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節(jié) 不幸成了王佳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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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_諸榮會
李安將張愛玲的同名小說《色·戒》于近年搬上銀幕的唯一意義，便是讓人們又想起了那位七十多年前為了民族大義而犧牲的民國名媛鄭蘋如。
然而，任憑原著作者張愛玲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位大作家，李安又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位大導演，電影中飾演主角的演員梁朝偉等又是多么耀眼的當紅明星，都不能改變《色·戒》只是從頭到腳潑在鄭蘋如身上的一盆污水的事實！
因此，實在有必要將歷史上真實的鄭蘋如，與被張愛玲小說和李安電影解構和同構了的那個形象厘厘清楚，否則我們也太對不起烈士的在天之靈了！
一
鄭蘋如，1918年出生，原籍浙江蘭溪。鄭家在蘭溪本是大戶，父親鄭鉞早年曾留學日本法政大學，后回國在司法界多任要職。鄭蘋如麗質天成，聰明伶俐，又一路貴族學校讀將過來，容貌氣質自是非同一般，十九歲就成了當時中國影響最大的畫報《良友》的封面女郎，可謂大家閨秀，一代名媛。有著這樣的“硬件”，如果鄭蘋如愛出風頭，她自可以去傍大款，充大腕，當明星，在上海灘十里洋場上風頭無限；如果她只想過低調的安穩(wěn)日子，她自可以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無事時或與太太小姐們打打麻將、逛逛商場，或與花花公子們談談戀愛、鬧鬧緋聞，一切都不會有太大問題。
雖說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一度因落入日本侵略者的魔爪而淪為了“孤島”，但是，別忘了，鄭蘋如的母親鄭華君原名木村花子，是個地地道道的日本女人，鄭蘋如就憑著這中日混血的血統(tǒng)和從小跟母親學的一口流利的日語，在上海灘左右逢源想來應該也不會是件難事。
總而言之，鄭蘋如如果想做閨秀，是有足夠的條件將自己的閨秀人生進行到底的。
然而，鄭蘋如卻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鄭蘋如這條不歸路的起點是“76號”。據說她走進“76號”屬于偶然，這一點與另一位代表中共方面打入“76號”的女間諜關露十分相似。
據鄭蘋如的妹妹鄭天如后來回憶說，1939年3月的一天，一位腰別雙槍、身材五短三粗，有點如“雙槍老太婆”的女人，突然來到鄭家，自報家門叫唐逸君，是在江南一帶抗擊日軍的“忠義救國軍別動總隊松滬特遣支隊”司令熊劍東的妻子，自己冒死進城找到鄭府，自然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熊劍東被捕，正關在“76號”，唐逸君通過疏通關系，“76號”頭目丁默邨已答應放人，但他開出的條件是要與滬上名媛鄭蘋如“認識”。唐逸君說，她也知道這丁某人是色場餓鬼，但是救夫心切，所以冒昧前來求鄭小姐幫忙。
鄭蘋如聽著來客說明來意，不知是真是假，自然無法作任何表態(tài)，只是一臉不以為然地看著唐逸君。唐逸君見此，又說，丁默邨做過你的校長，他提出與你“認識”，原本也就是師生相認，即使說出去，也算不得太“出格”。
