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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_龔斌

進入市委寫作組

1970年下半年，因“文革”停止招生的一些高校開始招收“工農(nóng)兵學員”。我當了兩年知青后，由于在農(nóng)村“表現(xiàn)好”，被推薦、選拔為首屆“工農(nóng)兵學員”，進復旦大學中文系學習。人生翻開了新的一頁，我自然非常興奮。

大概一年后，復旦中文系分為評論、創(chuàng)作兩個專業(yè)。我喜歡創(chuàng)作，幾乎不加考慮，就報名進了創(chuàng)作專業(yè)。不久，我被上面“相中”，為市委寫作組效力。為什么全年級八十多號人，獨獨看中我，內(nèi)情當時無人告知，迄今也無從追問。猜想可能是上面認為我政治條件好，是黨員，“家庭出身好”，又是貨真價實的高三畢業(yè)生，寫作基礎也好。

現(xiàn)在上了年紀的人都知道，“文革”中的上海市委寫作組忠實執(zhí)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是“無產(chǎn)階級司令部”在上海乃至全國的文化、輿論陣地，與北京的“梁效”（北大、清華兩校的諧音），南呼北應，同是江青一伙控制的寫作班子。他們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掀起陣陣惡浪，是恐怖年代的政治毒瘤，已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墒窃谒氖�年前，上海市委寫作組是威權(quán)政治掌控的輿論工具和意識形態(tài)打手，規(guī)定、指導全市所有的文化、教育、宣傳機構(gòu)的導向，胡作非為，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先是寫評論文章。1972年9月、10月間，市委寫作組成員劉某、林某，以及W老師、《虹南作戰(zhàn)史》作者陳某與我，幾個人到市委寫作組寫評論文章。一到那邊，寫作組的工人作家肖木就布置任務：通過評論當時出版的《虹南作戰(zhàn)史》、《金光大道》、《江畔朝陽》等幾部長篇小說，寫出“有分量”、“有影響”的文章，確立所謂“文藝創(chuàng)作必須為路線斗爭服務”、“生活必須服從路線斗爭”等極左觀點。

市委寫作組在康平路。這條路靠近徐家匯，從復旦過去單程也要一個半小時。為了節(jié)省時間，我曾在那里住過一段時間。

寫作組的頭叫朱永嘉，原來是復旦歷史系的一個中層干部�？赡茉跒橐ξ脑�炮制《評海瑞罷官》一類陰謀黑文中出了力，受“四人幫”青睞，成了市委寫作組的頭。其人個頭大，不茍言笑，挾威自重，官步不慢不緊，讓人一見生畏。夜里十點鐘左右吃夜宵，偶爾看見朱總管在我們前面排隊。他端著食品轉(zhuǎn)身，W老師立刻滿臉堆笑，眼鏡后面的小眼睛瞇成一條線，哈著腰，親熱地叫：“老朱。”老朱不搭話，點點頭，表示已聽見下屬的問候。我跟在老師后面，自然用不到湊上去獻笑臉。再說，一個區(qū)區(qū)工農(nóng)兵學員，也輪不上問候領導。自1972年下半年至1973年末，時斷時續(xù)，我在市委寫作組一年多時間，很少見到朱總管的面。

參加《珍泉》的創(chuàng)作

我在寫作組最主要的任務是參加電影劇本《珍泉》的創(chuàng)作。劇本以反映地質(zhì)隊尋找地下水為題材，謳歌為祖國建設而貢獻青春的先進人物。寫作組專門搞一個創(chuàng)作班子，寫這樣一個劇本，意圖是以“樣板戲”為榜樣，拍一部有影響的電影，彰顯“革命文藝路線”的成果。1972年2月，現(xiàn)代京劇《海港》演出本發(fā)表，同時發(fā)表大幅劇照、評論文章。同年3月，現(xiàn)代京劇《龍江頌》的劇本及劇照發(fā)表。9月，現(xiàn)代京劇《奇襲白虎團》演出本在《紅旗》雜志發(fā)表。江青把持的文學藝術領域集中展示了“樣板戲”的“偉大成果”。市委寫作組組織電影劇本《珍泉》的創(chuàng)作班子，就是這種背景下的產(chǎn)物。

