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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瓦格納遷居到拜羅伊特之后，尼采越來越成為瓦格納家的稀客。由于空間的距離，這倒可以理解，但是，在經(jīng)歷了節(jié)慶演出劇院的奠基儀式這個高潮之后，在瓦格納為捍衛(wèi)尼采的《悲劇的誕生》而與烏爾里希 · 馮 · 維拉莫維茨-莫伊倫多夫展開公開論戰(zhàn)之后，發(fā)生了尼采與瓦格納之間越來越大的個人疏離。瓦格納當然還一如既往地按照原來熟悉的方式，與他這位年輕的朋友尼采交往。在1873年天主教的萬靈節(jié)這一天，瓦格納給尼采寄去了他的《著作與文學作品全集》一共九卷，還附上了一首充滿幽默的得意心情的小詩，而尼采偏偏是沒有什么幽默感的人，所以，瓦格納的得意心情在尼采這里幾乎沒有找到合適的對象。第九卷還包含瓦格納寫的公開信，針對烏爾里希 · 馮 · 維拉莫維茨-莫伊倫多夫的誹謗性小冊子。

我急迫收集起來的內(nèi)容，

都塞進九卷中，

里面講的和結(jié)結(jié)巴巴說到的內(nèi)容，

什么事在進行，停止或者悠蕩搖晃，

寶劍、木棒和木槌，

簡言之，在弗里徹出版社

成為吶喊、噪音或者尖銳刺耳的聲音的，

我統(tǒng)統(tǒng)送給我的尼采，

但愿這給他帶點兒好處來！

在瓦格納的家里，瓦格納夫婦開始為尼采擔心，不僅擔心他作為語文學家的聲譽，而且還由于他每況愈下的身體狀況，由于他的性格變得憂郁（正如科西瑪表達的那樣，“他愁眉苦臉”）。1874年4月4日，瓦格納開玩笑地對科西瑪說：“他得結(jié)婚，或者寫一部歌劇�！痹�4月6日寫的一封熱情而吵吵嚷嚷的信中，他又重復(fù)了一遍這個建議，盡管這建議聽起來很幽默，但是在它的背后，暗藏著瓦格納對此的疑慮：尼采顯然缺乏性愛的接觸。瓦格納在4月6日這封信中，還同時開玩笑地批評尼采，說他與拜羅伊特越來越疏遠了。

瓦格納真誠地關(guān)心尼采的職業(yè)和個人狀況，盡管所有這一切，在瓦格納的家里，對尼采的不滿情緒與日俱增，這些不滿的情緒主要是由此引起的：尼采寫信的時間間隔很長，而且，他越來越節(jié)制與瓦格納夫婦的個人交往。很明顯，尼采越來越封閉自己，以此對抗瓦格納的個性強勢，尼采試圖逃避愛的擁抱，這種愛的擁抱有剝奪他的自由和創(chuàng)作的獨立性的威脅。1872年，尼采沒有參與瓦格納一家在拜羅伊特度過的第一個圣誕節(jié)，在瑙姆堡，他與母親和妹妹一起歡度圣誕節(jié)。這時出現(xiàn)了他與瓦格納嚴重的不愉快，1873年3月2日，尼采在致信蓋爾斯多夫時寫到：

此外，上帝知道，我多么經(jīng)常地給這位大師以推動：我每次都一再感到奇怪，而且我根本就搞不清楚，原因到底在哪里。⋯⋯我根本無法想象，人們?nèi)绾文軌虮任腋�多地，在所有主要事情上，都對瓦格納懷有一片赤誠，而且能夠比我更深地被他折服。⋯⋯但是，⋯⋯通過一種確定的、對我來說必要的、幾乎應(yīng)該稱為“保健性質(zhì)的”放棄，通過放棄越來越頻繁的、親自參與的共同生活，我必須為我自己選擇一種自由，真的僅僅為了，能夠在一種更高的意義上維系那種忠誠。