其實說丁默邨與鄭蘋如有師生關系，只能算是強扯：雖說丁默邨的確曾做過民光中學的校董（校長），鄭蘋如也的確在那中學讀過書，但丁做校長是1934年這一年時間，而鄭蘋如在民光中學讀書是1933年秋學期和1935年春學期，中間她因故休學了一年，所以她在民光中學讀書的時間與丁默邨出任校長的時間剛好錯開了。但是這樣的“師生關系”，若要硬扯，也能勉強扯上一點兒。
最后，唐逸君又曉以利害地對鄭蘋如說，如果她能與丁默邨“認識”，對鄭家至少也不會有什么壞處。
唐逸君這一句話，似乎一下子讓鄭蘋如心有戚戚，因為鄭蘋如知道唐逸君所說的“壞處”是指什么。不久前，在她父親手下任法庭庭長的大法官郁華，也就是作家郁達夫的哥哥，剛被人不明不白地暗殺了。
唐逸君離開后，鄭蘋如自然是第一時間將這一事情向組織匯報，沒想到，“上峰”一聽這事，竟然命令她將計就計，就此打入“76號”，設一道“美人計”。
眾所周知，“76號”罪魁禍首有兩個：一是其主任丁默邨，二是其副主任李士群，皆是汪偽政府的漢奸，又是殺人不眨眼的魔鬼，至此，算是都被國共兩黨的間謀“盯”上了。只是鄭蘋如與關露深入“76號”的具體任務卻大不相同，關露的任務是在李士群身邊設法竊取日偽情報，而鄭蘋如則是除掉丁默邨。
看起來，鄭蘋如進入“76號”與關露一樣，只是事出偶然，其實并非如此，背后是有著許多必然因素的。
鄭蘋如的父親鄭鉞，雖早年留學日本，但是深明民族大義，即使面對日寇的白色恐怖也決不出任偽職，這自然已讓日本人極為不滿（直到后來鄭蘋如被捕，對方曾以他出任偽職為“保釋”條件，他也堅決予以拒絕，并為此憂憤而死）；母親雖是日本人，但也難能可貴地深明大義，在平時的生活中，自稱自己“嫁的是中國人，姓的是中國性，自然也是中國人”，一直都站在反戰(zhàn)的立場上同情和支持中國的抗戰(zhàn)；即使是日本的舅家親戚，也多為進步的反戰(zhàn)人士。
再看鄭家其他成員后來的事實表現(xiàn)：鄭蘋如的弟弟鄭海澄，雖是在日本學會飛行的，但是“七七事變”后毅然回國，駕機與日寇搏擊于長空，于1944年1月19日，在保衛(wèi)重慶的空戰(zhàn)中壯烈犧牲。
另外還值得一提的是，鄭蘋如的未婚夫王漢勛，是鄭海澄的戰(zhàn)友，也于1944年8月7日，在執(zhí)行軍事任務時犧牲于湖南衡山。鄭海澄和王漢勛的名字，至今都鐫刻在南京“航空烈士公墓”的紀念碑上。
因此，說鄭家“一門忠義”，可謂當之無愧。鄭蘋如在這樣的家庭和人際環(huán)境中長大，因此，若說她走進“76號”，或許和關露一樣，的確多多少少有點偶然因素，但是說她走上為國犧牲的道路，那卻是一種必然。
還有人說，鄭蘋如進入“76號”，是背著她父母的，或父母是并不同意的，其實也不然。
同樣據鄭蘋如的妹妹鄭天如回憶的一件小事，我們大體上可以見出鄭家的家教原本是很嚴的：有一次，鄭家隔壁的一位鄰居，從美國帶回一把電吉他，邀請鄭蘋如晚上一起過去玩，沒想到晚飯后鄭蘋如要過去時，父親卻不讓。鄭蘋如一再說，一是就在隔壁，二是與人家都說好了，不去不好意思。但最終父親還是不讓，而鄭蘋如也只好作罷。生活瑣事面前鄭鉞尚且如此嚴格，女兒要深入龍?zhí)痘⒀ㄟ@樣的事情，鄭蘋如又如何能瞞著父親？據說鄭蘋如的行動事先是征求過父親意見的，父親沒有同意，但也沒有明確反對——根據父親的性格，不反對實際上也就是同意甚至支持。當然，鄭蘋如之所以就“組織上”如此重大的事情征求父親的意見，不怕泄密，里面還有一個原因，這就是鄭鉞本人原本也是中統(tǒng)的人，鄭蘋如加入中統(tǒng)，介紹人不是別人，正是她父親鄭鉞。不僅如此，在此之前，鄭蘋如實際上已經與鄭鉞等多次合作，獲取并傳出了許多重要的情報，其中最重要的，是她曾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從日本人那里探聽到汪精衛(wèi)“將有異動”的重要情報，并傳給了重慶，只可惜并未引起重視，更沒得到確信，這才使得重慶方面陷入了后來的一系列被動。不過，也正是因為此事，重慶方面這才開始對鄭蘋如重視起來，才對她的能力有所認識，也才將如此重要的“鋤奸行動”交于她去實施。
