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節(jié) 胡乃元：老爸爸的星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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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初冬的夜晚，小提琴家胡乃元在臺南市的百年一級古跡億載金城，站在臨時搭建的舞臺上，用他優(yōu)美的琴音拉開了第五屆“Taiwan Connection Music Festival”的序幕。
燈火照耀紅磚古墻，海風搖曳老樹新月，經(jīng)歷戰(zhàn)火的百年古跡，像沉默的老人，寬大包容兒孫尋歡享樂。但現(xiàn)場演奏的可是莫扎特的小夜曲、舒伯特的回旋曲，以及克萊斯勒、德沃夏克的經(jīng)典曲目。遠處的炮臺邊、城垛上站滿人影，琴音回蕩在青草地。海很近，風很冷，但人心很暖。
與嚴長壽一起發(fā)起Taiwan Connection音樂節(jié)巡演計劃，并擔任“TC弦樂團”音樂總監(jiān)的胡乃元，把細致的室內(nèi)樂帶進校園、老社區(qū)及演奏廳，五年來，他們的足跡走過臺東利嘉小學(xué)操場的青草地、花蓮老人日托站；他們演奏給少數(shù)民族的孩子，沒聽過古典音樂的老阿公、阿嬤，對胡乃元來說，這是音樂家的社會運動。
臺南是胡乃元的故鄉(xiāng)，他十一歲出國學(xué)琴后，還會思念故鄉(xiāng)的鱔魚面。說來諷刺，胡乃元異國的音樂之路，竟和他父親胡鑫麟經(jīng)歷的白色恐怖有關(guān)。
1950年5月13日，情治人員進入臺大醫(yī)學(xué)院，把涉及左翼讀書會的第三內(nèi)科主任許強、眼科主任胡鑫麟，以及胡寶珍、蘇友鵬醫(yī)師通通帶走。第一內(nèi)科主任翁廷俊，因不在校園而逃過一劫。
被捕后第二天凌晨，天未亮，臺北軍法處（今臺北來來大飯店），胡鑫麟和其他難友被五花大綁，每兩人銬在一起，上了貨運火車到基隆，再搭坦克登陸艦轉(zhuǎn)送火燒島。
胡鑫麟在此度過了十年歲月，出獄后，家人重聚，生下了獨子胡乃元。然而政治監(jiān)控仍陰魂不散，當小小的胡乃元開始展露音樂天分時，為免受政治牽連，胡乃元被父親送到美國深造。
1985年，他在國際知名的“比利時伊麗莎白皇后大賽”拿下首獎，自此名揚國際，但他始終沒有忘掉臺灣。
近來，他年年回臺演出，卻年年看著臺灣分裂，他憂心臺灣前途，談到了民主的真義，以及他父親遺留給他的“星空圖”。
火燒島上一位拉大提琴的臺大醫(yī)生
我父親已不在世了，談到他，只能表達從我這一代看父親那一代的觀察與感想。我父親曾是個追求馬克思共產(chǎn)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左派知識分子。
就像侯孝賢的電影《悲情城市》中，小鎮(zhèn)醫(yī)生的朋友看到醫(yī)生書架上有馬克思的書，會說：“喔，足進步喔！”我父親在臺北帝國大學(xué)醫(yī)學(xué)部（今臺大）受日本教育，“左傾”后一心向往革命的祖國。
但在那個時代，看這些書，追求馬克思共產(chǎn)主義，崇拜毛澤東、周恩來是會惹來麻煩的。1950年代，他和其他臺大醫(yī)生遭到逮捕，被送到火燒島。政治犯的家人是很孤單的，爸爸被捕之后那些年，很多親戚朋友都不敢往來，我的兩位姊姊在學(xué)校里還會被同學(xué)斜眼看待，忍受別人的排斥。家里靠媽媽和她娘家的協(xié)助，度過那段幽暗歲月。
