沒有比例”，在計劃工作上也“沒有‘王法’了”，“一定要批透，把破壞性后果消除掉”。他同時還強調，要把“整頓的方針”寫清楚，要實行按勞分配和必要的獎勵制度。
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在同年年初召開的計劃會議上，討論了國家計委起草的《關于堅持統一計劃，加強經濟管理的規(guī)定》。這個文件同1972年計劃會議紀要相似，仍以糾正生產管理中存在的極左思潮和反對無政府主義傾向作為指導思想，提出了加強統一計劃和整頓企業(yè)管理的十條規(guī)定，并重申了政治掛帥要掛到業(yè)務上的觀點。會上，全國28個省市均對文件表示贊成。唯獨上海市反對。張春橋宣稱：這是“拿多數壓我們，我堅決反對，我們是光榮的孤立”，并強令把文件收回。張春橋的蠻橫態(tài)度，表現出在周恩來批極左的正確意見遭否定后，江青集團得志猖狂的囂張氣焰。
同時，在全國外事工作會議上，外事干部學習了毛澤東幾年來有關對外宣傳的一系列指示（主要批評“以我為核心”、“強加于人”等極端作法），排除江青一伙的干擾，批判了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及其給對外工作造成的惡劣影響和破壞。這就在實際上支持和貫徹了周恩來提出的批判極左思潮的主張，否定了江青、張春橋一伙的謬論。
3月4日，周恩來在召集一些外事單位負責人的談話中，針對不少單位在對待外國專家方面仍存在的排外主義、民族歧視等錯誤傾向提出批評，指出“林彪、陳伯達、王、關、戚干擾破壞正確方針政策落實”，“一定要批判這些錯誤，自我批判后，我們就主動”；“要向外國專家公開承認錯誤，不要怕這樣做又要犯右的錯誤”。3月8日，周恩來在邀請外國專家及其家屬參加的國際勞動婦女節(jié)紀念會上，嚴厲批判了林彪、陳伯達、王力一伙給予外事工作的干擾破壞，對遭錯誤批判和被迫離開我國的外國專家表示歉意，并當場率先作出自我批評，使得到場的外國專家深受感動。
在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錯案方面，周恩來同樣進行著不懈的努力。1972年12月18日，周恩來在一封信中明確提出：譚震林“是好同志，應該讓他回來”；當時“大鬧懷仁堂”事件“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勢所激成的”。此外，周恩來再次提出要改善監(jiān)獄待遇，廢除“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對已經解放的老干部，他提出應讓他們參加領導班子，以調動他們的積極性，發(fā)揮他們應有的作用。1973年3月10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建議抓緊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并具體提出先易后難的方案，送政治局討論。待中組部提出了一個300多人的名單后，他又親自主持政治局會議逐一研究、通過。同日，根據毛澤東批示，黨中央決定恢復鄧小平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成為周恩來領導的這場斗爭中的一個重要事件，對后來黨和人民的斗爭產生了意義深遠的影響。
自1971年底以來，周恩來領導的這場持續(xù)糾正“左”的錯誤的斗爭，由于符合全黨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心愿，得到絕大多數人的支持、擁護，但同時也遭到江青集團的愈來愈兇猛的反撲。1973年下半年起，江青一伙又從教育界開刀，連續(xù)制造了張鐵生白卷、批《園丁之歌》、批“師道尊嚴”、突襲考教授、馬振扶公社中學等事件，在全國掀起一股股所謂批修正主義“回潮”、“復辟”的惡浪，其矛頭無一不是對準周恩來及其代表的黨內健康力量。對此，周恩來雖然堅持斗爭，但畢竟已力不從心，致使這場批判極左思潮的斗爭不得不因連連受阻而開始進入尾聲。
在黨的十大上結成“四人幫”的江青集團向周恩來進行反撲的一個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遲群一伙在清華大學搞的所謂“三個月運動”。這年10月至12月間，在遲群等人的操縱下，清華園內掀起上揪“資產階級復辟勢力代表人物”、下掃“復辟勢力的社會基礎”的“反回潮”運動。運動中，遲群一伙揮舞“裴多菲俱樂部”、“自由論壇”、“反對工人階級領導”、“反對教育革命”、“反對‘七•二一’指示”的棍棒，對廣大知識分子進行打擊迫害。這場運動，嚴重地影響到北京和外省市的許多院校，使周恩來嘔心瀝血恢復教育系統正常工作的努力遭到破壞。
在此基礎上，經毛澤東批準，江青一伙于1974年初發(fā)起全國性的批林批孔運動。運動中，心懷叵測的江青等人蓄意對周恩來進行露骨的誣蔑、中傷，周恩來陷于更加困難的境地，終使他領導的持續(xù)近兩年之久的批判極左思潮的斗爭被迫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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