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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嬌慣成“耽于幻想的人和愚侏病患者（crétin）”，路德維希二世的這個有威懾作用的例子—奇怪的是，瓦格納在這段時期里，會對他的那位國王朋友和藝術(shù)資助人，做出如此輕蔑和負面的評價—喚醒了與之截然相反的例子：用無政府主義的教育方式教育“頑皮不聽話的”小齊格弗里德，他恰恰不在一個封閉完整的世界中長大，而是在自由的大自然中成長。他應該了解“逆境”[這時，瓦格納想到了人生的逆境；而巴黎女人科西瑪則想到了這個概念的法語單詞“逆境”（adversité）]，并且通過逆境成熟起來。但顯而易見的是，這種無政府主義的行為，應該有人引導，并且受到監(jiān)視：在免費午餐的餐桌旁和在每周的備忘錄中[而在瓦格納去世后，齊格弗里德，恰恰絕對沒有享受到一種無政府主義的自然教育。而且，他幾乎不亞于巴伐利亞國王，生活在一種意識形態(tài)的籠子里，面臨他父親曾經(jīng)擔心的危險：變成愚侏病患者（crétin）]。

尼采竭力追求瓦格納在有智識和美學方面對他的恩寵，瓦格納回應這種追求，把它看成一種對愛的正式的追求。1870年2月7日，瓦格納在致信尼采時寫道：“自從我喜歡您以來，”“現(xiàn)在沒有任何我可以如此嚴肅對待的人，只有您—除了唯一的女人以外�！� 在瓦格納1872年6月25日寫給尼采的信中—在拜羅伊特音樂節(jié)節(jié)慶演出劇院奠基儀式之后—這種對人的高度評價，更是升華到聞所未聞的句子中：“哦朋友！⋯⋯準確地說，繼我的妻子之后，您是人生賜給我的唯一的收獲：現(xiàn)在，雖然幸運的是又添了個菲狄；但是，在他和我之間需要一個紐帶，而只有您能夠構(gòu)成這個紐帶，就像兒子對孫子一樣�！� 對瓦格納來說，他的孩子的年齡，倒像是孫子的年齡，他把尼采放到兒子的位置上：這相當于國王馬爾克和特里斯坦的關(guān)系！尼采被瓦格納“收養(yǎng)”，這解釋了，瓦格納后來為什么把尼采的“背叛”理解為弒父行為，瓦格納感覺，他以如此敞開的心扉和張開的雙臂，在他的家里，接待他的年輕的朋友。

與尼采分道揚鑣，這大概是瓦格納的人生中最深切的、超乎人之常情的失望，也是他的最大的敗筆。后來，尼采在截止到他發(fā)瘋時期的無數(shù)表達中，都承認，他曾經(jīng)真心實意地愛過瓦格納，是的，在從1885年4月到6月遺稿殘篇選取的一段記載中，有這樣一句話：“我愛過他，而沒有愛過別人。” 在特里布申時期，瓦格納和他的妻子，將尼采納入他們的家庭生活中，這已經(jīng)遠遠超越了所有知識分子的伙伴關(guān)系。這在文化史上大概也是絕無僅有的：現(xiàn)代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思想家之一，不僅會成為現(xiàn)代最偉大的藝術(shù)家的精神伴侶和對手，而且還扮演一個駕輕就熟地分擔他的家務(wù)和工作的家庭總管的角色，也就是說，分擔他的日常生活中的煩憂，對于解決這些煩憂而言，特里布申太偏僻了，尼采幫助瓦格納一家分憂的表現(xiàn)是：監(jiān)督他的自傳的印刷，謄寫草稿（《齊格弗里德之死》）， 從巴塞爾給瓦格納的妻子和孩子帶來甜食、玩具、布魯塞爾的花邊，或者在圣誕節(jié)時，給他們帶來“帶金星的白色絲網(wǎng)眼紗”，用來做圣誕禮物，在瓦格納的家里搭建和裝飾玩偶劇院—用那枚哈桑勛章，瓦格納開心調(diào)侃地說，是由突尼斯的穆斯林最高統(tǒng)治者授予的—裝飾圣誕樹，給蘋果和堅果涂上金色，或者藏復活節(jié)彩蛋。