我在父親出獄后才出生，我的白發(fā)遺傳自父親，喜好音樂也源自于他的影響。日據(jù)時代的醫(yī)生都有文化教養(yǎng)，很多人都愛好音樂，我父母親結(jié)婚時，最要好朋友送的禮物是厚厚一疊、成套的原版古典音樂老唱片，這在那個年代是很珍貴的禮物。我父親年輕時也拉大提琴，并和朋友合組一個小小的業(yè)余室內(nèi)樂團。我出生時，家里就有一把大提琴。
坐過政治牢，我父親在臺大自然待不下了，他回到故鄉(xiāng)臺南開業(yè)。底下一樓是看診間，二樓上來就是我們住家。有時中午看完診休息，我父親臉色鐵青，不發(fā)一語地走上樓，我們就知道是特務(wù)又來監(jiān)視他，找他麻煩了。
回想小時候我們家吃飯，若是我爸看到新聞，有感而發(fā)，要批評當局或是蔣介石，一提到政治，他和我媽媽談話聲音就會自然放低，不曉得墻的另一邊是不是貼著一只耳朵。
因為白色恐怖后續(xù)這些麻煩事，我父親不希望連累到兒子，1972年，我十一歲時，他就送我出國。當初原本要去歐洲，但先去美國找大姊，準備辦手續(xù)轉(zhuǎn)機到歐洲時，在耶魯大學(xué)遇到了我的老師鄂爾（Broadus Erle），他建議我留在美國。沒想到，后來我就在美國學(xué)音樂了。
三年多以后，爸爸也離開臺灣，原本出國理由只是探親，但后來他風聞有可能會有另一波的逮捕行動，于是到美國看小孩子之后，就轉(zhuǎn)到日本定居。我們?nèi)曳稚⒃诤Ｍ�，他跟母親在東京，我和兩個姊姊在美國。
從小到大，我有時候好奇地問他綠島的事，他都不愿講，因為要講就得回想，他總是回答：“要回憶太痛苦了�！彼趪獯硕嗄�，直到1990年代才回來臺灣，我還陪伴他和母親一起去拜會李登輝，一見面就很開心地講日語。我想父親這樣一位曾為政治思想被逮捕的人，居然有一天能走進“總統(tǒng)府”，心里一定有說不出的滋味。
政治原來是他的理想，但理想受挫之后，他把熱情轉(zhuǎn)移到語言研究上，從我小時候家里都是各國語言的書，除了日文、中文、英文外，他還廣泛涉獵了德語、法語、意大利語，甚至有點難度的俄文、希臘文、土耳其文等。他住在東京時，看病之余，還花了十幾年時間投入閩南話研究。我曾看到他費盡心力一張字卡、一張字卡整理編寫厚達三冊的閩南語字典，后由自立報系出版。他對語言的興趣實在濃厚，還鉆研具有打破國際語言障礙、具有進步文化意涵的“世界語”（Esperanto），還曾和世界語組織的人通信、聯(lián)絡(luò)。學(xué)世界語，可以說是他在現(xiàn)實上無法實現(xiàn)的左派理想在語言上的轉(zhuǎn)化、延伸。
我父親是醫(yī)生，又拉大提琴，看起來不像是會拿鋤頭、斧頭，更不會是帶槍的人。他之所以信仰左派是認為左派的理想，像是人對人的平等、無產(chǎn)階級的勞動，才是人類最終極的理想。他總覺得共產(chǎn)革命一定比在臺灣所看到的高壓獨裁統(tǒng)治要好，聽到毛澤東要跟著平民百姓吃苦，內(nèi)心對毛澤東充滿崇拜。
那一輩的青年對政治太敏感，對理想又太純粹，結(jié)果幻滅也最大。他晚年很高興終于踏上心目中祖國的土地，深入了解現(xiàn)實后，不得不承認毛澤東不是完人，“文革”傷害也很大，他確實覺得失望，內(nèi)心沖擊非常大。但要他去評判毛澤東是個壞蛋，他說不出來。