1972年12月初，《珍泉》創(chuàng)作組正式開始活動。先去上海郊區(qū)住金山張堰鎮(zhèn)，熟悉和采訪水文地質(zhì)大隊。12月下旬，創(chuàng)作組一行四人出發(fā)去安徽，采訪南京江浦解放軍某工程兵部隊，參觀馬鞍山上海在江蘇的工程項目九四二四工地，隨后來到銅陵新橋礦。

回上海后，任務重重地壓在我的肩頭。組里決定先寫個初稿，并要我來寫。我早就料到事情會這樣。我逃不了，反正都得寫。于是從1973年2月下旬開始，根據(jù)采訪所得材料，構(gòu)思劇情和人物。不用說，劇本以“樣板戲”為榜樣，主題是先行的，“三突出”的創(chuàng)作原則是必須遵循的，英雄人物是必須高大的。

3月下旬，劇本完成了一半。硬著頭皮上，結(jié)果必然苦不堪言。大概在4月、5月間，總算寫完了劇本的初稿。當把它交給組里時，我覺得徹底輕松，好像卸下了一個大包裹。至于劇本的主要英雄人物是誰，情節(jié)如何，矛盾沖突又如何，早忘得一干二凈。

5月初，劇本移交到市委寫作組。肖木看了，提了不少意見，要求重改一遍。肖木的意見大多中肯，我覺得他的水平不差。修改的工作好像是W老師擔當，我過著如釋重負的快樂生活。

5月下旬，第二次外出采訪。組里原來四個人，這次又多了一個小青年，二十歲出頭，圓臉，有點胖，看上去浮腫的樣子。一對小眼睛，好像永遠睜不開，且目光渾濁。他到劇本創(chuàng)作組沒有具體任務，我不明白為什么來這么一個陌生人。

第一站到南昌，采訪郊區(qū)的一個地質(zhì)隊。記得就是在這里，我和新來的陌生人討論“樣板戲”問題。我說：“‘樣板戲’不過是百家中的一家�！薄啊�三突出’實際上是一突出，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蹦吧�人把江青的“三突出”奉若神明，堅定地維護“樣板戲”，最后同我爭論起來。我當時讀馬恩列斯的文藝理論，讀別林斯基和丹諾的《藝術哲學》一類書，眼界稍有開拓，覺得“樣板戲”太過程式化，未必符合藝術規(guī)律，不能以此規(guī)范所有的文藝作品，心里不承認“樣板戲”的藝術水準超過莎士比亞，超過契訶夫和雨果。各種宣傳機器紛紛贊揚“樣板戲”是藝術高峰，比文藝復興還偉大，在我看來是自說自話。年輕氣盛的我天不怕地不怕，對“樣板戲”發(fā)不敬言論，陌生人則維護“革命左派”的理論，反駁我。我對他說：“有些問題不好講，以后再講。”陌生人隨身帶著很厚的馬列著作，我也不以為然，覺得走這么遠的路，應盡量輕裝，不宜帶厚得像磚頭一樣的書。

結(jié)果，翌年我遭遇厄運，那個陌生人揭發(fā)我污蔑馬列著作是“磚頭”。后來朱永嘉整我，最主要的罪名就是“攻擊江青，攻擊樣板戲”。當批判會上吃驚于自己居然還有攻擊馬列著作是“磚頭”的罪名時，方才若有所悟：陌生人是有來路的，并且負有一定的使命。

由南昌到瑞金，江西909地質(zhì)隊就在這兒，是重點采訪的地方。瑞金的采訪工作結(jié)束，由贛州至廣西柳州，再到巴馬瑤族自治州縣，然后繞道南寧再至柳州，經(jīng)長沙、武漢回上海。從5月下旬至7月上旬，前后四十余天。

對“寫作組”產(chǎn)生反感

外出回來沒幾天，開始放暑假，同學們陸續(xù)離校。這時，女朋友來信了，問我何時放假。我因電影劇本要討論，不能走。已經(jīng)是7月下旬了�？灯铰返牧质a道上滿是火熱的陽光畫出的梧桐樹葉的影子，凌亂斑駁。我在路邊彷徨，特別煩躁，真覺得一天也待不下去。最后，終于向劇本創(chuàng)作組提出我要回家。W老師說劇本還要討論和修改，勸我再留一段時間。我聽不進去，執(zhí)意要走，公然聲稱暑假是國務院規(guī)定的，是學生的權(quán)利。他們不同意，不同意我也走了。這件事，到了次年的春天，成了我“犟頭倔腦”的證據(jù)。

