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逸夫終于沒有留住鄒文懷。1970年6月，為邵氏效力12年的鄒文懷，終于同邵逸夫分道揚鑣，離開邵氏，自立嘉禾公司。鄒文懷果有將帥之才，自立公司之后，即結束了香港影壇邵氏一統(tǒng)天下的局面，轉為兩雄并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鄒文懷與邵逸夫合作12年，分開也是必然結局。況鄒文懷與邵逸夫都是將才，一山久容二虎，終無可能。但真正讓鄒文懷決意離開的，卻是因為一個女人的出現(xiàn)。這個女人名叫方逸華。嚴格說起來，方逸華認識邵逸夫在先，比鄒文懷早了許多年。
方逸華1931年生于上海，祖籍廣東。她的母親名叫方文霞，是30年代上海有名的舞星。方逸華隨母姓，無人知其父親姓甚名誰。上世紀40年代末方逸華隨母親來到香港，為了生計，方文霞曾在“百樂門”舞廳伴舞。由于經(jīng)濟窘迫，方逸華沒能讀完初中即輟學。因身無所長，只好女承母業(yè)，有過一段短暫的被稱為“過渡時期的日子”。但方逸華在音樂方面很有天賦，她喜歡西洋音樂，愛唱英文歌曲，與外籍樂隊接觸頻繁。于是她很快結束了“過渡時期”，改為去歌廳登臺唱歌。
1952年，方逸華在新加坡的“邵氏影城樓”唱歌，意外結識了影城樓股東邵逸夫。邵逸夫在南洋見到上海老鄉(xiāng)，覺得非常親切。方逸華對這位正值盛年、風流倜儻的影樓主人，自然更無惡感。兩人經(jīng)常共敘衷腸，關系越來越密切。當時，新馬華人區(qū)是一個保守社會。那時當?shù)赜幸粋�政策：一旦有人投訴某歌星、舞星勾引男人，官方不問證據(jù)，立即把被投訴的歌星列入黑名單。凡是列入黑名單的歌舞明星，再無可能在新加坡等地登臺演出。這一規(guī)定，緣自當?shù)厝A人富商的太太，對這些來自大陸和香港的歌星的痛恨。她們擔心丈夫迷上這些歌星，使自己的婚姻受到威脅。
所以，她們一旦懷疑自己的丈夫在追求某歌星，就會向官府投訴，說歌星勾引自己的丈夫。方逸華和她的好友顧媚都曾受到過投訴，一度被列入黑名單。1951年的時候，方逸華曾以“妾室”名義與邵逸夫注冊。至于投訴者是不是邵逸夫的妻子黃美珍，外人則不得而知。如前所述，受到投訴的歌星不得再登臺演出。方逸華只得結束“蕉風椰雨”之鄉(xiāng)的淘金生活，返回香港。回港后她重操舊業(yè)，在灣仔巴拉莎舞廳演唱。方逸華天資聰穎，英語水平勝過所有華人歌星，對英文歌曲的發(fā)音，把握得十分準確，所以后來，她曾到美國、菲律賓一些夜總會獻唱，在馬尼拉還錄過唱片。50年代后期，方逸華曾和百代唱片公司簽約，錄了不少英文歌曲。方逸華回到香港后幾年，邵逸夫因為接手二哥的邵氏公司，也來到了香港。二人自然恢復了聯(lián)系，而且比以前更為密切。
不知為何，邵逸夫此次來香港，并未把原配夫人黃美珍帶在身邊。據(jù)媒體披露，邵逸夫與黃美珍的關系，此時已稱不上如膠似漆。1958年，清水灣的邵氏影城首期建成，方逸華在邵逸夫的邀請下，來到邵氏公司工作。邵逸夫與方逸華雖然關系非比尋常，但起初邵逸夫并未對方逸華委以重任。公司要發(fā)展，兒女之私都且靠后。因此邵逸夫最初只讓方逸華在片場保管服裝。之后，歌舞國語片大行其道，方逸華乃歌女出身，于是在邵氏做幕后代唱。這些都是不起眼的小角色。方逸華最終從底層做到高層，從幕后走到臺前，憑借的并不是與老板的特殊關系，而是自己的勤奮和忠誠。