與丁默邨“認識”后，鄭蘋如一是設法獲得丁默邨的信任，誘使他放松警惕，二是尋找和創(chuàng)造機會，爭取盡早除掉他。
機會終于來了！
1939年12月24日，那一天天氣特別的冷，但白色恐怖下的上海，街頭行人似乎倒比平時多了不少，因為這一天是西方圣誕節(jié)的前一天，這一天的夜晚就是所謂的“平安夜”。然而這是一個注定將不平安的夜晚，因為就是在這一天傍晚，中統(tǒng)特工鄭蘋如將與她的同伴實施他們策劃已久的“鋤奸計劃”。
那天中午，丁默邨帶著鄭蘋如在滬西的一個朋友家吃午飯，午后又一起坐車回虹口，半路鄭蘋如提出要去南京路，并說：“明天就是圣誕節(jié)了，今天是‘平安夜’，你不打算送一件圣誕禮物給我嗎？”丁默邨本來就確實說過幾次要送一件禮物給鄭蘋如的，在這特殊時刻鄭蘋如似乎是不經意地提出來，作為特務頭子的丁默邨，雖然警惕性一直很高，但是這一次他還是放松了警惕，怎么也不會想到一張無形的網這就開始向他套來，他爽快地命司機調轉車頭向南京路駛去，并問鄭蘋如想要個什么禮物，鄭蘋如說：“你看這天這么冷，你就送我一件皮大衣吧！”而此時，位于靜安路與戈登路交叉口的“西伯利亞皮草行”周邊，幾名槍手早已潛伏停當、等待多時，就等著丁默邨來送命了。
也就幾句話的工夫，丁默邨與鄭蘋如乘坐的汽車就開到了“西伯利亞皮草行”門前的馬路上，丁默邨讓司機將車停在路邊等著，他與鄭蘋如向店里走去，此后所發(fā)生的一切，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在剛要進門的當口，丁默邨似乎突然意識到有危險，轉身就跑回了汽車；另一種說法是，他們走進了店內，正當鄭蘋如在挑揀皮大衣時，丁默邨將一把鈔票往柜上一扔，說了一聲“我先走了”，就跋腿沖出店門，跑向汽車。究竟哪種說法是事實，今天已難以肯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正當丁默邨突然拼命跑向汽車時，隱蔽在一旁的槍手有點措手不及，慌忙之間開槍射擊，再加上其中的一個槍手的手槍竟然又正好在那節(jié)骨眼上出了問題，只有一名槍手射出了子彈，但是只打在了丁默邨的防彈汽車上，他算是撿回去了一條性命。
鄭蘋如自然是暴露了，但是為什么她沒有逃跑和躲避，事后事實上還去自投羅網了呢？
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因為丁默邨與李士群有矛盾，丁不想張揚出此事讓李士群抓住把柄作為攻擊自己的炮彈，他想低調處理，因此事發(fā)后他使出了欲擒故縱之計，裝著并不怪罪的樣子給鄭蘋如打電話，并一再說，只要她去自首，他會幫她“說清楚”的；另一方面是因為鄭蘋如的一方，他們竟被丁默邨的假象真的迷惑了，覺得既然這樣，說不定真去“自首”后還能爭取到除掉他的機會；再加上父母似乎也不反對她去“自首”，于是在事發(fā)的第二天，也就是1939年12月25日鄭蘋如就去“自首”了。
據說，那天下午，鄭鉞曾特別求人為此事算了一卦，卦象似乎很不好，他當場就曾自言自語了一聲：“唉呀，從此我們再見不著了！”但是過了幾天，鄭鉞竟又收到一張鄭蘋如從“76號”傳出的紙條：“爸爸，我很好，請放心！蘋�！比欢聦嵣鲜牵痪煤�，即1940年2月15日，鄭蘋如就被秘密處死了，其間雖多有一些傳聞，但也只是傳聞而已。而鄭蘋如的尸首鄭家也一直沒能領到，直至今日仍下落不明。
這便是歷史上真實的鄭蘋如——一名特工的一生本事，一位巾幗的大義結局，一代名媛的薄命人生！
二
鄭蘋如被殺害四年后，抗戰(zhàn)已進入尾聲，此時的汪偽政權也早已風光不再，它臺前幕后的主角也好，走卒也罷，都不由自主地撿點過去盤算未來了。大概正是這個時候，時任汪偽政府宣傳部次長的胡蘭成，不知出于什么契機，更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和目的，竟為他最新獵獲的又一位妻子、有著“海上花”之稱的著名作家張愛玲，講述了這個在她當年似乎也有所耳聞的“美人計”的全部案情。
