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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記載的這些風姿綽約、才情高拔的文人士大夫，一個個都是人中翹楚，他們是官員，是文士，是書生，是學者，是詩人，而根本上，是真正的知識人，一生在權力、良知與美感之間游走徘徊。他們時而被擁戴，成為主流文化精英，高居時代文化的巔峰和領袖地位，時而被貶謫荒地、放逐江湖，迅速淪為被邊緣化的罪臣。在跌宕的人生命運中，他們驚人的相似之處在于，都是循著共同的心靈根脈走上歷史和人生的前臺，青少年時代用中國傳統(tǒng)的儒家道德理想啟蒙自我，確立自己的教養(yǎng)體系和人生目標。陶淵明的“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杜甫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杜牧的“平生五色線，愿補舜衣裳”，都是無比美好的愿景；可一旦“入世”，復雜的仕宦環(huán)境和真性情立即發(fā)生沖突，政治和人性的艱難險阻與儒家的價值信條隨即發(fā)生抵牾。個人的弱點，歷史環(huán)境的缺陷，現(xiàn)實利益的糾結，個體與集體的矛盾，總是把熱誠的濟世愿望和動人的家國理想一次次化作滿腔悲情。

當這些儒者們執(zhí)著而莊嚴的家國夢破滅，他們的精神世界退向老莊，退向佛禪，退向自然，有的也退向青樓。仕與隱、進與退成為中國知識分子永恒的宿命和持久的主題，由仕隱沖突而產生的悲劇美學成為中國古代知識人性情體系的第二個層面。

這群中國古代的知識人，從廟堂退向江湖，從權力退向審美，從集體退向個人，從公域退向私域，他們終于獲得了快樂的解放，他們最有能力用柔弱的心靈釋放天地間最強大的力量，支撐大道，擔當傷悲，背負苦難，就像到洛陽城外打鐵的嵇康，辭官歸故里的陶潛，在黃州墾荒種地的蘇軾，散淡尋常巷陌的柳永，于潦倒困苦中幡然覺悟的曹雪芹。既然這世界“螳螂捕蟬，黃雀在后”，剪不斷理還亂，翻云覆雨不可測，既然在歷史的滾滾車輪下，個體生命只是可憐的螳臂當車的弱者，那就把炙手可熱的官印交出，把威風凜凜的紗帽摘下，他們抱著古老的木琴走進后院，也走進自己的內心。中國歷史上少了一名小吏，多了一位大師。

幾千年來，中國古代文人學士自然地形成了非仕即隱、非隱即仕的生存方式，致力于“內圣外王”的儒家文化一向被認為是積極入世的，因此，古代隱士文化多被歸于道家文化的影響，儒家“進則仕，退則隱”的行為模式也被歸于儒道釋互補的結果。事實上，儒家思想本身就包含了進退兩個方面，“進則仕，退則隱”在儒家隱逸文化內部是自給自足的，未必外借于道家消極無為的純粹逃逸，這種“身隱心不隱”的仕隱觀，也代表中國不得志之文人的普遍情結。

江湖有酒，廟堂有夢。在儒家的人生態(tài)度里，隱逸在更大意義上是與待時而動的曲折進取聯(lián)系在一起的，所以這不是一種精神上的放松，而是另一種形式的緊張參與。儒家的隱逸既是反抗的方式，也是待時而動的權變，因此在更大的意義上，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在殘酷的政治現(xiàn)實與士人的人格天地之間開辟了一個富有彈性的空間，這樣生命就不會因陷入死角而呈現(xiàn)絕望狀態(tài)，東山再起就成了普遍期待。事實上，孔、孟等先哲，雖然基本上以布衣終老，但他們的一生甚至包括生命的最后時刻，都沒有完全放棄對現(xiàn)實政治的關懷和投入。他們不僅在理論上奠定了儒家隱逸思想的底蘊和基調，而且本身也成為一種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