似乎是尼采的這種敬而遠之，使得科西瑪 · 瓦格納擔心，尼采會“背叛”他們，早在1871年5月11日到8月3日的日記中，她就已經(jīng)流露出這種擔心了。

盡管或多或少隱晦的意見分歧，尼采仍然對瓦格納和拜羅伊特的項目保持無限的忠誠，正如尼采在《致德國人的敦促倡議書》（1873年）中所表明的那樣，當時拜羅伊特的項目陷入危機。1874年這一年本來會很容易成為瓦格納巨大的不幸之年。拜羅伊特的項目如此陷入資金困難中，以至于尼采都擔心一種全面的失敗�，敔柧S達 · 馮 · 梅森布克（Malwida von Mysenbug）是《一位女理想主義者的回憶錄》（Memoiren einer Idealistin）（1869—1876年）的作者，她是19世紀晚期給人印象最深刻的、思想解放的女性人物之一。尼采是在拜羅伊特節(jié)慶演出劇院的奠基儀式上結(jié)識她的，作為與瓦格納夫婦過從甚密的朋友，她也受邀參加了此次活動。

1874年2月11日，尼采在致信瑪爾維達 · 馮 · 梅森布克時承認：“我們彼此之間有一種共同的苦楚，⋯⋯因為拜羅伊特的苦楚。因為，哎，我們寄予的希望曾經(jīng)太巨大了！”尼采說，他已經(jīng)“認真仔細地考量過了所有的原因，為什么這個項目會停滯，是的，為什么它或許會失敗 ”。尼采這個時候就已經(jīng)在醞釀，準備寫一篇隨筆，題目是《理查德 · 瓦格納在拜羅伊特》。倘若尼采這時動筆寫，那么，這篇隨筆肯定會是對拜羅伊特項目的一份完全批評性的分析，它會完全處于對瓦格納失敗的征兆中。當然，尼采首先為自己保留他的懷疑想法，他沒有對外說，而且，當這個項目不久因為國王的貸款而得救時，尼采把這些想法完全壓了下去。

尼采在1874年和1875年寫的日記，已經(jīng)包含了他后來寫的反對瓦格納的論戰(zhàn)文章中幾乎所有的論點，只不過這時還沒有那些尖銳刺耳的聲音罷了。在尼采的日記中，瓦格納已經(jīng)被刻畫成音樂上的雄辯術(shù)教師，而且，他一再被刻畫成“被調(diào)動職位的演員”。在這里，尼采就已經(jīng)指出了瓦格納的所有性格弱點，他后來公開揭露的性格弱點，只不過在這個時候，這些性格弱點還處于和解的光線下：瓦格納缺乏“滿足”和謙虛，他不讓“任何有個性特征的人物”在他的身邊發(fā)揮作用。例如，勃拉姆斯，他嫉妒心強，他“偏愛浮夸和奢侈”，他對“極端龐大事物具有暴君意識”，鑒于這一點，尼采認為，以下這種情況真是“一種萬幸”：“瓦格納沒有處于更高的社會地位，沒有作為貴族出生，沒有癡迷政治領(lǐng)域�！� 尼采還認為，瓦格納“沒有限度和節(jié)制 ，”而他作為藝術(shù)家的紀律性與這個特點形成鮮明對比[“就仿佛在希臘人那里一樣，作為藝術(shù)家，他是‘有節(jié)制的’（σωφρων），作為人，他不是�！�。他總是“常有理”，這種心態(tài)在藝術(shù)史上“把發(fā)展歸功于自己本身的必要性”，但是把“別人的發(fā)展視為歧途、邪路和迷途”。他擁有拍馬屁的追隨者，在別人眼里已經(jīng)成了很大問題，還有他對猶太人的敵視，在這個問題上，尼采堅決地與瓦格納保持距離。在這種對猶太人的敵視上內(nèi)在聯(lián)系，尼采表達了他的懷疑：瓦格納喜歡把自己身上感覺不舒服的性格特點，投射到別人身上和其他現(xiàn)象中，為了在其中背離他自己：“瓦格納把他的全部弱點強加到時代和對手身上，以此消除他的全部弱點�！卑凑漳岵傻挠^點，這對現(xiàn)代人而言是典型的，現(xiàn)代人相信自己是“不可或缺的”，以此取代對上帝的信仰。但是，“只相信自己的人，對自己都不再完全真誠了。”