你想想，他為這個理想付上年輕的大好青春，甚至差點被槍決；從綠島坐了牢出來，朋友不敢靠近，他也沒有怨言，但理想一旦落空了之后，對他有很大的打擊。而更大的痛苦就是……那么明顯的失望卻不能說出來，內(nèi)心更是苦。
這種失落的感傷，一直到他七十九歲時過世才停止。他過世前，跟我談過一次，他一定看到了祖國并沒有理想中的那么理想，而且毛澤東也沒有那么偉大……他沒有直接講他的失落，但你從他的話里，很明顯會感覺到他的悲傷。
退后一步，不要陷溺在仇恨的漩渦里
受我父親白色恐怖經(jīng)歷的影響，我對歷史非常有興趣，1980年代，我在紐約看了很多與二二八事件相關(guān)的電影，有些導(dǎo)演處理這些題材，被悲情壓到快不行，當事者也常�？钢茈y的包袱，重得不得了。
后來讀史學(xué)家黃仁宇的書，我對于父親的遭遇，對于我們家的受害意識，比較會用更大的歷史視野理解，我必須這樣子，我沒辦法……像黃仁宇說的，歷史很無情。你要是跳到仇恨里頭，凡事以受害者眼光看，永遠無法從仇恨的漩渦中逃脫。
諷刺的是，我爸爸后來參加綠島難友下一代的婚禮，朋友見面，都很客氣地跟他打招呼，但沒有人要坐在他旁邊。他覺得很奇怪，事后他才聽說，大家看他都想到我的舅舅、“建國黨”的李鎮(zhèn)源。這些老左派都不愿和“臺獨”坐在一起。
民主不是妥協(xié)，而是尋找彼此的交集
過去我每年回臺，都遇到選舉，臺灣常是自己人在斗爭，當然個人有個人的理想，但理想沒有辦法凝聚更多的人。
我前幾天搭計程車，司機年紀比我稍大，我從他聽的收音機，從他的評論里，我知道他的立場和我不同。但奇妙的是，最后我們的對話。說來有趣，我都到了目的地，錢也都付了，開了門準備要走了，沒想到卻開始說起話來。我們討論最近的時事，最后竟相談甚歡，告別時還互相握手，他禮貌客氣地問：“先生貴姓？”
這個經(jīng)驗讓我想到，如果我們可以在談話中，聽到彼此的聲音，最后找到共識，是多好的事。我覺得，人性出發(fā)點差別不大，但人生的經(jīng)歷就可能非常不一樣。像我有白色恐怖成長背景，這位司機也有他的成長和不同看法。
黃仁宇說：“歷史是無情的。”臺灣經(jīng)歷了這么多年的選舉，陳水扁也執(zhí)政八年了，可惜我們在民主化之后，卻對民主的了解深度不夠。民主碰到一個主要的問題：你怎么和不同立場的人協(xié)調(diào)，找到“共識”？
共識，我用英文來說叫“compromise”，這個字在中文里往往被翻譯成“妥協(xié)”。
“妥協(xié)”聽來不好，好像你把你的原則都推出去，排除了。但在英文中“compromise”講的是：你我立場不同，好吧，我們劃兩個圈圈，一個代表你，一個代表我，我們再看哪里是兩個圈圈的“交集”。
要談共識，好，這個交集我們先認同它，把焦點放在這交集，然后看我必須要犧牲什么達到共識，你必須要犧牲什么達到共識。
這次我上飛機前，奧巴馬聲勢如日中天，他的當選，代表美國沉寂已久的樂觀之情出現(xiàn)了，而且是年輕的下一代，用他們渴望改變的理想熱情，重新回頭去感染他們父母那一代。
我喜歡聽爵士樂，除了阿姆斯特朗，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比莉·哈樂黛（Billie Holiday)的那一首《奇異水果》（Strange Fruit），現(xiàn)場錄音的：“喔，樹上怎么會有奇異的水果啊，血濺在葉子上，血滴落在樹根……”（Southern trees bear strange fruit Blood on the Leaves and blood at the root…）。她唱這首歌時，人生已經(jīng)經(jīng)歷過各種苦悶，又抽煙喝酒，嗓子很沙啞，但有獨特的唱腔，我剛開始聽，想到，天啊，怎么有人用這種嗓子來唱歌啊，后來看了歌詞，有了更深的了解之后，才知道這首歌觸碰了美國一段黑暗的歷史。1940年代，美國南方白人對黑人動用私刑，把黑人活活鞭打、截肢、吊在樹上等致死。