瓦格納和他的妻子不僅把尼采視為受歡迎的門徒，而且還對他的古典語文學方面的研究非常感興趣。尼采寄到特里布申，或者自己帶到這里的有：他任大學教授就職后的首次講課《荷馬與古典語文學》（Homer und die klassische Philologie）、他的學術(shù)報告《希臘的樂劇》（Das griechische Musikdrama）—瓦格納當然批評這個題目，因為他認為，“樂劇”這個表達是個畸形的構(gòu)詞，所以，在這種內(nèi)在聯(lián)系下，尼采從此再也沒有使用過這個術(shù)語—《蘇格拉底與悲劇》（Sokrates und die Tragödie）以及在《悲劇的誕生》（Geburt der Tragödie）準備階段中所有未發(fā)表的其他論文。在特里布申，瓦格納和科西瑪認真仔細地研究和評論尼采的這些文章。他們成為尼采的第一個出版物的產(chǎn)生過程最直接的見證人和精神伴侶。

1870年，尼采恰恰在擔任教授整整一年之后，打算放棄一段時間他的大學教授的活動，為了有利于同瓦格納的音樂節(jié)項目有聯(lián)系的“新的、希臘的研究院”。兩年以后，尼采的這個想法就更強烈了：放棄大學教授的職位，并且在全德國的瓦格納協(xié)會作學術(shù)報告，通過這種方法，宣傳拜羅伊特音樂節(jié)。可是，理查德 · 瓦格納和科西瑪 · 瓦格納根本不愿意讓他這么做，即便《悲劇的誕生》在專業(yè)領(lǐng)域遭到災難性的失敗之后，他們也一再試圖把尼采拉回到古典語文學的陣地上，并且阻止他把自己的學術(shù)任務(wù)置于為拜羅伊特進行的“公開活動”之后。1872年8月22日，科西瑪在給尼采寫信時指出：“語文學，是您必須反復抓住的、牢固堅實的土地，為了更新您的力量，而這種力量，在音樂的氣息中、在哲學的深水中，會很容易喪失�！�

1870年，瓦格納把他與尼采的友誼闡釋為語文學與音樂、科學與藝術(shù)、理性與靈感的聯(lián)盟，這個聯(lián)盟應該導致相互的完善，是的，應該達到藝術(shù)的巔峰。1870年2月7日，他在信中甚至談?wù)撍�作為音樂家以及尼采作為語文學家的“工作分工”，這種分工之所以會保證成功，是因為，他們兩個人中的每個人，都會在自己身上承載占優(yōu)勢的素質(zhì)的“一半”：

假如您是音樂家，那么，您大概就會處于假如我堅持研究語文學會變成的狀態(tài)�？墒乾F(xiàn)在，語文學—作為重要的素質(zhì)—卻一直存在于我的四肢中，是的，它指揮我這位“音樂家”。現(xiàn)在，請您一直當您的語文學家，為了作為語文學家，聽憑音樂的指揮。⋯⋯現(xiàn)在，請您向我表明，語文學是為了何種目的而存在的，請您幫助我實現(xiàn)偉大的“文藝復興”，在其中，柏拉圖擁抱荷馬，而荷馬充滿了柏拉圖的理念，現(xiàn)在才真正變成最偉大的荷馬。

瓦格納和科西瑪經(jīng)常為尼采的情緒狀況擔憂。1870年2月17日，科西瑪在日記中記下了瓦格納的一個看法：“他擔心，叔本華哲學，最終對這些年輕人產(chǎn)生一種不良的影響，因為他們把悲觀主義作為思維的一種形式、觀念并運用到人生中，因此形成一種實際的希望渺茫。” 這次談話的結(jié)果就是，2月20日，科西瑪寫給尼采的一封信，她在信中避免重復瓦格納自己的話，很顯然，為了避免通過“大師”的權(quán)威，讓尼采感到壓抑，她裝做這是她自己的推測。她警告尼采這位年輕的朋友說，叔本華的形而上的悲觀主義不應該、也不允許被套用到實際的人生中，人們必須努力，“總是神圣地保存”希望和對未來的信任。這肯定是瓦格納自己的簡明扼要的話，這分明是在調(diào)和，調(diào)和他在蘇黎世撰寫的呼吁歌劇改革的那篇文章的烏托邦的綱領(lǐng)，同他對叔本華哲學的追隨。在他的作品中，沒有任何其他人物形象，比漢斯 · 薩克斯更符合這番簡明扼要的話，薩克斯雖然深深地、憂郁地堅信世界的“狂妄”，但是他熱心地轉(zhuǎn)向年輕的一代人，從而給希望以空間，并且通過瓦爾特 · 馮 · 施陶爾興這個人物形象，促進“未來的藝術(shù)作品”。