邵氏的老員工回憶說，方逸華工作十分賣力。她每天都是第一個上班，最后一個走。她并沒因她與老板的特殊關系而享受半點優(yōu)待。如今看來，如果方逸華真的與邵逸夫有什么特殊關系的話，也仍然可以說，她憑借的是自己的實力，憑借的是與邵逸夫在精神上的相通。邵氏影城佳麗如云，邵逸夫可以算做女兒王國的國王。尤其在女星當家的時代，他的身邊簇擁著無數(shù)佳麗，還有更多的美女盼望著得到六叔的青睞，以躋身邵氏女藝人之列。所以，如果憑姿色，憑逢場作戲的討好敷衍，都輪不到方逸華。
方逸華年輕時候，倒也算得嫵媚俏麗，但邵氏影城是何等地方，全香港最194漂亮的女人都集中在那里，相較之下方逸華的相貌就顯得平庸了。但最后，正是這位丑小鴨俘獲了影城君主邵逸夫的心。邵逸夫一生專和女人打交道，接觸的女人無數(shù)。也有很多為邵逸夫所喜愛，于是邵逸夫會下大功夫、不計工本把她們捧成萬人矚目的明星。但是，唯有方逸華，邵逸夫不僅喜愛，而且信任，是他精神和智力上的朋友。那么，方逸華的武器是什么呢？邵氏的老員工講：方逸華靠的是忠誠、能干，此外還有女人的體貼。
從方逸華與邵逸夫的交往中，我們還可以看出，方逸華之所以深得邵逸夫器重，另一個重要原因當是方逸華的分寸感。她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雖與老板關系密切，卻從不恃寵而驕。邵氏員工回憶說，邵逸夫與方逸華的交往一點也不浪漫，下班后，方逸華從不與邵逸夫同路，也不見他們泡在一起親熱。偶爾見他們在一起，似乎是一個女下屬向老板匯報工作或請示問題。分析方逸華與邵逸夫的關系，大約有三重：忠實下屬、好幫手、紅顏知己。作為下屬的方逸華，勤勤懇懇，早來晚走，只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從不逾越權限，不給邵逸夫添任何麻煩。
作為幫手的方逸華，忠誠可靠，盡職盡責，細致入微，在自己的職責范圍之內(nèi)，替邵逸夫想到一切應該想到的事情。而作為紅顏知己的方逸華，則體貼溫柔，一直守候在邵逸夫的身旁，總在邵逸夫需要的時候適時出現(xiàn)，以女性特有的細膩給邵逸夫以關懷。因為這三重身份，使得邵逸夫一生閱盡紅顏，但既寵愛又信任的女人，卻只有方逸華一個。1969年，方逸華來到邵氏十余年后，邵逸夫把方逸華提拔到身邊，擔任要職。方逸華進入高層，也并沒有參與業(yè)務。她對電影公司的制片業(yè)務也并不熟悉，所以只是把財政和采購權拿到了手里。
在此之前，公司的財政一直由鄒文懷控制，一般性的用款憑鄒文懷的簽字就可以向財務支取，但方逸華掌管財政之后，等于多了一個嚴格的關卡，即使有了鄒文懷的簽字，也未必能領到款項，有的即使被批準領取，數(shù)額上也可能差了一大截。邵逸夫一直對鄒文懷非常信任，鄒文懷也習慣了在公司說一不二的局面，195第六章霸業(yè)初成方逸華的出現(xiàn)，使他的地位受到了很大威脅。這種大權旁落、備受冷落的滋味，令他感覺很不自在。同時，方逸華并不懂制片業(yè)務，對人事管理也全無經(jīng)驗，鄒文懷從內(nèi)心深處，對被這樣一個女人限制，更覺難以忍受。但鄒文懷何等聰明，他知道，他面對的不是一個女人，而是公司老板邵逸夫。如果沒有邵逸夫做她的后盾，她無論如何也不敢刁難鄒文懷。所以，鄒文懷并不與方逸華正面沖突。