之后，張愛玲便以這個案情為素材，寫下了一篇短篇小說《色·戒》。正是這篇短短一萬多字的小說，卻幾乎解構了真實的鄭蘋如。五十多年后，著名導演李安，又以張愛玲的小說為藍本，拍攝了同名電影，對鄭蘋如又進行了一次解構與同構。就這樣，明明是一位為民族大義而犧牲了的巾幗英雄，卻成了迷戀漢奸的婚外情人；明明是一曲蕩氣回腸的抗戰(zhàn)悲歌，卻成了一場彰揚性欲的荒誕鬧��；明明是皇皇青史中的一個精彩段落，卻成了質疑信仰、嘲諷正義的一次言情娛樂。
或許有人會覺得此言失之過重，那么，我們就來具體看一看張愛玲的小說和李安的電影，是如何對鄭蘋如進行解構和同構的。
這里有必要先將張愛玲小說的情節(jié)簡單作一個復述：
故事發(fā)生在20世紀30年代末的上海。女特工王佳芝，以“麥太太”的名義，奉命用“美人計”刺殺投敵漢奸易先生。為了穩(wěn)住那敏感而容易吃醋的易太太，她不得不與她及其一批漢奸夫人馬太太、廖太太等人常打麻將，正是在麻將桌上，王佳芝發(fā)現(xiàn)各位太太抓牌和洗牌的手上都有一只鑲嵌著巨大鉆石的戒指，而她沒有，這讓她覺得很丟人。刺殺的時機終于出現(xiàn)了，實施刺殺的地點定在一家珠寶店。王佳芝以要易先生為她買圣誕禮物為由頭，將易先生誘至了店中，埋伏在店里的同伴正要開槍刺殺時，易先生竟然要為王佳芝買下一只很貴的鉆戒。正是這只鉆戒，讓王佳芝一瞬間愛上了易先生，于是她輕輕說了一聲“快跑”，周密的刺殺行為功虧一簣。然而，溜之大吉的易先生卻并沒有因此而放過王佳芝和她的同伴，當晚便將他們統(tǒng)統(tǒng)逮捕并屠殺了。
當然，小說還用插敘和倒敘的手法，補充交代了一些有關情節(jié)：王佳芝他們的這個“美人計”其實是早在幾年前的香港就曾策劃并開始實施了，當時的王佳芝還是嶺南大學的學生，也是一位熱血青年。她和他的同伴們?yōu)榭箲?zhàn)上街游行、演劇。演劇的成功讓他們一時熱血沸騰，覺得自己的抗戰(zhàn)不能老停留在這地步，得來點“實的”，于是就策劃了這個“美人計”，并由王佳芝扮成一個小開的妻子麥太太，讓她通過接近易太太去色誘漢奸易先生。為了使王佳芝積累性經驗，色誘成功，“組織”還安排她與梁閏生（唯有他嫖過娼，有性經驗）“一夜情”，盡管她有點喜歡的人并不是梁閏生而是鄺裕民，但是她也沒有怨言地實施了�？墒钦l知道，易先生卻突然間離開了香港，讓他們的“美人計”最后落了空，當然這也讓王佳芝白白犧牲了自己的童貞。正在此時，由于戰(zhàn)爭，王佳芝華僑身份的父親，竟然不負責任地帶著兒子撇下妻女去了英國，走投無路之際她只好來到上海投靠舅媽。就在王佳芝在這種寄人籬下的日子里無所事事時，鄺裕民竟然又出現(xiàn)了，他邀請王佳芝再次加入他們的“組織”，并繼續(xù)當年的“美人計”。而這似乎又讓那個熱血青年的王佳芝復活了，她自然也就答應了。
這樣兩條線索加起來，便是張愛玲小說《色·戒》的全部情節(jié)。
我們不難看出，張愛玲小說中最明顯的改動，當然是將主人公鄭蘋如和丁默邨的名字改成了王佳芝和易先生，小說情節(jié)與歷史本事相比，改動得并不算太多，然而正是這很小的改變，卻將鄭蘋如身上的原本閃閃發(fā)光的信仰、正義、勇敢等有意無意地全面遮蔽了，具體來看，她至少是從三個方面對其進行了同構和解構：