其實，我以放暑假為由，不愿在市委寫作組多待一天，有多種因素。想回家，回到女朋友身邊，固然是一個原因，但并不是唯一的。我未曾明言，也不敢明言的，還有其他因素。

一是以為這個劇本難改，也沒水平改�！皹影鍛颉碑斎皇恰氨M善盡美”，高不可攀。我是工農(nóng)兵學員，初次寫電影劇本，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寫出初稿，已經(jīng)盡力。創(chuàng)作組里有我的老師，有資歷比我深的人，讓他們來打磨劇本好了。

二是我不敢講的原因，即對當時掌管文藝的一伙人有看法。在市委寫作組，我絕對是邊緣人物，是來接受鍛煉和培養(yǎng)的小人物，絕對不可能聞知重要的機密。但那種舞文弄墨的氛圍，自詡左派的狂妄，常常有一種“策劃于密室”的詭異，多少能感覺到一點兒。譬如耳邊會飄過“（張）春橋同志講”、“（姚）文元同志昨晚來電話說”之類的消息。每當有這類消息，這里的氣氛就亢奮、緊張起來，大家忙著寫文章貫徹上面的指示。隨之，報上掀起陣陣浪濤，蠻橫、兇險，簡直要席卷一切。我覺得這兒很像臺風之源，一些人在興風作浪，當今文化藝術界“獨此一家，別無分店”，全社會“萬馬齊喑”的局面，與張春橋、姚文元一幫“筆桿子”有密切關系。

“文革”初期，我是個思想激進的紅衛(wèi)兵，忠誠于毛澤東的“革命路線”，同樣舞文弄墨，寫了許多大字報，實際上也是極左路線的鼓吹者。隨著年齡的增長，讀書漸多，閱歷漸豐，加上山川勝景的自然美熏陶，開始朦朦朧朧地意識到“大好形勢”并非“大好”，“樣板戲”并非十全十美，江青的“三突出”至多是一家之言……完全說不上清醒，不過是昏睡之后的剛剛蘇醒。以前是盲從，現(xiàn)在懂得了質(zhì)疑。良知安頓在我的心里，被人任意左右的頭腦逐漸變得正常。

厄運很快降臨

1974年1月，聲勢浩大的“批林批孔”已經(jīng)搞了好幾個月了。我回到了復旦，響應上面的號召，考慮如何投入到這場運動中去。

一天，W老師通知我：“市委寫作組要你去國棉二十一廠寫中篇小說，征求征求你的意見�！蔽蚁�，既然征求我的意見，則說明并不是命令。況且，快要畢業(yè)了，兩三個月時間也寫不成中篇小說。于是回答W老師：“我不去�！蔽也幌肴サ臐撛谠�因還是上面所講的，看不慣市委寫作組，甚至看不慣整個中國的文藝界現(xiàn)狀�；蛟S別的工農(nóng)兵學員夢寐以求想進市委寫作組，羨慕我的“受重視”，但我卻感到不自由甚至痛苦。

過了幾天，積淀在內(nèi)心的厭惡終于形之于聲色，我在宿舍里吟了李白的兩句詩：“安能摧眉折腰事權(quán)貴，使我不得開心顏�！边�不解氣，又罵一句：“文霸！”殊不知，我的吟詩和罵語被崇明老鄉(xiāng)N偷偷記在了筆記本上。

厄運很快降臨

1974年3月，由市委寫作組頭頭朱永嘉策劃和操縱的圍剿開始了。這是大象對螞蟻的攻擊，用大炮轟擊蚊子，用牛刀殺雞，用集團軍搜捕一個散兵游勇。

也難怪朱永嘉要用大炮轟擊我。一個小小的工農(nóng)兵學員，抬舉到了市委寫作組，不僅不知感恩，反而吟李白的詩以示傲骨，罵自己為“文霸”，這還了得？這不是“右派言論”嗎？豈不是腦后長了“反骨”！

突然而至的打擊，真是做夢也沒想到。“批林批孔”，居然批到了一個無名的學生頭上。整整兩個月，復旦中文系的“批林批孔”運動的中心任務就是“聯(lián)系實際”，批一個普通的工農(nóng)兵學員，宣稱這是一場意義重大的斗爭�；叵氚肽昵�，我是多么堅決擁護、積極響應“批林批孔”，豈料沒多久，我自己也成為“復辟倒退”的代表。好一個黑色幽默！