不過，鄒文懷的不動聲色，并不是好事。他正在醞釀著一場大的動作。其實，早在此之前，鄒文懷就有了離開邵氏的想法。他在邵氏太久，功勞過高。如今邵氏公司進入獨霸影壇的黃金時代，他作為輔佐邵逸夫成就霸業(yè)的老臣子，作為為邵氏屢建奇勛的功臣，已經(jīng)完成了他的使命。“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功高震主，高到邵逸夫無可封賞，聰明如鄒文懷，已經(jīng)意識到自己在公司的危險。現(xiàn)如今邵逸夫將方逸華提拔到高層，讓鄒文懷覺得，自己的想法得到了證實。他感覺邵逸夫是在有意識地削弱他的權力。鄒文懷更加明晰地意識到，邵氏不是他的久留之地�？梢哉f，鄒文懷離開邵氏、另立門戶的念頭，早已形成。而方逸華的出現(xiàn)，只是起了催化劑的作用，使鄒文懷的想法變成了行動。
也許，鄒文懷在邵氏公司了解了電影行業(yè)的秘訣，掌握了電影企業(yè)的經(jīng)營方式，便開始醞釀自立山頭。鄒文懷懷將帥之才，不可能久居人下。況且老板與雇員之間，永遠會有矛盾，何況是鄒文懷這樣才情出眾的雇員。鄒文懷離開邵氏，最初的醞釀，是在邵氏公司的總工程師趙耀俊家里。趙耀俊在邵氏也是一個很了不起的角色，負責彩色沖印室，對公司的發(fā)展貢獻很大，頭銜是邵氏總工程師。他的家就在影城之內(nèi)，借地利之便，經(jīng)常請一些中午不能回家的公司職員吃午飯。作為邵氏高層，交往的自然也是邵氏的高級職員，每天去趙家搭伙的，是那些不滿意公司膳食的管理層人員，如鄒文懷、何冠昌、梁風等人。久而久之，在趙家形成了一個“午膳俱樂部”。都是公司的管理人員，吃飯時免不了會談論公事。飯桌上氣氛融洽，大家慢慢由“飯友”變成了摯友，意氣相投，無話不談。漸漸地，常在趙家出沒的這些人形成了一派勢力，稱為“趙公館小組”。
196因為趙耀俊就是公司的總工，常來此吃飯的也都是負責制片、宣傳、沖印等業(yè)務的高層人員，專業(yè)性很強。而電影公司本身就是業(yè)務部門，所以這些人不大看得起以方逸華為首的那些公司會計、出納、采購、保管等內(nèi)務人員，有一種高高在上的優(yōu)越感。但那些人雖然不懂業(yè)務，卻必是非�？煽康睦习宓男母谷藛T，是公司財權和物權的直接執(zhí)行者，是“實權派”人物，對“趙公館小組”的人也并不十分買賬。于是慢慢地，在公司形成了兩派勢力。這兩派互不服氣，互相拆對方的臺。
公司其他員工感覺到兩派的爭斗，也紛紛權衡自己的位置，向兩派靠攏。有的倒向鄒文懷，有的倒向方逸華。向鄒文懷靠攏的，多是公司技術骨干，而倒向方逸華的，則多是公司內(nèi)務人員。邵逸夫是影城老板，對手下的人員動態(tài)了如指掌。即便他本人了解不到，自然也有人向他通風報信。所以，對于趙公館的存在，邵逸夫早就知道。兩派之間的爭斗，邵逸夫也心如明鏡。但是，邵逸夫是影城的絕對君主，按照中國帝王的馭臣之術，大臣們一團和氣，對君主的地位是有威脅的。而讓他們爭斗，雙方都需要君主的支持，君王的勢力才會牢固。所以，對趙公館的存在，對兩派間的爭斗，邵逸夫很長時間內(nèi)都不予理會，置若罔聞。但時間越久，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程度越高，彼此之間的交流就越坦誠。漸漸地，趙公館變成了“牢騷館”，誰有什么不順心的事情，都會在午餐時間一吐為快。而這些高層人員直接和邵逸夫打交道，許多時候，矛頭就會直指邵逸夫。他們都認為自己在邵氏勞苦功高，但所得卻與付出不成比例，都認為邵逸夫失于吝嗇。