1870年夏天，時代歷史的陰影籠罩著特里布申的田園風光。7月15日，法國議會決定對普魯士開戰(zhàn)。第二天，尼采給艾爾文 · 羅德寫信說：“這里是一陣可怕的驚雷，德法戰(zhàn)爭已經(jīng)宣告開始了，我們整個微弱無力的文化，坍塌在陰森可怖的狂魔的胸前。” 在特里布申，瓦格納夫婦絕對擁護支持普魯士，站在普魯士一邊，而已經(jīng)改成德國人身份的巴黎人科西瑪?shù)倪@種態(tài)度，幾乎比瓦格納還要強烈。在瓦格納的內(nèi)心中，民族的狂熱情緒，比在尼采的內(nèi)心中持續(xù)得更長久，然后才慢慢冷卻下來。 當這場戰(zhàn)爭還在進行時，尼采就已經(jīng)擔心普魯士對法國的勝利，會成為一種文化的失敗。11月7日，他給羅德寫信說：

面對現(xiàn)存的文化狀況，我有最大的擔憂。但愿我們不必在一個領(lǐng)域，為巨大的民族成功付出太昂貴的代價，在這個領(lǐng)域中，我至少能夠不造成任何損失地理解我自己。說句彼此信任的話：我把現(xiàn)在的普魯士看成一個對文化有極大危險的勢力⋯⋯此時此刻，世事相當艱難，但是，我們必須足以堪稱哲學家，以便在普遍的迷醉中，保持深思熟慮，保持清醒的頭腦。

三年之后，尼采在他的《不合時宜的觀察》（Unzeitgemässe Betrachtungen）（1873年）的第一部分中—瓦格納也讀過這部分—非常有遠見地指出，普魯士的勝利很有可能會面臨這種威脅：導致“德意志精神的失敗，即德意志精神的剔除，為了有利于‘德意志帝國’” 還需要幾年的時光流逝，瓦格納才能也像他的年輕的朋友尼采那樣深謀遠慮。1878年2月10日，瓦格納才給路德維希二世寫信說：“然而，大概只有少數(shù)人很快就認識到，普魯士國家的荒蕪，被作為德國的帝國智慧，強加給我們！” 1878年7月15日，他又致信國王說：“這個新的德國讓我感到如此惡心厭惡！難道這應該是一個帝國嗎？一個‘柏林’作為帝國首都！這是一個自上而下的純粹的諷刺，現(xiàn)在，這種諷刺得到自下而上的回應�！�

尼采讓巴塞爾教育當局為自己開具休假證明，目的是，作為病人護理員為戰(zhàn)爭服務(wù)，這時，這條消息在特里布申引起極大的不安，盡管瓦格納夫婦表現(xiàn)出對戰(zhàn)爭的興奮。科西瑪在8月9日寫信給尼采說：“我完全不能很好地理解您的決心，盡管我尊重并且理解您下此決心的動機。”她強調(diào)：“和平的作品不能這樣休耕閑置，倘若戰(zhàn)爭不是一場令人絕望的戰(zhàn)爭；您是一位學者，您必須堅持當學者�！� 尼采因為在戰(zhàn)場上服役而不在特里布申，所以，他錯過了理查德 · 瓦格納和科西瑪 · 瓦格納的結(jié)婚典禮以及齊格弗里德的洗禮�？莆鳜斨荒茉谛胖懈嬖V尼采這兩件事。尼采完成短期的戰(zhàn)爭服役后回來，他的健康狀況堪憂，但是，1870年，與前一年一樣，他在特里布申度過圣誕節(jié)，并且經(jīng)歷了《齊格弗里德—田園風光》的首場演出。他自己對圣誕節(jié)的貢獻，即他送給科西瑪?shù)纳�日禮物，是《悲劇思想的誕生》（Die Geburt des tragischen Gedanken），科西瑪和瓦格納饒有興致地讀了這部著作。在給母親和妹妹的信中，尼采很高興地講述了剛剛過去的這個圣誕節(jié)和生日聚會。然而，在他看來，“特里布申的田園風光”籠罩在一種昏暗的時代背景下：“戰(zhàn)爭的后續(xù)影響，應該比造成巨大損失的戰(zhàn)爭本身更可怕。”

1872年初，隨著尼采的處女作《悲劇誕生于音樂精神》（Die Geburt der Tragödie aus dem Geiste der Musik）的出版，瓦格納夫婦與尼采的友誼也達到了頂峰。尼采把這本書寄往特里布申，他同時附上了1月2日寫的一封信，這封信成為“對他與瓦格納的精神那種關(guān)系的標志和概括。”1872年1月6日，瓦格納對科西瑪說：“這正是我所盼望的一本書�！� 1月28日，尼采告訴羅德：“我與瓦格納結(jié)成了一個聯(lián)盟。你根本無法想象，我們現(xiàn)在多么親近，而且，我們的計劃多么相互接觸交叉。” 這簡直是歌德與席勒“轉(zhuǎn)世再生”（redivivi）！可是，誰又能預料到，在幾年之后，如此真摯的聯(lián)盟會突然變成敵意和仇恨呢！

