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節(jié)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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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這些問題一點兒也不土、一點兒也不幼稚,恰恰相反,它們是所有深刻的經濟學問題中最深刻的,因為它關乎全社會,關乎所有人。
什么是貨幣?現(xiàn)代意義上的貨幣是指建立在國家債務基礎上的、由銀行家發(fā)行的銀行券。但是,經濟學家卻說貨幣是商品交換的中介。而在馬克思看來,沒有什么比經濟學家的這種看法更荒唐的了。
僅僅把貨幣理解為勞動價值“交換中介”的斯密,竟然對于建立在政府債務基礎上的銀行券深惡痛絕。他滿懷書生意氣地感慨:韃靼可汗總是這樣問歐洲的使者,歐洲富裕嗎?歐洲人的牛羊多嗎?與視金銀和貨幣為財富的歐洲人比起來,視牛羊為財富的韃靼人的看法實際上倒更接近于真理。
馬克思則對斯密的感慨萬千并大加諷刺,他在這一節(jié)里加了個注,引用了孟德斯鳩的話說:
如果韃靼人充滿了今日的歐洲,要使他們理解我們這里的金融家是什么,銀行券是什么,會是很困難的。正因為貨幣不再是交換的中介,而成為依托政府債務發(fā)行的銀行券,所以,“公債成了原始積累的最強有力的手段之一。它像揮動魔杖一樣,使不生產的貨幣具有了生殖力,這樣就使它轉化為資本,而又用不著承擔投資于工業(yè)甚至高利貸時所不可避免的勞苦和風險”。
蒙古人不知道銀行券是“財富”,甚至不知道它是什么,這是因為他們不理解銀行券就是銀行家手中掌握的國家債務憑證,因此,他們也就不理解那種通過經營債務而發(fā)財和積累財富的人。在斯密所厭惡的重商主義時代,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只把金銀當作財富,于是,在視“商品”為財富的斯密眼里,伊比利亞人對于財富的理解還不如韃靼人。但在斯密的時代,歐洲的銀行家階級卻把銀行券當作財富,而在金融家眼里,斯密那種把商品當作財富的見識與視牛羊為財富的韃靼人也沒有什么區(qū)別。于是,沒有貿易、沒有市場、沒有勞動,只要有好戰(zhàn)的、負債的政府,那么依托于政府債務的貨幣(銀行券)也會被源源不斷地創(chuàng)造出來。資本主義的興起就伴隨著好戰(zhàn)的、負債經營的國家這種政體的興起,而西方的大國—學名是“現(xiàn)代民族國家”,則完全就是戰(zhàn)爭的產物�!按髧笔窃趹�(zhàn)爭、戰(zhàn)爭國債中崛起的。1500 年,歐洲有400 多個國家,現(xiàn)在有多少?44 個。300 多個哪里去了?打沒了。查爾斯•蒂利說,戰(zhàn)爭,這是西方500 年歷史中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主題。斯密在《國富論》里感慨道:“本世紀的戰(zhàn)爭是有史以來耗資最多的戰(zhàn)爭�!笨上麤]有見過“二戰(zhàn)”、科索沃戰(zhàn)爭,更沒有見過伊拉克戰(zhàn)爭、阿富汗戰(zhàn)爭。
打仗最需要錢,歐洲這么窮,小人窮斯濫矣,窮了就互相打,這個道理講得通。但是,既然窮,那應該是“窮打”,窮打按理說就打不長,絕不會打到今天,更不會越打錢越多。斯密在《國富論》中就問過這個問題,而他的答案是:這是因為總是有人借錢給國王們打仗。金融家階級就是從那些“借錢給歐洲的國王們打仗的私人”
中發(fā)展出來的,這也就是“資本”家的起源。蒂利指出:
從歷史上看,很少有大的國家能夠用當前的財政收入支付它們的軍事開支。相反,他們要以這樣或者那樣形式的借貸來應付短缺:讓債權人等待、出售職位、向客戶強行貸款、向獲得將來政府財政收入分享權的銀行家借錢。如果一個政府或者它的代理機構能夠借款,它們就能……在收入之前花費。在收入之前花費使得昂貴的戰(zhàn)爭更為容易……而且,一個借錢很快的國家能夠比它的敵國調動得更快,從而增加了它贏得戰(zhàn)爭的概率。
毫無疑問,信貸的可利用性取決于一個國家對它以前債務的償還,但是它甚至更多地取決于資本家的出現(xiàn)。資本家……把錢交到……國家手里,并且收取數(shù)量可觀的稅收的折扣作為他的信貸、風險和努力的報酬。但是更常見的是,資本家充當主要的公債的組織者和持有者。他們的活動也促進了國家經濟的貨幣化。7
蒂利說,資本家階級是從幫助國家籌措戰(zhàn)爭經費的戰(zhàn)爭借款制度中脫穎而出的,現(xiàn)代信用制度是從戰(zhàn)爭國債制度中發(fā)展出來的,現(xiàn)代財政制度是以銀行券作為稅收工具而建立的。反過來說,稅收本身是國王借貸的抵押物,而銀行正是以這種抵押為準
備金發(fā)行銀行券,當銀行券成為稅收的工具時,它也就成為國家的貨幣。
貨幣經濟是怎樣大規(guī)模地發(fā)展起來的呢?國家經濟的貨幣化就是指法定貨幣的銀行券化,這同樣是戰(zhàn)爭國債制度的產物。
議會制度是從包稅制度和王室借款制度發(fā)展而來的,議會的代表是由包稅人和借款人的代表組成的,這些“土豪”起初被稱為有城堡的人或“城里人”—bourgeois ,后來,這個詞才被我們翻譯為“資產階級”。