那“Strange Fruit”指的就是吊死的黑人的尸體，啊，我覺得很震撼。
從比莉·哈樂黛到今天的奧巴馬，美國歷史里混雜了多元種族、多重利益，美國的建國即是從這個概念發(fā)展起來的。我們先從相同的區(qū)域，建立對話的基礎(chǔ)，再看能不能盡量往圈圈外延伸。
臺灣兩黨的政治剛好相反，都是先從我們哪里不同開始，為了選舉爭票，再努力把差異放大。你想，臺灣都那么小了，再分裂下去，還會有什么將來可言呢？
臺灣的“星空圖”在哪里？
臺灣的政治內(nèi)斗毀掉臺灣的未來。我每年回臺推廣“Taiwan Connection”音樂演出，每次都遇到島內(nèi)的選舉或是爭議，而且看起來內(nèi)斗沒有改善的跡象。
我常在想，像現(xiàn)在人心不安的時候，音樂或藝術(shù)到底對一般人的意義是什么？音樂家能對社會產(chǎn)生什么真正的影響？有時候心中真的有點沮喪。
2005年，胡德夫出了三十年來第一張專輯《匆匆》，在臺北西門町紅樓開演唱會，我和很多朋友都去聽，我發(fā)現(xiàn)當天很多1980年代社運界的人士也都出席了。但昔日的同志，現(xiàn)在卻變成了敵人，放眼看去，大概分別有“藍桌”的朋友、“綠桌”的朋友，甚至還有“紅桌”的！
可是很有趣的是，演唱到后來，胡德夫的音樂好像讓大家回到了年輕的時光，他唱到《美麗島》，當時，全場的氣氛完全變了，所有的人自動自發(fā)站起，很令人感動、震撼，唱到最后竟然變成全場的大合唱，可能有人還掉了淚。在那短短的時刻，音樂把大家分裂的情感都找回來了，難道我們不應(yīng)該這樣子嗎？
想到臺灣的未來，我希望臺灣人能珍惜得來不易的民主，這是多少臺灣人經(jīng)過幾十年的犧牲，才這么堅苦地一路爭取換得的。但我害怕民主這兩個字常被臺灣政治家隨便拿來當口號，而我們會不會忽略掉，民主需要每個人為它付出行動與力氣？我們不用心維護它，會不會又把它丟失了？
1990年代的樂觀已經(jīng)沒了，臺灣最大的問題不在對岸，而在我們自己。在臺灣，政治很容易把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搞壞，有時候很無奈的，想把話講清楚都不容易。但我衷心期望大家能互相理解溝通，在“妥協(xié)”中找到共識，在彼此傾聽里找到最好的交集。
十年前，我父親因癌癥病逝，他曾在我很小的時候，送給我一張“星空圖”，是他在綠島時自己親筆繪制的，那時候我年紀太小，很好奇父親怎么可以把它做得那么細密。
星空圖現(xiàn)在留在美國，我把它珍藏起來了。記得他送我時，半開玩笑地說，做這個星空圖是為了萬一能劃船逃離綠島的話，至少不會在太平洋里迷失。有星空圖，就能找到臺灣的方向。
在民主是我們大家應(yīng)有的共同出發(fā)點之下，我當然希望臺灣的“交集”（compromise）能愈來愈大，但是現(xiàn)在看來蠻悲觀的。如果做不到，而連民主也不被珍惜，那會是臺灣最大的悲哀，臺灣的“星空圖”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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