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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對傳統(tǒng)的基礎支持的競爭時，主流黨派開始將游說的重點轉移到作為小群體的搖擺選民身上。

1996 年美國政黨最想籠絡到的女人無疑是一位毫不起眼的鄉(xiāng)村婦女，她一周的大部分時間都徘徊在校門口。過去，她傾向于共和黨，1996 年克林頓再次參與競選連任的時候，她的那一票顯得至關重要�？肆诸D特地派遣他的一位助選員給她送去傳單。鮑勃 •杜爾在最后總統(tǒng)競選演講中說到“有著真正問題的真正美國人”的時候特地提到了她。

在1996 年年末，她登上了《時代》雜志的封面。她就是“足球媽媽”32。

“足球媽媽”是由政治民意調查發(fā)明的一個詞匯，在美國選舉中被視為強有力的利益團體。在總統(tǒng)大選結束前，都會有大量的媒體記者和民意調查分析員陪同她們一起接送小孩，參加活動、運動。

開展此項活動的是一個叫馬克 •佩恩的民主黨派戰(zhàn)略家。1995 年年初，馬克 •佩恩研究了100 萬個美國選民的情況。他把不同的選民群體進行分類定位，并做出相應的總結備注。這種做法自20 世紀80 年代以來一直存在，但是這次他們更近距離地接觸選民并觀察他們——美國民主黨的里根，英國巴塞爾頓的選舉團隊——很大程度上根據選民的收入及社會階層來對他們進行分類。

然而，馬克 •佩恩在看到這些數據后大吃一驚：從政黨人口的統(tǒng)計觀點和研究要素，比如社會階層、種族和年齡來看，現任總統(tǒng)比爾•克林頓與和共和黨候選人鮑勃 •杜爾之間的支持率沒有明顯差別。因此， 還有一點分析要素可以將選民區(qū)分開來：有無生育的經驗。無子女選民更傾向于克林頓，而有孩子的已婚夫婦則更傾向于鮑勃 •杜爾。佩恩發(fā)現，無子女的未婚選民與有孩子的已婚夫婦兩個群體之間的心態(tài)極為不同。他開始著重研究已婚夫婦特別是有孩子的已婚夫婦。

雖然佩恩正在拉攏足球媽媽，但英國的政治戰(zhàn)略家都在固執(zhí)地追求她的“表姐”——伍斯特女人33。保守黨中央辦公廳那幫書呆子正處于盲目的恐慌中，他們夢想追求到伍斯特女人，擔心可能會把她輸給煥然一新的工黨。布萊爾也一只眼睛盯著伍斯特女人，但另一只眼睛開始與她的丈夫，蒙迪歐34 男人眉來眼去。

布萊爾特別欣賞蒙迪歐男人。他說，一個早晨，當他發(fā)現一名男子在他家門口精心打理他的福特蒙迪歐時，他覺得蒙迪歐男人也是很重要的。這時，布萊爾感到，那種人到中年、中等收入、中層管理的勞動者需要擺脫保守黨，需要有關公共服務和社會治安的適當政策支持。

足球媽媽、伍斯特女人和蒙迪歐男人都出現在了政治舞臺上，幾乎同時，市場營銷人口統(tǒng)計學家正在使用人口和心理數據劃定投票人口， 類似的事情正在政治制度中上演。

在面對傳統(tǒng)的基礎支持的競爭時，主流黨派開始將游說的重點轉移到作為小群體的搖擺選民身上——這被稱為新政治分歧。主流黨派寄希望于他們的支持者，從而可能在選舉之時為難分勝負的州或者自己的選區(qū)起到決定性的作用。政治學家一直認為渴望參選的政黨們會將選舉人群的偏好建立標準，并選取位于中間位置的中位投票者。

然而，在20 世紀90 年代，中間市場開始被侵占，中間選民開始有了不同的投票風格。位于佛羅倫薩的歐盟大學研究院教授彼得•梅爾已經投身于政黨研究近30 年，作為最杰出的學者中的一員，他這樣解釋道： 過去在選舉中取勝就好比在山頂旁沖刺，小型政黨在半途一遇到中間選民就會放棄；而在近數十年中，大的山脈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許多小丘，只要是想參選的政客都需要消耗時間東奔西跑。中間選民是不可能在某一特定時刻被定位的。梅爾還告訴我：“普通選民將不再存在。”

如果中間選民從政治版圖中消失，我們反而更難認識新的到來者。每一個人都知道“足球媽媽”，“足球媽媽”被定位為白人、女性、中產階級的鄉(xiāng)村人群，但除此之外，其他都顯得模糊不清。如果把“足球媽媽”定義成已婚、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女性，那“足球媽媽”就占到美國總投票人群的4%~5%。而那些邊緣人物——拉丁裔足球媽媽、非洲裔足球媽媽、同性戀足球媽媽——民意調查工作者似乎對她們全然沒有興趣。

“這是一個很寬泛的概念，” 一位在佛羅里達大學政治科學教授瑪格麗特 •康威告訴《佛羅里達時代聯合報》，“人們覺得相同的年齡階段并且有小孩的人群的價值觀念是差不多的。這個想法其實過于簡化人們的價值觀和關注點了�！痹谒�看來，這僅僅能說明一些母親擁有工作，生活在郊區(qū)，并且有愛踢足球的兒子，但并不能說明她們本人是相似的， 并且可以用相同的方式勸說她們投票給某個政黨。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很少曾被叫作“足球媽媽”的人宣稱自己是“足球媽媽”。她們不能被如此簡單地定義，而且她們也不應該聽到這種不尊重人的暗示。

這和政治家們根據選民的種族、性別、宗教和性取向將選民分區(qū)是一樣的。政治家們十分熱衷于把這些選民整齊分類，這讓他們自己容易墨守成規(guī)。但是這不是唯一的問題。即使“足球媽媽”可以因為她們的價值觀和態(tài)度而被定型，但這種標簽并不能幫助預言她們的投票態(tài)度。我們缺少證據證明“足球媽媽”對1996 年的選舉是否產生了巨大的作用。

俄亥俄州立大學的政治學家赫伯 •韋斯伯格 •和艾普麗 •凱利從選民調查數據中調出與“足球媽媽”相關的數據，結果發(fā)現如果克林頓比杜爾贏得更多的“足球媽媽”的選票，對結果也沒有太大的影響。因為克林頓已經贏得許多已婚婦女的選票了�！耙虼�，”赫伯 •韋斯伯格和艾普麗 •凱利總結說，“足球媽媽并沒有產生如我們認為的那么大的影響�！�

1996 年大選之后的幾年，“足球媽媽”繼續(xù)被國家媒體拿出來炒作。1998 年10 月，她在她兒子參與的一場橄欖球比賽之后痛揍了一個裁判， 這顛覆了人們對“足球媽媽”的刻板印象。在“足球媽媽”被“安全媽媽” 代替后不久，這群擔心“基地組織”、操心孩子們的足球運動的保守母親， 被喬治 •沃克 •布什于2004 年第二個任期內競爭總統(tǒng)的競選班子寄予厚望，他們希望可以贏得“安全媽媽”們的選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