一是其出生家庭。鄭蘋如出生和成長的鄭家，原來是“一門忠義”；可是小說中的王佳芝，卻幾乎是一個“無家”的“問題少女”。雖然說父親的離去有戰(zhàn)爭的因素，但是他為什么能將兒子帶走就是不能將她這個女兒帶走呵？這明明是在他眼里，女人是低一等的——事實上王佳芝被父親遺棄了。既然父親遺棄了她，她自然也就沒有了孝順父親、維護家門榮譽的責任，甚至也沒有了親情值得留戀，她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二是愛情生活。愛情是女人所看重的，也是張愛玲創(chuàng)作和生活中都看重的，她當然不會輕易放過。鄭蘋如的男友王漢勛是一位抗戰(zhàn)英雄；可是小說中的王佳芝呢，卻是在“革命”的名義下白白犧牲了童貞，而她喜歡的人鄺裕民是完全不“懂”她的心的男人，更不在意她的愛，他在乎的只有“革命”，只是將她當作一把“革命”的槍在使，因此她也沒有自己的愛情，也就沒有愛的“忠誠”，甚至連愛的“拖累”也沒有，她有的只是愛的無奈、失望和迷惘。張愛玲真不愧是小說高手，她在這里實際上為后來王佳芝不可理喻的表現(xiàn)打下了一個很好的伏筆——后來她之所以會“愛”上易先生，并放了他一馬，哪怕他是漢奸，是自己刺殺的對象，只因為那易先生“懂”她。然而，張愛玲在這兒解構的已不只是愛情了，而是連同人的信仰和正義，都是極大的反諷。在這兒，小說家的張愛玲真是既不懂得政治和革命，也不懂得愛情。因此，我們一點兒也不要奇怪，生活中的她為什么會嫁給一個多為人們所不齒的漢奸胡蘭成，只因為他能“懂得”張愛玲的小說的好處和妙處，并能說出其妙處是“如同在一架鋼琴上行走，每一步都發(fā)出音樂。但她創(chuàng)造了生之和諧，而仍然不能滿足于這和諧”；我們一點兒也不要奇怪，為什么“因為懂得，所以慈悲”這么一句似是而非的話，會成為張愛玲常掛在嘴上的名言——而這話如果說白了，不就是“因為你懂得我，所以我對你慈悲”，不管你是什么人（哪怕你是漢奸），也不管在什么情況下（哪怕你已在我的槍口下）。
三是人生結局。小說中王佳芝們的刺殺行為與鄭蘋如們是一樣的，都遭遇了失敗，都做出了犧牲，但是鄭蘋如們的失敗實際上只是一次偶然——如果丁默邨跑得晚一點兒、慢一點兒，如果射出了子彈的那名槍手的槍法更準一點兒，如果另一名槍手的槍不出問題，結局就會相反，鄭蘋如再次接到丁默邨的電話回到“76號”去“自首”的最后悲劇更是壓根就不會有了。但是在小說中，王佳芝們的失敗，原因竟然是她“愛”上了刺殺對象，并主動放跑了他；而“愛”上的原因僅僅就是因為一只鉆戒，即他能“懂得”她。雖然不能肯定人類在現(xiàn)實中是不是真的會患上這樣的“斯德哥爾摩綜合征”，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在小說中，這一情節(jié)完全是張愛玲的憑空虛構——或許也不能說是“憑空”，她或許憑的恰恰就是自己在生活中愛上漢奸的事實。但是，一個愛上漢奸的女人張愛玲，就能證明天下所有的或多數的女人都會愛上漢奸嗎？再看王佳芝最后的“自首”，在張愛玲的筆下竟然比史實更簡單，幾乎就是自作聰明、傻不拉嘰地去送死。就這樣，大義凜然成了自作多情，視死如歸成了咎由自取，一次正義行動的失敗成了活該；鄭蘋如身上原本的信仰、正義和勇敢，也便這樣被張愛玲遮蔽和消解殆盡。
有人或許會說，《色·戒》只是一篇小說而已，小說創(chuàng)作自可對素材進行處理和加工，乃至虛構也屬正常，干嗎非得將小說中的王佳芝與真實的鄭蘋如對號入座地進行較真式批評呢？
此話當然說得有理，但是《色·戒》畢竟不是一篇普通的小說，如果它完全是一篇普通的以虛構為主的小說，我們大可不必與它如此較真；問題是它采取了與歷史本事同構的方式來處理素材、設置情節(jié)和顯示主題，從大處看，其人物角色、主要情節(jié)和最后結局等，都與歷史本事基本相同，作家解構的只是細節(jié)，而這些細節(jié)的改變，會讓許多不明真相的讀者在小說與歷史本事間迷惑；再加上作家在細節(jié)方面的解構，反使得小說比歷史本事更具有藝術的感染力和表現(xiàn)力，其人物形象的價值導向，也比歷史本事更加集中、鮮明，其對于讀者的影響也更大，無論是好的影響和壞的影響。所以，雖然張愛玲的《色·戒》說到底只是一篇張愛玲式的小說而已，但是我們不能不與它，也不能不與它的作者張愛玲較這個真。當然，更應該較真的還有李安及其電影，因為他的電影又在張愛玲之后——就在今天拍成的。