另外，這些有能力、貢獻大的人，總認為自己受重視程度不夠，所以許多人都心懷不滿，頗有怨言。這些人都以鄒文懷為核心，所以自然而然，鄒文懷有了自己的一派勢力。這時，鄒文懷本人處處受方逸華的限制，在公司說一不二的年代一去不返，這讓鄒文懷感覺很不舒服。但鑒于老板和方逸華的特殊關系，他和方逸華之間的事情還不能向邵逸夫訴說，令他痛苦異常。鄒文懷有才，又正值盛年，熟悉電影制作和公司管理，如果他愿意，各電影公司任他加盟，他完全可以不在邵逸夫手下受一個女人的氣。
鄒文懷處境的尷尬、心思的動搖，有一個人看在眼里，喜在心上。這個人不是邵氏公司的人，而是邵氏的老對頭——國泰公司的老板朱國良。國泰前身即“電懋”。自陸運濤飛機失事，七妹夫朱國良接手“電懋”，并改為“國泰機構（香港）有限公司”。朱國良手中的“國泰”，與當初“電懋”全無可比性，無論是制片，還是發(fā)行，都早已無法和邵氏抗衡。但是，有一點“國泰”和“電懋”是一致的，那就是對邵氏公司的敵意。當初李翰祥要離開邵氏之時，就是“電懋”老板陸運濤的支持，使李翰祥成功到臺灣組建了國聯(lián)公司。之后邵氏拍了《大醉俠》一片，此片剛剛在邵氏公司的試片室亮相，朱國良就已經(jīng)得到消息，并聽到了業(yè)內(nèi)人士對此片的高度評價。他意識到《大醉俠》的導演胡金銓又是一個電影界的奇才，趁影片尚未公映，導演還沒走紅，派人游說胡金銓加盟“國泰”。
恰逢胡金銓因《龍門客�！芬黄簧垡莘蚶渎�，一氣之下脫離邵氏，改投“國泰”的分公司“聯(lián)邦”。公司的商業(yè)機密，有可能瞞過本公司人員，但競爭對手之間，卻沒有秘密可言。一般說來，公司與公司之間，各自都有自己的密探，負責打探對手公司的秘密。所以鄒文懷在邵氏公司的尷尬境地，很快就被朱國良所了解。他感覺這是天賜良機，如果邵氏的擎天柱鄒文懷能被他策反，則邵氏定然元氣大傷。朱國良很清楚，鄒文懷這等人物，以“國泰”當前的實力，是無法吸引其加盟的。所以他派人私下對鄒文懷說，如果他自立門戶，成立自己的制片公司，“國泰”將為他提供拍片資金，并給予院線發(fā)行上的支持。這一番話給鄒文懷吃了定心丸。他雖早有此心，且人員都已齊備，但畢竟邵氏在電影界的影響力太大。如果邵氏在發(fā)行上施以手段，進行控制，一家新成立的公司是無論如何不能與之抗衡的。“國泰”若能給以援手，則這一切就都不是問題了。“國泰”與當初的“電懋”相比，雖然風光不再，但畢竟是百足之蟲，仍然是實力強大、制片數(shù)量最多的公司，有“國泰”支持，更堅定了鄒文懷離開的決心。鄒文懷在公司多年，一直負責全面工作，與公司各部門人員都有聯(lián)系，很多人都是他的老部下、老朋友，更有許多人是他一手提拔起來的。所以鄒文懷很容易地就召集了一批愿意跟隨他的導演和演員，與他簽訂了合同，準備去跟他做開國元勛。他們瞞著邵逸夫和方逸華，悄悄在私下進行著準198備工作。然而紙終究是包不住火的。這里畢竟是邵逸夫的天下，很快即有人向邵逸夫告密。
邵逸夫聞訊，雖然吃驚，但細細一想也就明白，鄒文懷是一個胸懷大志的人，斷沒有總在他人屋檐下的道理。況他在公司已經(jīng)待了十來年，大權在握，盤根錯節(jié)，若繼續(xù)下去，以鄒文懷的能力，邵氏公司怕就要成為他的天下了。但鄒文懷掌握著眾多邵氏的高層機密，且一直是邵逸夫的得力助手，是邵氏影城的核心人物，故而邵逸夫對鄒文懷的離開，心情很是復雜。當時，邵逸夫很信任張徹，于是找張徹商量此事應該怎么辦，張徹的意見，是放鄒文懷一馬，讓他走，不予追究。邵逸夫自知留他不住，放他走是最明智的做法。但他有更深層次的擔憂，他怕鄒文懷像當初李翰祥一樣，自己走不算，還帶走公司中的其他人員。