在尼采為瓦格納總結(jié)的心理特征中，屬于最有預(yù)見性的、最敏銳的特征有：尼采指出了，瓦格納無所不曉地“讀懂其他個體”，這“幾乎不允許一種相當人性的交往”。他還補充道：“唯獨愛接近他，但是，這種愛是盲目的，而他去看。所以，他習慣于被愛，并且在愛中進行統(tǒng)治�！� 在尼采看來，把愛的供給和統(tǒng)治姿態(tài)結(jié)合起來，這就是瓦格納的個性特征中的不可抵御的作用的秘密公式。然而，在尼采1874年的日記中，瓦格納卻作為一個失敗的統(tǒng)治者出現(xiàn)。尼采不僅僅從拜羅伊特項目的“失敗”出發(fā)，而試圖探究這種失敗的“原因”，在他看來，作為在最高的水平上失敗的人，作為革命者，瓦格納是失敗的，在與國王的友誼中，他也是失敗的。這種與國王的友誼，并沒有在藝術(shù)上和物質(zhì)上給他帶來他所期望的，反而把他拉入那位耽于幻想的國王可疑的名聲中。

他參加革命，同樣也是不幸的：他失去了有財產(chǎn)的保護人，引起了恐懼，而又不得不以社會主義各個政黨的變節(jié)者出現(xiàn)；一切都對他的藝術(shù)毫無益處，而且很沒有必要性，此外還成了不明智的標志，因為他根本就沒有看透1849年的局勢；第三，他侮辱猶太人，而猶太人擁有最多的金錢，并且掌控新聞媒體。當他這樣做時，他還沒有相關(guān)的職業(yè)—后來則是復(fù)仇。

尼采1874年的日記記錄了他所擔心的預(yù)感，即瓦格納會在拜羅伊特遭受失敗。由于路德維希二世提供了貸款，這些擔心事實上證明是沒有根據(jù)的，這時，尼采對失敗的分析也就被抽掉了根基。所以，在1876年的紀念文章《理查德 · 瓦格納在拜羅伊特》中，尼采批評的語氣最終完全消失了。

在拜羅伊特，瓦格納夫婦根本就沒有料到任何關(guān)于尼采內(nèi)心發(fā)生的批評性的轉(zhuǎn)變。當《尼伯龍根的指環(huán)》的排練于1875年夏天在拜羅伊特舉行時，他們也似乎忘記了尼采對1874年的疑慮。尼采的朋友蓋爾斯多夫、羅德和弗蘭茨 · 歐維爾貝克得以參加排練；而尼采本人則由于他的棘手的健康狀況，不得不遠離他們，無法參加，倘若不是什么更深層的心理的和理智的原因強迫他缺席。尼采真正表達渴慕和悲傷的詩歌還是被寄到了在拜羅伊特的朋友們的手上。例如，8月1日這封寫給羅德的信：“然而，我每天的四分之三以上時間都想象著在那里，就像一個幽靈一樣，總是圍繞著拜羅伊特⋯⋯我在散步時足夠頻繁地在內(nèi)心指揮我能背下來的全部音樂，然后跟著哼唱�！�

1876年7月初，當尼采的著作《不合時宜的觀察》的第四篇《理查德 · 瓦格納在拜羅伊特》出版時，可以理解的是，瓦格納對尼采的“卓越的著述”（科西瑪在日記中這樣記載）作出了熱情洋溢的回應(yīng)，盡管瓦格納由于正在現(xiàn)場，全力以赴地投入到音樂節(jié)直接的籌備工作中，而只發(fā)了份電報：“朋友！您的書太棒了！—不過，您對我的了解到底從何而來呢？” 在瓦格納的“慶典講話”發(fā)表十年之后，尼采在一份作為遺稿出版的日記中，把瓦格納1876年發(fā)表的“慶典講話”描述為一種“宣布脫離關(guān)系和關(guān)系疏遠的行為”，盡管講話表現(xiàn)出奉承的姿態(tài)，他這樣引用了這篇講話：“每一位仔細檢驗的人都知道，就連一種神秘的對立關(guān)系、相互對視的神秘的對立關(guān)系都屬于觀察�！� 在《人性的，太人性的》（Menschliches, Allzumenschliches II）（1886年）的第二部前言中，尼采也引用了瓦格納“凱旋的慶典演說”中那句“背叛的和傷感的話”。這篇慶典講話是“對我的一段過去進行贊美和感激，針對我的航行之最美麗的、也是最危險的海洋平靜⋯⋯而實際上是一種分離，一種告別”。