三
如果說張愛玲的《色·戒》本身就已經對鄭蘋如進行了一次惡劣的同構和解構，那么李安同名電影在此基礎上又來了一次，雖然他事實上很忠實于張愛玲的小說，所作的改編看起來并不多，甚至可以說只有“一點兒”；而就此“一點兒”，其同構和解構的惡劣程度比之張愛玲又走遠了許多。
這里我們不妨將歷史本事、小說和電影中的主要情節(jié)列出這樣一個表格：
通過這個表格，我們首先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小說也好，電影也好，其主體情節(jié)都是同構歷史本事而來，其解構和虛構的只是其細節(jié)，這也再次證明，我們的較真并非不懂文學，更非無聊，而是十分必要，且意義重大。
其次，我們也確實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李安的確很“忠實”于張愛玲的同名原著，改變的只“一處”，即，將王佳芝愛上易先生的原因，由能通過一只戒指表現(xiàn)出的“懂得”，改為了她由于從他那兒得到了太多的“性愛的愉悅”——電影通過多場“床戲”的反復渲染，至少給觀眾的實際感覺是如此，雖然電影中也有對鉆戒的特寫等。
——可以這樣說，在這部電影中，李安的匠心、陰謀和挑戰(zhàn)也全在此！
首先，他將歷史本事中的莊重、神圣，連同張愛玲小說中的嚴肅、認真，來了一次大稀釋。當然，張愛玲對歷史本事已稀釋在前，她的手段是將歷史本事這樣一個本來是有關信仰、正義和勇敢的主題，用所謂的“真愛”稀釋了，但是她至少還留下了愛的嚴肅和認真，盡管她嚴肅、認真得有點可笑；然而，李安卻將愛情中的所有“情愛”，都歸結為了“性愛”。這樣一來，他的電影，就可以大演“床戲”吸引觀眾眼球，娛人身心，沉重的歷史本事和嚴肅的文學作品，就有了言情片和娛樂片的功能。此或許可算作是李安的“匠心”吧！
其次，眾所周知中國電影是有一個審查制的，一部電影如果不能通過審查是不能公映的。他如此一改，便可將審查者的眼光吸引到對于那些“床戲”的多少的糾纏上去了，反而會讓審查者對于他要在影片中所做的挑戰(zhàn)有所忽略，這無疑是有利于影片的審查通過的。事實上，李安的這一“陰謀”不能不說確實很高明，那些審查影片的老爺與專家們果然中招，于是影片勝利通過，公映全國。
再次，李安的挑戰(zhàn)是什么呢？且看李安在電影中的這一改動，所呈現(xiàn)給觀眾的便是這樣一個十分簡單的邏輯：因為王佳芝從易先生那兒得到了“性愛的愉悅”，所以她愛上他便理所當然；因為她愛上了他，所以她關鍵時刻便放他一馬，哪怕他是與民族為敵的罪人，便也成了一種理所當然！在李安這里，性愛成了人生的唯一，甚至是凌駕于一切之上的：只要有了“性愛的愉悅”，什么都可以去做，什么都可以放棄，什么都無所謂。這不是一種挑戰(zhàn)嗎？他挑戰(zhàn)的對象與張愛玲相比并沒變化，都是人的信仰、正義和勇敢，但是張愛玲是用所謂“真愛”，而李安干脆就用“性愛”，其對于前者反諷的意味、輕劣的程度和挑戰(zhàn)的力度，無疑比之張愛玲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據說張愛玲這篇小說寫成后遲遲沒有拿出去發(fā)表，而是一改再改，改了多少次她自己都記不清了，反正從動筆寫成到發(fā)表，前后經歷了近三十年。這很不符合張愛玲創(chuàng)作的固有習慣和“出名要趁早”的行事風格，其中原因究竟是什么，我們當然不能確知，但其中或許就有張愛玲對于自己在小說中的挑戰(zhàn)，也十分猶豫、懷疑和不能把握的原因吧！當然這只是一種推斷，并不能確知。與張愛玲相比，李安似乎膽大多了，也幸運多了。他的電影不但順利拍了出來，而且竟也順利通過了審查，在全國城鄉(xiāng)公映了好一陣。其中的原因，難道真是那些審查的專家老爺們，中了李安的“美人計”，被其中的那些“床戲”看得血脈賁張，而失去了基本的判斷能力了嗎？抑或還有什么別的原因，我們不得而知。
