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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行商制度？早在鴉片戰(zhàn)爭之前，歐洲貿易商與廣東的行商做生意，采取的便是“預付制度”，即歐洲商人不是直接在中國銷售商品，而是把商品交給清政府指定的行商，由后者代售，后者則為前者提供預付憑證，在銷售完成、雙方結賬之前，這種預付憑證就體現(xiàn)為“匯票”。

歐洲商人是這種“預付制度”的擁護者，因為這種預付制度是由清政府做擔保的，特別是在商品的行情不好時，歐洲商人格外希望把商品交由行商代售，隔年之后再憑借匯票兌現(xiàn)，以連本帶利收回現(xiàn)金（當時，中英之間貿易的平均回款周期是三年）。

這樣，歐洲商人就把商品銷售的風險完全轉嫁給了由清政府進行資產擔保的廣東行商，而一旦出現(xiàn)歐洲商品滯銷或者賠本的情況，行商就會出現(xiàn)“商欠”，而這就體現(xiàn)為匯票的貶值，英國發(fā)動鴉片戰(zhàn)爭的根本理由實際上就是英國向清政府討要行商的“商欠”，即要求連本帶利地兌現(xiàn)匯票。

從這個意義上說，英國不是為了鴉片訴諸一戰(zhàn)，而是為了維護英國匯票的本息、英國的金融霸權與清王朝訴諸一戰(zhàn)。

英國人為什么需要中國香港？因為人民幣是不能自由兌換的，但在香港，人民幣與港幣可以自由兌換，而港幣是自由兌換的貨幣。它是要在那里開個口子，讓中國的資金流進去，讓國外的熱錢流進去，它是要把香港搞成英國金融體系的重要一環(huán)。它這么做不是為了將來再打中國的時候，隨時可以在那里用港幣兌出人民幣用作軍需—當然這也不是不可能的。美國有個經濟學家就說，中國人非常奇怪，為什么他們竟然允許美國艦隊在香港補給，難道他們不知道美國在香港補給是為了“保衛(wèi)臺灣”？這個道理的更深一層就是：既然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為什么它的貨幣和金融政策還是獨立的，甚至是與中國對立的？

英國人把香港搞成金融中心，一是為了利用香港實行資本自由化，即打開港幣與人民幣和外幣可以自由兌換這個窗口，把從中國內地賺來的錢換成美元、英鎊拿走；二是大規(guī)模地吸納人民幣作為與中國打貨幣戰(zhàn)的武器，熱錢的流入和流出都是通過這個窗口，它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中國的資本市場；三是定期搞個金融危機，讓中國政府花錢救香港，他們再把這些救香港的錢統(tǒng)統(tǒng)卷走。香港是所謂的“國際金融中心”，主要是英國的金融中心，并不是中國的金融中心。因此，中國進行人民幣國際化試水就很

難把人民幣離岸中心放在香港。因為香港一切游資的來源是難以審核、極難掌控的，但是它的背景則可以肯定，那就是西方金融集團，其背后就是西方政治勢力。香港很難成為中國的金融中心，其中的道理很簡單也很殘酷—這個道理是中華民族百年淚流成海、血流成河的近代史教訓鑄就的，這是硬道理，也是很難改變的道理。

實際上，中央政府只能把人民幣離岸中心放在上海，進行人民幣國際化試水。道理也很簡單：上海是中國經濟的龍頭，是中國共產黨誕生地，上海是中央人民政府的直轄市，那里有著中國最強大的工人階級，有一批精明強干、熟悉現(xiàn)代金融制度、忠于黨的事業(yè)的干部，有強大的產業(yè)經濟和進出口貿易作為后盾。

上海為什么這么“紅”？這也是百年中國歷史鑄就的，這也是不可動搖的。有人說建立上海自貿區(qū)是出賣國家金融主權，這是完全錯誤的，建立上海自貿區(qū)恰恰是為了維護乃至奪回中國的金融主權。正因為我們認識到：我們手中的美元越多，美元貶值就越快，所以要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然而，要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就要逐步開放外國銀行經營人民幣業(yè)務。但是，我們必須始終堅持：把中國金融的發(fā)展與企業(yè)和貿易的發(fā)展緊密地結合起來，而絕不是走金融資本脫離產業(yè)和貿易發(fā)展的道路，必須清醒：金融開放絕不僅僅是向美國開放，而是要積極與伊斯蘭世界、日本和歐盟加強金融合作，以對抗美國的金融霸權，而不是使中國的金融日益成為美國的附庸。

包括《大國崛起》這種還值得一看的作品，也基本上就是從亞當•斯密式的、從狹窄的西方中心論的視野敘述世界歷史的發(fā)展過程，它甚至把鴉片戰(zhàn)爭看作英國為了建立“世界市場”而不得不發(fā)動的“正義戰(zhàn)爭”。

例如，據(jù)說有這樣一個還挺著名的中國經濟學家竟然說：英國打中國就是因為中國不肯搞市場經濟，所以，英國打中國是為了拯救中國。什么叫作天真？這就是令人發(fā)指的故作天真。什么是記吃不記打？這就是最典型的記吃不記打。

馬克思說，西方崛起的過程，就是資本主義崛起的過程，這個過程是以英國對中國的鴉片戰(zhàn)爭、八國聯(lián)軍對中國的庚子戰(zhàn)爭為高潮而“完美收官”的。西方崛起的前提就是中國的衰落和解體，西方資本主義的繁榮昌盛是建立在近代以來中國人民血流成河、淚流成海的無邊苦難之上的。

現(xiàn)代西方意義上的大國—“作為債務法人的現(xiàn)代民族國家”，其國家能力首先指的就是超強武力，這個武力則來自于超強的融資能力和向全世界征收“鑄幣稅”的能力。這樣的國家，正如馬克思所說，乃是建立在“以貨幣為完成形式的價值形態(tài)”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斯密所說的商品交換、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

清王朝的經濟總量在當時占世界1/3 以上，但還是被人家打趴下了，根本道理就在這里。

在連什么是“帝國主義”和“民族國家”中那個“國”字都還沒搞清楚的前提下，奢談什么大國、什么崛起—這有意思嗎？

殖民制度、國債、重稅、保護關稅制度、商業(yè)戰(zhàn)爭等等—所有這些真正工場手工業(yè)時期的嫩芽，在大工業(yè)的幼年時期都大大地成長起來了。9

馬克思說的上述這五條，構成了西方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基礎，構成了資本主義在世界崛起的條件，這就是人家的72 般變化，是打了我們100 多年的“金箍棒”。這是歷史的結論、科學的結論。

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產生的歷史規(guī)律，這一發(fā)現(xiàn)的光輝歷久彌新。而當前社會科學研究最應該警惕的也就是馬克思所指出的那種“對歷史天真和無知”的態(tài)度，把資本主義興起的鐵血歷史闡釋為“大國崛起”的田園牧歌，就充分表現(xiàn)了古典經濟學這種嚴重的缺陷。

所以說，當務之急，還是那句老話：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