蒂利的概括簡明扼要地說清楚了資產階級、信用制度、財政制度和議會制度的起源。無論工業(yè)革命還是議會制革命(即光榮革命),它們的基礎都是軍事革命,而軍事革命的基礎則是金融和財政革命,孫悟空的形象是通過金箍棒和緊箍咒塑造而成的。這些概括當然都是對馬克思的觀點的重復,但是,這也正是《大國崛起》、《貨幣》、《華爾街》這些電視專題片所不能告訴你的,因為那些專題片放言奢談資產階級革命,但是它們的制作者卻不知道資本家階級是從哪里來的�?梢姡c西方當年的“土豪”不同,今天中國的“土豪”們根本沒有任何革命的勇氣和本事,結果他們既無視了西方的“金箍棒”,更看不懂人家的“緊箍咒”。
蒂利的概括非常精彩,但是,要仔細解釋這種概括卻不是件容易的事。
首先,歐洲的國王們之所以能夠持續(xù)地將戰(zhàn)爭升級,最初是因為城市里的包稅人給國王提供穩(wěn)定的稅收,根據(jù)這筆穩(wěn)定的收入,國王們就能支持較長期的戰(zhàn)爭。而作為交換條件,市民的代表(即包稅人)就可以參加國王的議會。
其次,就是那些高利貸者和發(fā)了財?shù)纳倘讼驀踬徺I年金。年金本來是國王獎勵貴族的,本是貴族的特權。國王向高利貸者借錢,按年還利息,但是他又礙于面子,不好意思說是借錢、還利息,而是說這是賜予高利貸者的年金。對于國王來說這當然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而對于高利貸者來說卻是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但是,無論包稅還是出讓年金,這些還都是資本主義的初級階段。
以公共信用體系—戰(zhàn)爭國債制度的形成為標志的現(xiàn)代金融革命,才是西方發(fā)動的一切革命的真正基礎。從那時起,國王的債務可以打包成信用券,在金融機構之間買賣。為了對這種金融衍生品進行買賣,在16 世紀中期的意大利皮亞琴察形成了定期的交易會,這就是華爾街的祖宗—銀行家的第一個聯(lián)合體,它把歐洲社會作為暴力機器組織起來。
“金箍棒”有威力,是因為背后有“緊箍咒”支持著。這一論斷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發(fā)現(xiàn)并給予了深刻闡述的。馬克思說:
隨著國債的產生,國際信用制度出現(xiàn)了。國際信用制度常常隱藏著這個或那個國家原始積累的源泉之一。例如,由于沒落的威尼斯以巨額貨幣貸給荷蘭,威尼斯的劫掠制度的
卑鄙行徑就成為荷蘭資本財富的這種隱蔽的基礎。荷蘭和英國的關系也是這樣。在18 世紀初,荷蘭的工場手工業(yè)已經遠遠落后了,荷蘭已不再是一個占統(tǒng)治地位的工商業(yè)國家。因此,荷蘭在1701~1776 年的主要營業(yè)之一就是貸放巨額資本,特別是貸給它的強大競爭者英國�,F(xiàn)在英國和美國之間也有類似的情形。今天出現(xiàn)在美國的許多身世不明的資本,僅僅在昨天還是英國的資本化了的兒童血液。8
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17 世紀的威尼斯共和國、18 世紀的荷蘭以及19 世紀后期的英國,正如今天的紐約、新加坡、中國香港乃至英屬維京群島一樣,它們都不是工商業(yè)中心,更不是世界產業(yè)經濟的核心,它們只是資本自由的天堂、是炒錢的核心與飛地,它們代表著一個資本與產業(yè)經濟完全脫離的發(fā)展方式,或者說是資本剝削產業(yè)和勞動的發(fā)展方式。而馬克思把這種發(fā)展方式稱為“卑劣的劫掠制度”。
有些中國人的毛病就是記吃不記打,以至于到現(xiàn)在還搞不清楚鴉片戰(zhàn)爭中我們是怎么挨的打,忘記了“金箍棒”的威力是怎么來的,至今還是活得稀里糊涂。我這么說絕不是在污蔑,這是有道理的。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當年英國人漂洋過海來打中國,這打仗首先打的是后勤、是補給,英國人的后勤和補給是怎么來的?誰研究過這個問題?似乎沒有人。所以,我說是記吃不記打。
英國人漂洋過海來打中國,但他們的后勤補給不是靠裝了一船干糧或者一船白銀解決的,而是通過英格蘭銀行的匯票解決的。在整個19 世紀,廣東的行商都是通過英格蘭銀行的匯票與英國和英屬印度做生意。正如馬克思所指出,大資本家與小商小販的區(qū)別就在于,前者是通過信用而不是貨幣和現(xiàn)金做生意,這種信用的主要工具就是“貿易的憑證”—匯票。這就是說,早在鴉片戰(zhàn)爭之前,中國的行商貿易就被組織進了以倫敦為核心的國際信用體系。所以,通過英格蘭銀行的匯票,英國人就可以在廣東兌到白銀,并用白銀為軍需補給來打中國。英國人通過掌握的國際信用體系,舉全世界的錢(也包括中國的錢)打中國。結果就是:無論戰(zhàn)爭在哪里打,即使在中國打,英國人也是越打錢越多,而清王朝反而越打錢越少。清王朝打不下去的真正原因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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