后來，尼采以相應(yīng)的風格，把1876年的音樂節(jié)表述為他與瓦格納之間關(guān)系的轉(zhuǎn)折點，在這次事件中，尼采仿佛恍然大悟，他明白了，瓦格納早就脫離了他自己，成了一個“瓦格納追隨者”�！爱敃r發(fā)生了什么事呢？人們把瓦格納翻譯成了德語！瓦格納追隨者成了瓦格納的主宰—德國的藝術(shù)！德國的大師！德國的啤酒！” 而在《尼采反瓦格納》（Nietzsche contra Wagner）（1888年）中，他寫道：

早在1876年夏天，在首屆音樂節(jié)會演期間，我就已經(jīng)在我的思想上與瓦格納告別了。我無法忍受任何模棱兩可性；自從瓦格納回到德國以來，他就逐步向著我所蔑視的一切墮落了—甚至于向著反猶太主義墮落了⋯⋯實際上，當時到了必須告別的緊急時刻：我很快就得到了證據(jù)。

很顯然，尼采在這里暗指他在索倫托與瓦格納的最后一次見面以及《帕西法爾》的構(gòu)思：“理查德 · 瓦格納，表面上是戰(zhàn)無不勝的人物，事實上則是一個腐朽了的、絕望的頹廢者，無助而又心碎，突然之間跪倒在基督十字架面前了⋯⋯”

當然，我們應(yīng)該用懷疑的態(tài)度看待尼采后來的描述。首先是，他的糟糕的健康狀況迫使他在音樂節(jié)彩排期間“逃離”拜羅伊特，正如他在給妹妹寫的一系列信中所說明的那樣。由于他8月1日感覺嚴重的偏頭疼，為此他寫到：“我不行了，這一點我認識到了！”“持續(xù)的頭疼⋯⋯和疲憊無力。昨天，我只能在一間昏暗的房間里聽《女武神》；所有用眼睛看的活動都不可能！我渴望離開，我如果留下來，就簡直太荒唐愚蠢了。我害怕任何一個漫長的藝術(shù)夜晚；可是，我卻一直沒有離開。”五天之后，他退隱到巴伐利亞森林中的療養(yǎng)地克靈恩布魯恩。然而，在瓦格納的請求下，伊麗莎白 · 尼采卻成功地勸說哥哥回到拜羅伊特。8月12日，他到達拜羅伊特，觀看了歌劇《尼伯龍根的指環(huán)》的第一循環(huán)的演出。直到8月27日，他才回到巴塞爾，然后讓妹妹向他講述音樂節(jié)的結(jié)尾情況。

如前所述，1876年10月底到11月初，在索倫托，尼采與瓦格納夫婦最后一次見面。巴塞爾大學準予尼采兩個學期的休假，以便他能夠恢復(fù)他那受到損害的健康�，敔柧S達 · 馮 · 邁森布克主動當他的陪伴者和照顧者。她邀請尼采和他的朋友保爾 · 雷，在1876年到1877年期間，到索倫托，在那里，在風景如畫的魯比納齊別墅中，她打算和她的“養(yǎng)子們”成立一個有才智的理想集體。在這里誕生了尼采的《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部分；尼采寫了《大脫離》（Große Loslösung），他在該著1886年的新版前言中指出，“大脫離”是作為“自決的意志，確定自我價值的意志”。不言而喻，他主要是指脫離瓦格納，這個他沒有指名道姓地說出來的人。