差點被打成“反動學生”

1974年3月初，課已停止，快要畢業(yè)分配。雖然不知道分配的結(jié)果，但我很樂觀，以為憑政治條件和學習成績，不到北京，也可能會留校。突然而來的事件，證明我的自我感覺不啻是夢想，分配給我的幾乎是一頂“反動學生”的帽子。

古諺云：“山雨欲來風滿樓。”但事實上，山雨欲來之前，幾乎沒有風，我渾然不覺。這年2月，我還給女朋友寫信，問：你們那邊“批林批孔”緊張嗎？希望你能跟上形勢。真是莫大的自我諷刺！

朱永嘉搞政治運動當然是內(nèi)行，打倒一個學生易如反掌。他以“批林批孔須聯(lián)系實際”為名，向下面煽風點火說，學生中的右派言論也要批。他的話在復旦等于圣旨，誰敢不執(zhí)行？中文系派人調(diào)查、收集我的“復辟倒退”的言論，連芝麻大的都撿起來，然后鍛煉罪名，準備開動學校廣播臺造聲勢，刷大幅標語、大字報“振軍威”，逼我“交代問題”。如果態(tài)度不好，則開除黨籍和學籍，遣送回鄉(xiāng)。

從3月15日開始，組織教師、學生圍剿，批判會、“幫助會”、檢查會接踵而至。我成了“復旦中文系復辟倒退的典型代表”。平日與我談得攏的幾個同學，都不言不語，心事重重。我眼中的同學，絕大多數(shù)都以異樣的眼光躲避我。不意一夜之間，昔日的“革命小將”，成了革命的對象，面對老師與同學的揭發(fā)批判。

政治暴力在中文系肆虐。一次一次的“幫助會”、批判會上，一些老師和同學懷著“批林批孔”的“革命激情”，揭發(fā)、批判我，個別積極分子還能“火線入黨”。平日與我觀點相近、交往較多的上海同學C、浙江同學C，也受我的牽連。中文系黨總支、支部不斷向上海C施壓，要他作所謂旁證。C不愿寫，上面硬逼著寫，并以不寫就不能入黨相威脅。黨總支也不放過浙江C，要他作旁證，寫檢查�！拔母铩苯Y(jié)束后，我同他見過幾次面，每次都覺得有一種歉意。城門失火是我的事，為什么要殃及他，使他終生不得志……

3月26日，終生難忘的一天。

生物樓的大教室里坐滿了人。中文系的全體師生以及全校各系的師生代表，大約有三四百人，圍成一大圈。會議議程是先由我做檢查，然后接受批判。會上，最主要的兩個人物，是兩個崇明老鄉(xiāng)。一個是我，因言論罪受批判。一個是N，堅定的“革命派”，在小本子上偷偷記錄了我的“反動言論”。今天，積極分子終于亮相，公開他那個機密本子，接受“批判批孔”的考驗了。他慷慨激昂，把筆記本上的材料有力地拋出來：某月某日，在場的有某某、某某。某月某日某地，又說過什么。真是精確至極的打擊，我雖忍受過多次，但每次都感到不寒而栗。在場的數(shù)百個師生，對我老鄉(xiāng)的慷慨陳詞和堅定的革命立場，自然刮目相看，印象深刻。誰能對背后偷偷記錄他人言行的勾當不感覺恐懼？他對我的精確打擊，誠然讓我很受傷，但我受傷一時，他卻受傷終生。因為他精確打擊了我，也精確打擊了自己的人格和品德。這是后話。

會后，有幾個同學偷偷告訴我，朱永嘉是發(fā)了慈悲的，本來要開全校批斗會。后來查下來，我出身貧農(nóng)，家里母子三人都是共產(chǎn)黨員，以前又沒犯過錯誤，加上認識態(tài)度比較好，才縮小了會議規(guī)模。知悉內(nèi)情的人更是直言不諱地對我說：“要是你到國棉二十一廠寫中篇小說，就根本不會有搞你這件事。”后來，中文系總支和創(chuàng)作專業(yè)的老師幾次向我吐露：“搞你的是朱永嘉，不是我們�！�

我的“罪狀”

這次批判大會之后，中文系取得了聯(lián)系實際“批林批孔”的偉大勝利。我則被丟在一邊，責令認真修改檢查書。檢查書已經(jīng)改了多遍，但總是不深刻，總不能令他們滿意。什么文章最難寫？恐怕是檢查書了。與檢查書比起來，論文、小說、詩歌簡直小菜一碟。

