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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節(jié) 第二章

從宏觀上看中國文化

羨林按:

此文原為國家教委主持的1989年五四科學討論會而作。當時限于時間,未能暢所欲言。最后一部分顯然給人以倉促鳴金收兵的印象。我對于文化問題涉獵不深。此文所談的看法,知音恐亦不多。但我自問立論是公允有據(jù)的,絕非一時心血來潮而發(fā)。對當今社會上泛濫的“月亮只有外國的圓”的思潮,即使不能是一聲斷喝,至少也能起振聾發(fā)聵的作用。既然我自己認為是正確的、有益的,我就希望多多益善地讓人能夠了解我的看法。適值中華書局征稿,我對文化問題思考的那一點本錢已經(jīng)用光,“江郎才盡”,再也寫不出比較好的文章來了,在再三考慮之余,決定以此文濫竽。但又不能原封不動端上去,于是就把舊文加以充實、擴大,增加了一些新東西,觀點則原封不動。以此祝賀中華書局成立八十周年。

最近幾年,在全國范圍內(nèi),掀起了一股“文化熱”的高潮。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shè)發(fā)展到了今天這個地步,在接受幾十年來的經(jīng)驗和教訓的基礎(chǔ)上,大家都認識到,文化建設(shè)的任務(wù)已經(jīng)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我想大家都會同意,人類歷史上任何社會,都不能?靠萍紒碇危镔|(zhì)文明與精神文明同步建設(shè),我們今天的社會也決不能是例外。

在眾多的討論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化問題的論文和專著中,有很多很精彩的具有獨創(chuàng)性的意見。我從中學習了不少的非常有用的東西,我在這里不詳細去敘述。我只有一個感覺,這就是,討論中國文化,往往就眼前論眼前,從幾千年的歷史上進行細致深刻的探討不夠,從全世界范圍內(nèi)進行最廣闊的宏觀探討更不夠。我個人覺得,探討中國文化問題,不能只局限于我們生活于其中的這幾十年、近百年,也不能局限于我們居住于其中的960萬平方公里。我們必須上下數(shù)千年,縱橫數(shù)萬里,目光遠大,胸襟開闊,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問題的全貌,而不至于陷入井蛙的地步,不能自拔?傊覀円獜臍v史上和地理上擴大我們的視野,才能探驪得珠。

我們眼前的情況怎樣呢?從19世紀末葉以來,我們就走了西化的道路。當然,西化的開始還可以更往前追溯,一直追溯到明末清初。但那時規(guī)模極小,也沒有向西方學習的意識,所以我不采取那個說法,只說從19世紀末葉開始。從中國社會發(fā)展的需要來看,從全世界文化交流的規(guī)律來看,這都是不可避免的。近幾百年以來,西方文化,也就是資本主義文化,壟斷了世界。資本主義統(tǒng)一世界市場的形成,把世界上一切國家都或先或后地吸收過去。這影響表現(xiàn)在各個方面。不但在政治、經(jīng)濟方面到處都打上了西方的印記,在文學方面也形成了“世界文學”,從文學創(chuàng)作的形式上統(tǒng)一了全世界。在科學、技術(shù)、哲學、藝術(shù)等等方面,莫不皆然。中國從前清末葉到現(xiàn)在,中間經(jīng)歷了許多驚濤駭浪,帝國統(tǒng)治、辛亥革命、洪憲竊國、軍閥混戰(zhàn)、國民黨統(tǒng)治、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西化的程度日趨深入。到了今天,我們的衣、食、住、行,從頭到腳,從里到外,試問哪一件沒有西化?我們中國固有的東西究竟還留下了多少?我看,除了我們的一部分思想感情以外,我們真可以說是“全盤西化”了。

我并不認為這是一件壞事。我認為,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無論如何,這是一件不可抗御的事。我一不發(fā)思古之幽情,二不想效法九斤老太;對中國自然經(jīng)濟的遭到破壞,對中國小手工業(yè)生產(chǎn)方式的消失,我并不如喪考妣,惶惶不可終日。我認為,有幾千年古老文明的中國,如果還想存在下去,就必須跟上世界潮流,決不能讓時代潮流甩在后面。這一點,我想是絕大多數(shù)的中國有識之士所共同承認的。