瓦格納和尼采鬧翻的對外日期是《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部分寄達拜羅伊特的1878年4月25日。在不到四個月之前，瓦格納給“他的年輕的朋友弗里德里希 · 尼采”寄去了《帕西法爾》文學文本的私人印刷品—這是瓦格納與尼采最后的個人接觸，瓦格納隨這本書附上一個獻詞，在獻詞中，他開玩笑地暗指他的最后一部作品的基督教內(nèi)涵，因此，他給尼采的名字增加了官銜“教區(qū)委員會高級成員”，此外，往往被人們忽視的是，這個官銜是為了“友好地通知歐沃貝克教授”而確定的，也就是說，這個玩笑并非針對尼采，而是給巴塞爾的教會歷史學家和基督教批評家歐沃貝克的。尼采把這個稱謂看得比瓦格納的本意還嚴肅，他太當真了。在尼采的眼里，瓦格納隨著創(chuàng)作《帕西法爾》，而真的成了“牧師”之一，在尼采的哲學著作《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Also sprach Zarathustra）第二部分中，查拉圖斯特拉的布道，就針對這些牧師。

在《瞧這個人》中，尼采談到了《帕西法爾》與《人性的，太人性的》“這兩本書”預(yù)示不祥的“交叉”：“通過偶然中的含義的一種奇跡，同時（指在尼采把《人性的，太人性的》寄給瓦格納的同時）我收到一份漂亮的《帕西法爾》的文本，里面有瓦格納寫給我的獻詞⋯⋯這聽起來難道不像兩把利劍在交叉嗎？” 尼采這當然是在用一種文體風格表達，他挪動改變了事實，而實際上，《帕西法爾》的文學文本，在尼采的寫字臺上，已經(jīng)放了一個季度以上了。

除此之外，尼采后來用文體風格描述，把《帕西法爾》的文學文本說成他與瓦格納翻臉的真正原因。而實際上，尼采在特里布申度過第一個圣誕節(jié)時，就熟悉《帕西法爾》的詳細的散文體草稿。1869年12月25日，科西瑪在日記中記載到，“與尼采教授讀《帕西法爾》”，“新的、可怕的印象”。所以，對尼采來說，《帕西法爾》最后完成的文學文本，不可能是驚喜—尤其不可能是他后來假裝的震驚。尼采早就熟知這部作品的傾向。1877年10月10日—在尼采與瓦格納最后一次見面過了幾乎一年之后—尼采還給科西瑪寫信到：“帕西法爾的美好預(yù)言，可能會在任何我們需要安慰的事情上，給予我們安慰�！�

《人性的，太人性的》以新的啟蒙思想傾向，明確針對瓦格納及其美學的意識形態(tài)—這本書是為紀念伏爾泰而獻給伏爾泰的—因此，我們可以理解，瓦格納對這本書的評價，完完全全是負面的�！度诵缘模�太人性的》在開頭引用笛卡爾的一句話，以此開始，在這個引文中，尼采贊美嚴格按照方法學進行研究的精神，把這種精神視為快樂的源泉。通過這個引文，這本書的基調(diào)也就被確定下來：“科學的精神” 應(yīng)該取代尼采早期著述中形而上的美學的思辨。傳統(tǒng)的形而上學、道德和美學，經(jīng)受一種尖銳的意識形態(tài)批評。一種不掙脫傳統(tǒng)的宗教和形而上學的紐帶的藝術(shù)，會和它們一樣，注定要滅亡。已經(jīng)處于正在醞釀產(chǎn)生階段的、新的、更高的文化，卻打上了歷史的、心理學的和自然科學的思維原則的烙印。

現(xiàn)在，在他的刊于《拜羅伊特報》八月份的文章《觀眾與大眾性》（Publikum und Popularität）中，瓦格納對尼采的這種觀點予以猛烈還擊。1878年6月21日，科西瑪給瓦格納的這篇文章加上了“關(guān)于尼采的玩笑” 這個題目，因為這篇文章在第三部分中包含一種隱藏的、對尼采的論戰(zhàn)—正如尼采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隱去瓦格納的名字一樣。瓦格納諷刺挖苦地嘲諷那些“科學”的代表們，他們按照未被指名的尼采的方式，從事科學，他們輕視小看“我們藝術(shù)家、詩人、音樂家，把我們看成一種腐朽墮落的世界觀方法的晚產(chǎn)兒”，而且想讓純粹自然科學的或者歷史的“認知”，取代“形而上的胡鬧惡作劇”，直到“純粹進行認知的主體坐在講臺上，作為剩余的唯一有生存資格的人。這是世界悲劇的結(jié)尾一種值得尊重的現(xiàn)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