道理很簡單，這些人費盡心思要帶走的，自然都是公司的實力派人員，如此一來，公司必損失慘重。況鄒文懷更不同于李翰祥，鄒文懷在公司時間長，地位高，影響大，他如果愿意，勢必會帶走更多、更重要的人。邵逸夫開始留意鄒文懷的動向。在邵老板的地盤上，邵逸夫一聲令下，就有人去幫他搜集證據(jù)。很快，邵逸夫的猜測就得到了證實，有人告訴他，鄒文懷已經(jīng)和邵氏的導演程剛簽了合同，并把合同的副本拿到了邵逸夫的面前。邵逸夫拿到這份合同，知道必須向鄒文懷攤牌了，否則事情將弄到無法收拾。倘再拖下去，鄒文懷與相關人員都談妥，一切就都無法挽回了，損失也會不可估量。鄒文懷事后回憶說，一天，邵逸夫突然給他打電話，讓他到清水灣別墅。他去別墅見到邵逸夫，邵逸夫也不請他落座，而是直接把他與程剛簽的合同副本扔到他面前。他一見，知道有人告密，事情敗露，索性不再遮掩，開誠布公地把自己的觀點向邵逸夫說明，并表示第二天就去公司辦理離職手續(xù)。離開別墅時，鄒文懷伸出手來同邵逸夫握別，但邵逸夫把手背在身后，拒絕同他握手。邵逸夫向有容人的雅量。這一小小的動作，表明邵逸夫對鄒文懷的離開，還是非常在意的。
1970年6月，鄒文懷離開了他為之效力十來年的邵氏公司。他到底帶走了公司一批人，這些人都是鄒文懷死黨，也都是公司骨干。其中有前邵氏制片主任何冠昌、邵氏主辦《南國電影》主編梁風、總工程師趙耀俊、鄒文懷的老友蔡永昌等人。他們于1970年12月底，掛牌成立“嘉禾電影有限公司”。鄒文懷為董事長，副手為何冠昌，其他人都是董事，分任要職。跟隨鄒文懷離開的導演有羅臻、徐增宏、黃楓等人，演員則只有王羽和張翼。當初籌劃自立門戶、表示要跟隨鄒文懷的導演和演員不在少數(shù)，但邵氏是實力雄厚的大公司，關于薪水的承諾上，鄒文懷豈能同邵逸夫爭鋒，許多人最終被邵逸夫以加薪為條件，留了下來。鄒文懷帶著一隊人馬離開邵氏，困難是顯而易見的。他們等于尚未開始運作，就先給自己樹立了一個強大的敵人，
即邵氏。同時，他們兵少將寡，人單勢微，資金匱乏，很難進行大手筆運作。雖然“國泰”聲言支持，但“國泰”自己的處境也很艱難，不可能提供雄厚的資金援助。況鄒文懷一干人，個個身負奇才，胸懷大志，如何肯剛剛脫離邵氏公司，再把自己置于其他公司之下，成為“國泰”的子公司。鄒文懷等人都久經(jīng)沙場，深諳電影行業(yè)的規(guī)矩，況一干人都是電影界精英，大家團結一心，齊心協(xié)力，其他公司未必是對手。何冠昌等人完全支持鄒文懷的自立主張，決心咬緊牙關，從頭干起。鄒文懷在邵氏多年，早就認清了邵氏家長制管理的弊端。在邵氏，公司的一切都歸老板所有，邵逸夫凡事都需親力親為，很少放權，也不敢放權。當初李翰祥就是因為對家長制不滿意，要求占有股份未允，才離開的邵氏公司。鄒文懷成立嘉禾公司之后，吸取邵氏的教訓，采用“股份分紅制”。凡是占有股份的，都是公司老板，公司是大家的公司，而不再是為老板打工。如此，鄒文懷將權力下放、分散，調動了所有人的積極性，人才也得以充分利用。鄒文懷本就是搞宣傳出身，知道如何利用宣傳手段將公司推向社會，被公眾認可。
鄒文懷在邵氏曾主辦《南國電影》雜志，后由何冠昌接手，旨在宣傳邵氏公司的影片，推出演員。嘉禾成立不久，鄒文懷立即創(chuàng)辦了一份《嘉禾電影》，以此宣傳嘉禾的影片，與《南國電影》對峙。從邵氏跟隨鄒文懷離開的演員很少，鄒文懷于是面向社會招考，招聘了苗200可秀、茅瑛等人。萬事俱備，嘉禾開始拍攝電影了。當時的香港影壇，仍然是武俠片天下。