在《悲劇的誕生》的開頭，尼采描寫了對瓦格納的樂劇的癡迷。光線從瓦格納又回到古希臘悲劇，與其說古希臘悲劇出現(xiàn)在自己的光明中，毋寧說，它出現(xiàn)作為“未來的藝術(shù)作品”投射到古代的畫面：尼采在1871年春的一份記錄中指出，以“合唱隊作為管弦樂團”—這是尼采從瓦格納的思想中借鑒的、關(guān)于悲劇的原始構(gòu)成的使命，即把合唱隊闡釋為現(xiàn)代的管弦樂團之古代的對應物—還闡釋了舞臺布景，在舞臺與觀眾席之間那個為合唱隊準備的半圓形空間（Orchestra）的前面，從根本上說，這個半圓形空間不是別的，就是瓦格納主張的那種下陷舞臺，它與觀眾空間分離。舞臺布景與合唱隊的半圓形空間構(gòu)成的雙重性，反映了古希臘文化的兩個基本傾向，在尼采看來，它們至關(guān)重要：在合唱隊中，狄奧尼索斯的特征表現(xiàn)為消除界限的、消解個性的、在音樂上恣意放縱的元素；而在舞臺布景中，是由叔本華意義上的“個體化原則”（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決定的、生動形象地進行限定的元素。論文《古希臘的樂劇》（1870年）就已經(jīng)預先準備了古希臘悲劇與現(xiàn)代的樂劇之間的相互映襯，表達了這種信念：“未來的藝術(shù)作品完全不是一種熠熠生輝的、確實迷惑欺騙的海市蜃樓：我們對未來期待的，曾經(jīng)有一次已經(jīng)變成了現(xiàn)實—在一個兩千多年的過去。” 后來，在他的文章《自我批評的嘗試》（Versuch einer Selbstkritik）中，尼采果斷地脫離這種觀點：把古希臘悲劇與樂劇等同起來；他自我批評地說，自己在《悲劇的誕生》中“通過最現(xiàn)代的事物的干涉”—即叔本華與瓦格納的音樂美學—而把“我突然想起來的宏偉壯麗的古希臘的問題”搞砸了。

從某種意義上說，特里布申歲月構(gòu)成了《悲劇的誕生》充滿才智的芬芳。尼采在1872年5月1日寫給蓋爾斯多夫的一封信中說，他“很高興，在我的書中，為我自己，把那個特里布申的世界變成了化石。”《悲劇的誕生》的基本啟發(fā)，不僅要歸功于瓦格納的理論著述，而且還幾乎更多地歸功于他們在特里布申的談話。實際上，那篇學術(shù)論文就是變成了文章的、“被變成了化石的”與瓦格納的對話。在1886年撰寫的《自我批評的嘗試》中，尼采還把《悲劇的誕生》描述為，與“偉大的藝術(shù)家”理查德 · 瓦格納—這篇文章真正的閱讀者—進行的一種“雙人對話”。

1872年1月，《悲劇的誕生》在瓦格納家里引起興奮熱情的風暴，但這熱情持續(xù)了甚至半年不到，極大的冷靜時期就隨之而至。五月底（瓦格納最近以來已經(jīng)遷居到拜羅伊特）出版了烏爾里希 · 馮 · 維拉莫維茨-莫伊倫多夫（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的一個論戰(zhàn)誹謗性的小冊子，標題是《未來的語文學!》（Zukunftsphilologie!）。這個小冊子從標題出發(fā)，就取笑尼采對“未來的音樂”的社會責任感，并且嚴厲譴責《悲劇的誕生》是對語文學的背叛。烏爾里希 · 馮 · 維拉莫維茨-莫伊倫多夫是尼采的中學同學，據(jù)說，他成了20世紀最重要的古典語文學者之一。維拉莫維茨的論戰(zhàn)小冊子，在理查德 · 瓦格納和科西瑪 · 瓦格納的內(nèi)心引起極大震驚。6月23日，瓦格納在《北德匯報》（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上發(fā)表了一封致尼采的公開信，在這封信中，瓦格納充分發(fā)揮了他自己與古希臘充滿熱情的聯(lián)系，自從他在德累斯頓上中學以來，他就明確強調(diào)“對我的繆斯女神的藝術(shù)觀的一種理想�！� 他抨擊無創(chuàng)造性的、不結(jié)果實的大學語文學訓練，這種說法尤其受到尼采的幾篇學術(shù)報告《論我們的教育機構(gòu)的未來》（Über die Zukunft unserer Bildungsanstalten）的啟發(fā)，瓦格納夫婦在三月份以極大興趣閱讀過這些報告。在這封公開信中，維拉莫維茨被瓦格納刻畫并且諷刺地嘲諷成一個典型德國的、陰險的、貝克邁瑟爾式的迂夫子。

