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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口味很容易隨著時間而改變……也許因為我們拒絕被這樣定義，所以很多人已經開始學著在同一時間里選擇更多的東西。

耐心等候在一旁，將顧客根據他們的需求切成一片片的巨頭們已經越來越少。這并不奇怪。將各個年代的人們根據他們的成長環(huán)境區(qū)分開來，并將他們放在顯微鏡下面，也難以得知如何將他們真正分類。

在20 世紀90 年代初期，人口統計學家挪用了X 世代的想法，給出生于20 世紀60 年代中期到70 年代后期的我們貼上“不喜歡工作的懶蟲” 標簽。雖然也有年輕人懶于工作，但這主要是因為那個年代好工作特別難找。90 年代末經濟復蘇，我們證明了自己是善于工作、敢于創(chuàng)業(yè)的一批人，從而徹底擺脫了“懶惰的X 世代”的標簽。

并不是只有人口學家和政治策略家對新的市場持保留意見，經濟學人集團（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在2004 年采訪了200 位企業(yè)高管，其中59% 的高管說他們在前兩年給市場細分實驗室支付一大筆錢，但只有14% 的人認為市場細分是適用于所有行業(yè)的。

也許，問卷調查學家裝備了高科技武器，能從信用卡公司和零售商手中拿到關于我們購物習慣的數據，再補充進原有的資料庫中，接著讓民意調查專家把我們分成更加精細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這確實能夠幫助他們知道我們下一步要做什么。巨頭們開始根據我們的收入、生活地區(qū)、年紀、性別和伴侶將我們仔細剖析。當我們變化太多的時候，他們會將這些問題補充進調查問卷中，以進一步得到更精確的數據。如果這些數據還是不可靠，他們就會根據我們的消費模式來跟蹤研究我們。在實踐中，這意味著總有人盯著我們的購物袋，甚至是我們的冰箱—— 像是對待狂野的動物，用我們喜歡吃的食物，抓住我們。

這種事情并不難做到。不久后的今天，大數據挖掘型的信用卡公司購買我們的購物信息。美國克拉瑞塔斯公司（Claritas）整理了像我們的居住地、我們的年齡等傳統人口統計數據創(chuàng)建了一個名為PRIZM 的系統， 來將我們分成不同的集群。

2009 年，這個系統將美國人分成67 類，如“有權勢的人”、“聰明的有錢人”、“年輕的鄉(xiāng)巴佬”、“城市里的成功者”等。

像PRIZM 這些系統的美，就美在他們熟悉我們的每條街道、每個家庭，然后用傳統的方式將顧客分類，讓顧客看起來十分清晰。PRIXM 相當于英國的美盛公司（Mosaic），這家公司向數據巨頭益百利（Experian） 購買數據，根據不同的購買習慣把英國人分成不同的集群。美盛每兩年更新一次系統。2009 年9 月，它從210 億位數據、440 種不同的變量里將我們分成155 種人、67 個家庭類型以及15 個社會種類，其中包括“伸手黨”（claimant cultures）、“郊區(qū)心態(tài)”（suburban mindsets）以及“工業(yè)化資產”(industrial heritage) 等。

在眾多的政治政策中，有一種知名的名為“微目標定位”的方法。微目標定位是由喬治•沃克 •布什的首席戰(zhàn)略家馬修 •都德率先于2000 年的總統競選中提出的。都德和他的同事覺得共和黨需要在2004 年確保更多的選票，于是，在卡爾 •洛夫的監(jiān)督下，布什的競選團隊領袖開始向大數據挖掘公司尋求幫助，得到集群分析數據。就像集群分析師一樣，他們從人口統計的慣例因素統計出來的數據開始，研究了數據挖掘公司有關顧客消費模式的數據。

他們抽取了一些樣本，并且使用了所有他們處理出來的數據預測人們面對相同問題的不同反應。這樣做之后，他們就可以將美國人分成34 種不同的種類，比如“下層階級的獨立工會”（downscale union independents）、“ 稅收與恐怖主義溫和派”（tax and terrorism moderates）以及“老派郊區(qū)記者”（older suburban newshounds）等， 以預測他們對哪些問題感興趣以及可能怎么投票。在確定親共和黨的選民之后，他們開始為其他人群量身定做他們喜歡的話題。如果民意調查表明30 歲左右有孩子，訂閱了《紐約客》，而且不怎么參與投票的拉丁裔美國人參與投票了，并傾向投給布什，競選團隊就會記下他們，并在選舉的前一天提醒他們去投票。

微定位的日漸普及，意味著當我們選民在選擇投票給哪位政客的時候，這些政客也悄悄地在選擇我們。從2005 年開始，英國三大政黨工黨、保守黨以及自由民主黨已經開始使用美盛的策略著手做微定位的測驗。對這些專業(yè)者來說，這些測試已經達到自然科學實驗對精度的要求。亞歷克斯 •蓋奇，2004 年布什競選團隊中的一員，將這個測試過程比喻成“DNA 識別”，要求精細。

微定位甚至也改變了政客將目標選民放在首位的原因。比爾 •克林頓曾將重要目標放在被模糊定義、搖擺不定的像“足球媽媽”這樣的中間選民身上；都德的團隊更有野心，他們根據人們的飲食習慣、購物習慣找出可能投給共和黨的選民。

這些精細的數據還有其他用途。它讓政治地理學變得沒那么重要。民意調查習慣選擇自己的努力會有所回報的地區(qū)；現在他們用更加精細的工具甚至能定位出在民主黨區(qū)域中的親共和黨選民。通過調查人們喜歡的數據，如他們的抵押貸款金額、他們的興趣以及他們度假喜歡去的地方，他們甚至比傳統的選民定位走得更遠——通過他們的鄰居或者祖先——將選民定位到個人。

馬修 •都德在2004 年公布的數據說，胡椒博士（Dr pepper）是共和黨人喜歡的飲料，而百事則是民主黨人的飲料，金酒和伏特加是民主黨人的最愛，共和黨人喜歡波旁威士忌。同樣的，他告訴《紐約時代》：“有機食物或者更健康的食品則是民主黨人吃得比較多�！眴栴}是，大多數的人已經開始食用各種不同的食物了。想想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蒙迪歐男人的變化。當托尼 •布萊爾于20 世紀90 年代中期定義了蒙迪歐男人—— 一種根據他們購買的車子類型定義的新選民類型，幾乎就在同時，福特蒙迪歐的銷售量大跌——根據國際經濟顧問公司環(huán)球透視（IHS Global Insight）數據顯示，是從1994 年的127444 輛降到2008 年的44150 輛。

我們的口味很容易隨著時間而改變，這些分析師很難定義我們到底是怎么樣的。也許因為我們拒絕被這樣定義，所以很多人已經開始學著在同一時間里選擇更多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