自從張徹的《獨臂刀》掀起武俠風潮，武俠片在香港久盛不衰。所幸王羽跟隨鄒文懷，他是當時香港最具票房號召力的武打明星，所以鄒文懷決定嘉禾的開山之作，也拍武俠片，這便是后來鬧得沸沸揚揚的由王羽主演的《獨臂刀大戰(zhàn)盲俠》。香港的武俠片熱，起源于邵氏影片《獨臂刀》，當時觀眾的追捧程度幾乎狂熱，是武俠影片中的經(jīng)典之作。鄒文懷考慮嘉禾公司成立之初，不妨借《獨臂刀》的名頭，創(chuàng)自己的招牌。況且《獨臂刀》主演王羽也在嘉禾，這是得天獨厚的條件。《獨臂刀大戰(zhàn)盲俠》在臺灣拍片，由臺灣聯(lián)邦公司協(xié)助拍攝。日本明星騰新太郎與嘉禾合作，參與了演出。鄒文懷離開邵氏，不僅削弱了邵氏公司的力量，大批電影界精英另立門戶，也對邵氏形成了威脅。所以邵逸夫一直想找個理由整治嘉禾。沒想到，鄒文懷拍的第一部影片，就給邵逸夫提供了這個機會�！丢毐鄣洞髴�(zhàn)盲俠》不僅片名與《獨臂刀》接近，其故事結構、人物設置都與邵氏的《獨臂刀》有共同之處。
甚至主演，亦是《獨臂刀》主演王羽，這讓邵逸夫找到了訴訟的理由。這場電影，使得邵氏和嘉禾的矛盾進入公開化，并引起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官司。邵逸夫與鄒文懷這對老搭檔，最終鬧得法庭相見。這場官司熱鬧非常�！丢毐鄣洞髴�(zhàn)盲俠》1971年公映，同年4月，邵逸夫即一紙訴狀將嘉禾送上法庭，狀告嘉禾侵權。應該說，鄒文懷運氣不錯，這場官司以邵氏敗訴而告終。嘉禾不比邵氏，倘若敗訴，第一部影片就不能上映，前期大筆資金打了水漂，怕是再無翻身之日。
但邵逸夫并沒有就此罷手，他特意從英國請來著名律師，于第二年3月，又上訴到合議庭。兩家公司經(jīng)過一個多月的糾纏，4月份，合議庭給出了另一個結果，宣判邵氏勝訴。合議庭宣判當天，鄒文懷即發(fā)表聲明，要到大洋彼岸的英國倫敦樞密院上訴，5月，嘉禾的上訴請求得到批準。201第六章霸業(yè)初成這般拉鋸似的上訴過程，有人分析，邵逸夫的目的是要借此拖住鄒文懷，消耗嘉禾的人力物力。邵氏實力雄厚，人員齊備，這樣的官司完全不影響拍攝電影。
而嘉禾不然，被官司拖住，制片業(yè)務就會停頓。也有不同的說法，認為這不是邵逸夫消耗鄒文懷，而是鄒文懷拖住邵逸夫。鄒文懷知道，這種官司打到最后，往往不了了之，他之所以又提起上訴，是希望能牽制邵逸夫的注意力，自己正可以借機喘息。官司最后果然是不了了之。但這場官司徹底斷絕了邵逸夫與鄒文懷的關系。此次風波之后，鄒文懷絕口不提“邵逸夫”三個字，而邵氏公司與嘉禾公司，也從此勢不兩立。兩家的競爭與對立已經(jīng)公開化，如邵氏的口號是“邵氏出品，必屬佳作”，嘉禾就打出“嘉禾貢獻，最佳影片”的口號，公開與邵氏叫陣。嘉禾成立伊始，人力、財力、拍攝條件都遠不能與邵氏相比，雖然叫陣，卻不具備與邵氏爭鋒的實力，跟邵氏相比，處處落于下風。在1970年的第十六屆亞洲影展中，邵氏的《報仇》一片，令張徹奪得“最佳導演獎”，姜大衛(wèi)獲得“最佳男主角獎”。而嘉禾公司，在這屆影展中全無聲息。但僅僅過了一年，香港影壇的形勢就發(fā)生了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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