艾爾文 · 羅德寫了一篇論戰(zhàn)性質(zhì)的語文學文章《誹謗性的語文學》（Afterphilologie），用以反擊維拉莫維茨。然而，瓦格納的公開信和羅德的論戰(zhàn)文章，都對尼采沒有太大的幫助。在下一個學期，令瓦格納和科西瑪感到震驚和氣憤的是，在尼采的課上，幾乎所有學生都不來聽課。七年之后，當尼采由于健康狀況而永遠地離開大學時，維拉莫維茨以市儈庸人的沾沾自喜評價說，尼采現(xiàn)在終于聽從了他1872年的呼吁：他應該從教授職位上走下來，在這個教授職位上，他再也沒有什么好尋覓的（正如維拉莫維茨后來在他的回憶錄中承認的那樣）。語文學界對尼采的誹謗，使尼采與瓦格納個人更接近了。瓦格納如此強烈地認同《悲劇的誕生》，以至于他有一次—足夠有遠見卓識地—向尼采預言，會出現(xiàn)這樣一個時代，“在這個時代中，您的著作會來捍衛(wèi)您的。我再一次閱讀了這本書，我向上帝對您發(fā)誓，我認為，您是知道我的意愿的絕無僅有的一個人！”

特里布申的田園風光還一直沒有被《悲劇的誕生》招致誹謗這種令人沮喪的后果損害。因為，在1872年4月的最后一個星期，瓦格納全家清理別墅，把他們的居住地轉(zhuǎn)移到拜羅伊特。尼采最后一次到特里布申拜訪他們。尼采在5月1日致信蓋爾斯多夫說：

上一個星期六，是對特里布申難過而深深感動的告別。特里布申現(xiàn)在停止了：我們仿佛在隨處可見的廢墟下面一樣，四處亂轉(zhuǎn)，感動無處不在，彌漫在空氣中，在云彩里，那條狗什么都不吃，當我們與侍者家人說話時，他們一直在抽泣哽咽。我們把草稿、信札和書籍捆起來，哎，真是如此絕望，前景黯淡！我在特里布申附近度過的這三年里，我23次到那里做客，對我而言，這三年意味著什么！倘若沒有這三年，那我現(xiàn)在會是什么樣子！

1900年11月14日，尼采去世后，科西瑪 · 瓦格納致信指揮家阿爾圖爾 · 賽德爾（Arthur Seidl），她在信中回憶到：“他在特里布申得到的印象，對他的身體狀況影響非常大。我馬上就有一種為他擔心的感覺⋯⋯當我們1872年離開特里布申時，他如此激動，以至于他對我說：您將會看到，我的結(jié)局會很糟糕�！�

盡管在后來的幾年里，在尼采與瓦格納之間中斷關(guān)系時，他們之間存在種種疏遠和敵意，尼采一直到最后，都把特里布申的歲月贊美成他的人生最幸�？鞓返臅r光。1888年4月10日，他為丹麥的文化史學家和文學史家格奧爾格 · 勃蘭兌斯起草了履歷，他在其中注明：

從我在巴塞爾生活的開始起，就陷入了與理查德 · 瓦格納和科西瑪 · 瓦格納之間一種難以描述的親近的親密中，當時，他們生活在盧塞恩附近，他們的鄉(xiāng)間別墅特里布申，好像生活在一個島上，仿佛脫離了與以往的任何聯(lián)系。在幾年里，我們一起經(jīng)歷了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當時我們有一種沒有界限的信任。

在尼采麻痹性癱瘓之前，他在《瞧這個人》（Ecce homo）中寫到：

在此，在我談?wù)撐业娜松�的療養(yǎng)時，我有必要使用一句話，以表達我的感激之情，感激在這句話中永遠是最深刻也是最真摯地使我得到治愈的內(nèi)涵。毫無疑問，這就是我與理查德 · 瓦格納的親密的交往。讓我的人際關(guān)系的剩余部分變得貧乏，我無論付出什么代價都不愿意讓特里布申的時光脫離我的人生，那是信任、開朗、崇高的偶然事件的歲月，是深刻的瞬間，⋯⋯我不知道，別人與瓦格納都經(jīng)歷了什么：在我們的天空上，從來沒有一絲云彩飄浮掠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