其實“美人計”本身并不構成對于人們道德底線的挑戰(zhàn)，不但古今中外的戰(zhàn)爭實踐中多有使用，而且古今中外的文學藝術作品對此也多有敘寫和表現(xiàn)，中國人最為家喻戶曉的莫過于西施及其種種傳說了。
越國人將西施送給吳王夫差使其中美人計，最終滅了吳國。古往今來，人們之所以將西施尊為“中國四大美人”之首，并且還為她附會出與范蠡一起私奔而去，如同童話中的灰姑娘那樣與心愛的白馬王子“一起過上了幸福的生活”，其中的原因不外乎就是人們對于西施身上所體現(xiàn)出的那種對于正義、信仰和不怕犧牲的勇敢精神的一種肯定。而《色·戒》呢，卻對此作出了質疑，張愛玲用的武器是所謂的“真愛”，李安則是“性愛”。什么家國情懷，什么民族氣節(jié)，什么人間正義，統(tǒng)統(tǒng)不如性的愉悅與快感有用、實在和有意義！真的是這樣嗎？當然不是！如果真是這樣，那么人與動物還有什么區(qū)別？因為動物也有以“性”為前提與目的的快感，怎么說人總比一般動物要高級一點兒吧！事實上，只要這個世界上還存在國家，還存在民族，還存在侵略與反侵略的戰(zhàn)爭，那么家國情懷、人間正義、民族氣節(jié)、理想信仰等都是人所不可以放棄的，也不是輕易就可以去質疑的，哪怕是在所謂的“真愛”面前，更不用說只在動物層面上的“性愛”面前了；任何質疑，都是一種挑戰(zhàn)，而這種挑戰(zhàn)，其對象又是做人的底線和人類公德的底線。《色·戒》正是在作這樣的挑戰(zhàn)，所以，我們可以肯定地說，無論是小說還是電影的《色·戒》，其價值觀導向都是有極大問題的。遺憾的是，審查影片的老爺和專家們竟然對此沒有看出，竟讓一部本該封殺的電影蒙混過關（他們有沒有將不該封殺的封殺，我不得而知，這里不敢亂說），且還讓它打出“今年中秋，真愛無罪”的廣告招攬觀眾。
不過，倒是影片公映后所發(fā)生的事很具有諷刺意味：一些普通觀眾，在看了影片后，竟看出了專家們沒有看出的嚴重問題絕不在它的幾個情色鏡頭，于是發(fā)出了他們自己的呼聲，正是這來自下層的聲音讓有關部門如夢初醒，這才急急忙忙行動起來，一面收禁影片，一面封殺主演王佳芝的演員湯唯，以示亡羊補牢。這在中國影片禁映歷史上，不說是絕無僅有，至少是極罕見——多數都是自上而下的禁映，而這次竟然是自下而上的呼吁禁映。這真是又一次應了“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這句話，實屬難能可貴！
不過這亡羊補牢做得也不算太漂亮：作為演員的湯唯，演了這么一個角色當然是有責任的，但是相比之下她的責任比作為導演的李安們小多了，要封殺也該第一封殺李安們，不封殺李安們只封殺湯唯怎么看都有點“殺豬沒殺著，砍板凳腿”的意思。
最近，聽說被一度封殺的湯唯又復出了。李安更是不會因為《色·戒》而有損毫發(fā)，說不定反而會使他國際名導演的聲名更大，使他在業(yè)界更牛。這當然沒什么，甚至可以說，這正是經過改革開放，我們今天的社會已變得十分寬容的一種表現(xiàn)；我也并不主張，一個藝術家有了一次或兩次的失誤，就將藝術家本人一棍子打死；但是，藝術家在創(chuàng)作中到底是創(chuàng)新還是失誤，是質疑還是亂彈，是挑戰(zhàn)還是胡鬧，該較真的還是應該較真的，我以為！
2013年1月10日
選自《美文》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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