但是,事情還有它的另外一面,它也帶來了不良后果。這最突出地表現(xiàn)在一些人的心理上。在解放前,僑居上海的帝國主義者在公園里豎上木牌,上面寫著“華人與狗不許入內(nèi)”。這是外來的侵略者對我們中華民族的污辱。這是容易理解的。但是,解放以后,我們號稱已經(jīng)站起來了,然而崇洋媚外的心理并未消失。古已有之,于今為烈。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事。50年代曾批判過一陣這種思想,好像也并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到了“十年浩劫”,以“四人幫”為首的一幫人,批崇洋媚外,調(diào)門最高,態(tài)度最“積極”。在國外讀過書的知識分子,幾乎都被戴上了這頂帽子。然而,實際上真正崇洋媚外的正是“四人幫”及其爪牙,F(xiàn)在,“四人幫”垮臺已經(jīng)十多年了,社會上崇洋媚外的風氣,有增無減,有時簡直令人感到,此風已經(jīng)病入膏肓。賈桂似的人物到處可見。多么愛國的人士也無法否認這一點。有識之士惄然憂之。這種接近變態(tài)的媚外心理,我無論如何也難以理解。凡是外國的東西都好,凡是外國人都值得尊敬,這是一種反常的心理狀態(tài)。中國烹調(diào)享譽世界。有一些外國食品本來并不怎么樣,但是,一旦標明是舶來品,立即身價十倍,某些味覺頓經(jīng)改造的人,蜂擁而至,爭先恐后。連一些外國朋友都大惑不解,只有頻頻搖頭。

在這樣的情況下,要來談中國文化,真正是戛戛乎難矣哉。在嚴重地甚至病態(tài)地貶低自己文化的氛圍中,人們有意無意地抬高西方文化,認為自己一無是處,只有外來的和尚才會念經(jīng)。這樣怎么能夠客觀而公允地評價中國文化呢?我的意思并不是要說,要評價中國文化,就必須貶低西方文化。西方文化確有它的優(yōu)越之處。19世紀后半葉,中國人之所以努力學習西方,是震于西方的船堅炮利。在以后的將近100年中,我們逐漸發(fā)現(xiàn),西方不僅是船堅炮利,在精神文明和物質(zhì)文明方面,他們都有許多令人驚異的東西。想振興中華,必須學習西方,這是毫無疑問的。20世紀20年代,就有人提出了“全盤西化”的口號。今天還有不少人有這種提法或者類似的提法。我覺得,提這個口號的人動機是不完全一樣的。有的人出于憂國憂民的熱忱,其用心良苦,我自謂能充分理解。但也可能有人別有用心。這問題我在這里不詳細討論。我只想指出,人類歷史證明,全盤西化(或者任何什么化)理論上講不通,事實上辦不到。但這并不影響我們向西方學習。我們必須向西方學習,今天要學習,明天仍然要學習,這是決不能改變的。如果我們故步自封,回到老祖宗走過的道路上去,那將是非常危險的。

但是,我始終認為,評價中國文化,探討向西方文化學習這樣的大問題,正如我在上面已經(jīng)講過的那樣,必須把眼光放遠,必須把全人類的歷史發(fā)展放在眼中,更必須特別重視人類文化交流的歷史。只有這樣,才能做到公允和客觀。我是主張人類文化產(chǎn)生多元論的,人類文化絕不是哪一個國家或民族單獨創(chuàng)造出來的。法西斯分子有過這種論調(diào),他們是別有用心的。從人類幾千年的歷史來看,民族和國家,不論大小,都或多或少地對人類文化寶庫做出了自己的貢獻。這恐怕是一個歷史事實,是無法否認掉的。同樣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每一個民族或國家的貢獻又不完全一樣。有的民族或國家的文化對周圍的民族或國家產(chǎn)生了比較大的影響,積之既久,形成了一個文化圈或文化體系。根據(jù)我個人的看法,人類自從有歷史以來,總共形成了四個大文化圈:古希臘、羅馬一直到近代歐美的文化圈,從古希伯來起一直到伊斯蘭國家的閃族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中國文化圈。在這四個文化圈內(nèi)各有一個主導的、影響大的文化,同時各個民族或國家又是互相學習的。在各個文化圈之間也是一個互相學習的關(guān)系,這種相互學習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文化交流。我們可以毫不夸大地說,文化交流促進了人類文化的發(fā)展,推動了社會前進。