我獨個兒坐在宿舍里，對著書桌上的一堆報告紙發(fā)呆。下意識地看看手中的圓珠筆，竹制的筆桿被手指磨得油光锃亮。報告紙上的每一頁都涂改得面目全非，自己辨認也覺吃力。我究竟犯了什么天條，罹此大禍？為保持歷史真相，下面抄錄我在1976年11月給駐上海中央工作組的申訴信：

一、所謂攻擊“文化大革命”。我曾在宿舍里和同學議論：“‘文化大革命’已經(jīng)七八年了，有些地方還在武斗，看來政局不穩(wěn)。”又說：“現(xiàn)在的批判文章是千篇一律�！�

二、所謂攻擊、貶低“樣板戲”。我說：“‘樣板戲’不過是百家中的一家’�！薄啊�三突出’實際上是一突出，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三、所謂攻擊“無產(chǎn)階級司令部”。某同學在宿舍里說：“江青同志在文藝上不一定都懂�！蔽荫R上接著說：“江青同志是不一定都懂么？”

除這三條之外，我還講：“過去的干部是槍桿子打出來的，現(xiàn)在的干部是筆桿子搖出來的。”暗指張春橋、姚文元、“梁效”、“羅思鼎”之流文化打手。

以上便是我的言論罪的主要“罪狀”。上述這些言論，其實許多同學都說過，我僅僅是更敢說，一直說到市委寫作組而已。而且，就這么幾句言論，根本不具有系統(tǒng)性和深刻性，與遇羅克言論的石破天驚相比，簡直是小兒語。我質(zhì)疑“樣板戲”，質(zhì)疑江青的“三突出”，質(zhì)疑她的“文化旗手”的光環(huán)，完全是閱讀和思考的結(jié)果，僅僅是表示一點兒懷疑，絕不是“攻擊”。江青是何許人？我豈敢“攻擊”？

這次批判、“幫助會”開過之后，系里常派人來看著我。我說，你們一直看著我干什么？他們說，防止出意外，你不要想不通。我微微一笑說，不用守著我，你們放心，我不會自殺。他們大概認定我絕不會輕生，以后就不來了。這樣，我獲得了行動的自由，在漫無方向的走動中療養(yǎng)心中的傷痛。

快要畢業(yè)離校了，同學們都在做準備工作，我卻不能畢業(yè)。為了免得在眾人面前丟人現(xiàn)眼，從3月中旬至5月中旬將近兩個月的時間里，我常常走到復旦后面偏僻的一隅，自我流放。有時在白天，有時在夜晚，有時走，有時停，有時清醒，有時迷茫，如一個孤魂。

“待分配”的煎熬

1974年4月，復旦第一屆工農(nóng)兵學員畢業(yè)。系里宣布了分配方案：有幾個留校，有幾個到北京，大多數(shù)“哪里來，哪里去”�；氐皆瓉硭�在的省市，由當?shù)赜嘘P部門再分配。只有我，“待分配”。據(jù)我出事之前聽來的朦朧的消息，我很有可能留�；蛘哂蓢�家統(tǒng)配。我認為，如依據(jù)學業(yè)的優(yōu)劣，讓我留校或去北京，理所當然，恰如其分，不算優(yōu)待我什么。突如其來的政治風暴，將我的預期及自負擊得粉碎。我變成苦苦等待發(fā)落，祈禱不要給頂“反革命”的帽子，哪怕回鄉(xiāng)種田務農(nóng)，過一輩子清貧但太平的日子也行。

公布分配方案的會議剛結(jié)束，系總支和工宣隊找我談話，問我對分配方案有什么想法。我說：“沒什么想法，希望盡快處理我的問題。”他們說：“我們也很急，希望你不要反復�！彼�謂“不要反復”，意思是不要翻案不承認錯誤，免得事情更復雜。半是警告，半是安慰。泰山壓頂，我被壓得動彈不得，還有力量“反復”嗎？

