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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的內(nèi)涵

我曾經(jīng)把文化分為兩類：狹義的文化和廣義的文化。狹義指的是哲學(xué)、宗教、文學(xué)、藝術(shù)、政治、經(jīng)濟、倫理、道德等等。廣義指的是包括精神文明和物質(zhì)文明所創(chuàng)造的一切東西，連汽車、飛機等等當然都包括在內(nèi)。

周一良先生曾把文化分為三個層次：狹義的、廣義的、深義的。前二者用不著再細加討論，對于第三者，深義的文化，周先生有自己的看法。他說：

在狹義文化的某幾個不同領(lǐng)域，或者在狹義和廣義文化的某些互不相干的領(lǐng)域中，進一步綜合、概括、集中、提煉、抽象、升華，得出一種較普遍地存在于這許多領(lǐng)域中的共同東西。這種東西可以稱為深義的文化，亦即一個民族文化中最為本質(zhì)或最具有特征的東西（周一良：《中日文化關(guān)系史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頁）。

他舉日本文化為例，他認為日本深義的文化的特質(zhì)是“苦澀”、“閑寂”。具體表現(xiàn)是簡單、質(zhì)樸、纖細、含蓄、古雅、隱而不發(fā)、不事雕飾等。周先生的論述和觀察，是很有啟發(fā)性的。我覺得，他列舉的這一些現(xiàn)象基本上都屬于民族心理狀態(tài)或者心理素質(zhì)，以及生活情趣的范疇。

把這個觀察應(yīng)用到中華民族文化上，會得到什么結(jié)果呢？我不想從民族心態(tài)上來探索，我想換一個角度，同樣也能顯示出中華文化的深層結(jié)構(gòu)或者內(nèi)涵。

在這個問題上，寅恪先生實際上已先我著鞭。在《王觀堂先生挽詞·序》中，寅恪先生寫道：

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于《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所謂Idea者。

我覺得，這是非常精辟的見解。在下面談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中國哲學(xué)同外國哲學(xué)不同之處極多，其中最主要的差別之一就是，中國哲學(xué)喜歡談?wù)撝�行問題。我想按照知和行兩個范疇，把中國文化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認識、理解、欣賞等等，這屬于知的范疇；一部分是綱紀倫常、社會道德等等，這屬于行的范疇。這兩部分合起來，形成了中國文化。在這兩部分的后面存在著一個最為本質(zhì)，最具有特征的、深義的中華文化。

寅恪先生論中國思想史時指出：

南北朝時，即有儒釋道三教之目。（中略）故自晉至今，言中國之思想，可以儒釋道三教代表之。此雖通俗之談，然稽之舊史之事實，驗以今世之人情，則三教之說，要為不易之論。（中略）故兩千年來華夏民族所受儒家學(xué)說之影響，最深最巨者，實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關(guān)于學(xué)說思想之方面，或轉(zhuǎn)有不如佛道二教者《金明館叢稿二編·馮友蘭中國哲學(xué)史下冊審查報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251頁。

事實正是這個樣子。對中國思想史仔細分析，衡之以我上面所說的中國文化二分說，則不難發(fā)現(xiàn)，在行的方面產(chǎn)生影響的主要是儒家，而在知的方面起決定作用的則是佛道二家。潛存于這二者背后那一個最具中國特色的深義文化，是“三綱六紀”等倫理道德方面的東西。

專就佛教而言，它的學(xué)說與實踐也有知行兩個方面。原始佛教最根本的教義，如無常、無我、苦，以及十二因緣等等，都屬于知的方面。八正道、四圣諦等，則介于知行之間，其中既有知的因素，也有行的成分。與知密切聯(lián)系的行，比如修行、膜拜，以及涅槃、跳出輪回，則完全沒有倫理的色彩。傳到中國以后，它那種無父無君的主張，與中國的“三綱六紀”等等，完全是對立的東西。在與中國文化的劇烈沖擊中，佛教如果不能適應(yīng)現(xiàn)實情況，必然不能在中國立定腳跟，于是佛教只能做出某一些偽裝，以求得生存。早期佛典中有些地方特別強調(diào)“孝”字，就是歪曲原文含義以適應(yīng)中國具有濃厚綱紀色彩文化的要求。由此也可見中國深義文化力量之大、之不可抗御了。

這一點，中國不少學(xué)者是感覺到了的。我只舉幾個例子。這些例子全出于《論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國文化書院講演錄第一集。

梁漱溟先生說：

中國人把文化的重點放在人倫關(guān)系上，解決人與人之間怎樣相處。 《金明館叢稿二編·馮友蘭中國哲學(xué)史下冊審查報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37頁。

馮友蘭先生說：

基督教文化重的是天，講的是“天學(xué)”；佛教講的大部分是人死后的事，如地獄、輪回等，這是“鬼學(xué)”，講的是鬼；中國的文化講的是“人學(xué)”，注重的是人�！督鹈黟^叢稿二編·馮友蘭中國哲學(xué)史下冊審查報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40頁。

龐樸先生說：

假如說希臘人注意人與物的關(guān)系，中東地區(qū)則注意人與神的關(guān)系，而中國是注意人與人的關(guān)系，我們的文化的特點是更多地考慮社會問題，非常重視現(xiàn)實的人生�！督鹈黟^叢稿二編·馮友蘭中國哲學(xué)史下冊審查報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75頁。

這些意見都是非常正確的。事實上，孔子就是這種意見的代表者�！白硬徽Z怪、力、亂、神”，就是證明。他自己還說過：“未知生，焉知死。”

國外一些眼光敏銳的思想家也早已看到了這一點，比如德國最偉大的詩人歌德，就是其中之一。1827年1月29日同愛克曼談“中國的傳奇”時，他說：

中國人在思想、行為和情感方面幾乎和我們一樣，使我們很快就感到他們是我們的同類人，只是在他們那里一切都比我們這里更明朗，更純潔，也更合乎道德。（中略）還有許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禮儀。正是這種在一切方面保持嚴格的節(jié)制，使得中國維持到幾千年之久，而且還會長存下去。朱光潛譯：《歌德談話錄》，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78年版，第112頁。

連在審美心理方面，中國人、中國思想、中國文化都有其特點。日本學(xué)者巖山三郎說：

西方人看重美，中國人看重品。西方人喜歡玫瑰，因為它看起來美，中國人喜歡蘭竹，并不是因為它們看起來美，而是因為它們有品。它們是人格的象征，是某種精神的表現(xiàn)。這種看重品的美學(xué)思想，是中國精神價值的表現(xiàn)，這樣的精神價值是高貴的。

我在上面的論述，只是想說明一點：中國文化同世界其他國家的文化，既然同為文化，必然有其共性。我在這里想強調(diào)的卻是它的特性。我認為，中國文化的特性最明顯地表現(xiàn)在或者可以稱為深義的文化上，這就是它的倫理色彩，它所張揚的“三綱六紀”，以及解決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