4月初的一個午后，拍畢業(yè)照了。春陽明媚，校門對面的南操場北端的草坪新綠競出。拍照之前，同學們?nèi)�三兩兩說著話，笑容陽光般的明麗。只有我游離于眾人之外，一臉陰霾。3月26日批判檢查會的情景，揮之不去。拍照時，我拖著沉重的雙腿，站在后面，面無表情�；氐剿奚�，有人來統(tǒng)計需要畢業(yè)照的人數(shù)。我答道：“不要�！蔽也灰獜偷┑漠厴I(yè)照，這張照片已經(jīng)深深地刻錄在我的腦海中，抹也抹不去。要它干甚？

4月26日，大禮堂（即相輝堂）里召開全校第一屆工農(nóng)兵學員畢業(yè)生歡送大會。會議結(jié)束，等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我在會場的走道里等黨委書記侯占民。侯由臺上走下來，我迎上去說：“侯書記，我想同你說幾句話�！焙顣�記猜到我要跟他談什么，回答說：“現(xiàn)在沒時間。你的畢業(yè)稍微等一段時間，我們還會找你談的�！�

確實，他們已經(jīng)找我談過了。在中文系公布分配方案那天，系總支找我談過之后，Y老師也到宿舍找我談話：“黨委對你的問題很重視，我們支部還要寫個關于盡快搞好你畢業(yè)分配的請示報告。你心里不要太急，稍等幾天�！庇终f，“黨內(nèi)也許要處分，也許校黨委研究后認為既然認識了，也就算了�！�

來自老師和同學的保護

校黨委、系總支究竟如何研究處理我，當然非我所知。到了“四人幫”粉碎，朱永嘉被審查，通過Y老師的揭發(fā)，我才知道底細。原來，朱永嘉迫害我以后仍不歇手，不放我走，說等運動結(jié)束后再處理。又說，等請示徐景賢（“四人幫”余黨，時為上海市委副書記），“等他點頭”，才能放人。對于朱永嘉的做法，中文系總支、支部及許多教師很反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抵制。他們一致認為我出身好，學習好，歷史清白，為人正直，這樣對待一個入世未深的年輕人，太過分了。于是千方百計想辦法，把我盡快從復旦放出去。

三十六年后，到了2010年的春天，女同學J告訴了我一些內(nèi)幕：她作為學生代表，結(jié)合進了系領導班子。在中文系研究如何處分我時，代表學生發(fā)了言，大意是：龔斌的言論主要是對江青同志、對“樣板戲”有看法，就這么幾條材料。議論的場合多數(shù)在宿舍，有的是范圍很小的討論會上，說不上是“散布”，所以不產(chǎn)生實際影響。他出身好，學習很努力，治病救人，不要過重處理。最后我被從輕發(fā)落，與當時的系總支、創(chuàng)作專業(yè)的一些老師的保護有關。我對他們不僅沒有怨恨，甚至心懷感激。在危難時刻給我?guī)椭�的老師和同學，至今仍記得他們。

5月10日晚上，支部召開會議，宣布處理決定：給予黨內(nèi)警告處分。這是最輕的黨紀處分，出乎我的意料。我慶幸沒有成為“反革命”。至于我為什么會遭到迫害，深層的社會原因是什么，為什么得了處分還要心懷感激，為什么可以隨意把稍有不同見解的人說成“錯誤思想”，可以利用權(quán)力動員群眾整他，法律依據(jù)何在，人有沒有表達自己的真實思想的權(quán)利……所有這些問題，當時不可能思考，更不可能達到深入思考的水平。那是一個不讓人思考的時代，獨立思考是有罪的。

離開傷心之地

5月17日中午，在我中學時的好朋友的幫助下，我終于離開復旦，踏上了吳淞開往崇明南門港的輪船。望著萬頃江波，回想三年前也是在這條航線上來復旦，何等躊躇滿志，而如今凄凄惶惶，免不了生出一些傷感。

回故鄉(xiāng)幾天后，我拿著復旦黨委組織部的接轉(zhuǎn)關系的介紹信，來到縣委組織部，經(jīng)辦人給我開報到單位的介紹信，信上赫然一行字：堡鎮(zhèn)崇明化工廠。兩個月來為分配忐忑不安，現(xiàn)在靴子終于落地。工農(nóng)兵學員上大學，畢業(yè)后做了工人，“哪里來，哪里去”，并且還收獲了一個“黨內(nèi)警告處分”。命中注定我要當兩年半的工人，讓我再嘗嘗人生的艱辛，再吃吃中國政治的苦頭。

艱難的路還剛剛開始。莫測的苦難正等著我。

選自《南方周末》2013年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