倘若我們從更大的宏觀上來探討,我們就能發(fā)現(xiàn),這四個文化圈又可以分為兩大文化體系:第一個文化圈構(gòu)成了西方大文化體系:第二、三、四個文化圈構(gòu)成了東方大文化體系!皷|方”在這里既是地理概念,又是政治概念,即所謂第三世界。這兩大文化體系之間的關(guān)系也是互相學習的關(guān)系。僅就目前來看,統(tǒng)治世界的是西方文化。但是從歷史上來看,二者的關(guān)系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人類歷史上曾出現(xiàn)過許多文化,歐洲史學家早有這個觀點,最著名的代表是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Arnold J. Toynbee,1889—1975年)。他在他的巨著《歷史研究》里(索麥維爾節(jié)錄,曹未風等譯,上、中、下三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次印刷),從世界歷史全局出發(fā),共發(fā)現(xiàn)了21個或23個文化(湯因比稱之為社會或者文明):西方社會、東正教社會(又可以分為拜占庭和俄羅斯兩個東正教)、伊朗社會、阿拉伯社會、印度社會、遠東社會(又可以分為中國和朝鮮、日本兩部分)、古希臘社會、敘利亞社會、古印度社會、古代中國社會、米諾斯社會、印度河流域社會、蘇末社會、赫梯社會、巴比倫社會、埃及社會、安第斯社會、墨西哥社會、尤卡坦社會、馬雅社會、黃河流域古代中國文明以前的商代社會(見原書上冊,第43頁)。

湯因比明確反對只有一個社會——西方社會這一種文明統(tǒng)一的理論。他認為這是“誤入歧途”,是一個“錯誤”。雖然世界各地的經(jīng)濟和政治的面貌都已經(jīng)西化了,其他的社會(文明)大體上仍然維持著本來的面目。文明的河流不止西方這一條(見原書上冊,第45~48頁)。

湯因比在本書的許多地方,另外在自己其他著作,比如《文明經(jīng)受著考驗》(沈輝等譯,1988年第1版,浙江人民出版社)中,提出了一個觀點:文明發(fā)展有四步驟:起源、生長、衰落、解體。在《文明經(jīng)受著考驗》第10~11頁,他提到了德國學者斯賓格勒的名著《西方的沒落》,對此書給了很高的評價,也提到了斯賓格勒思想方法的局限性。在《歷史研究》的結(jié)尾處,第429~430頁,他寫道:

當作者進行他的廣泛研究時發(fā)現(xiàn)他所搜集到的各種文明大多數(shù)顯然已經(jīng)是死亡了的時候,他不得不作出這樣的推論:死亡確是每個文明所面對著的一種可能性,作者本身所隸屬的文明也不例外。

他對每一個文明都不能萬歲的看法是再明確不過的了。

了解了我在上面談到的這些情況,現(xiàn)在再來看中國文化,我們的眼光就比以前開闊多了。在過去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nèi),中國文化對世界文化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影響,這是我們的驕傲,這也是一個歷史事實。湯因比對此也有所論述,他對中國過去的文化有很好的評價。但是,到了后來,我們?yōu)槭裁春鋈徊恍辛四?為什么現(xiàn)在竟會出現(xiàn)這樣崇洋媚外的思想呢?為什么西方某些人士也瞧不起我們呢?我覺得,在這里,我們自己和西方一些人士,都缺少歷史的眼光。我們自己應(yīng)該避免兩個極端:一不能躺在光榮的歷史上,成為今天的阿Q;二不能只看目前的情況,成為今天的賈桂。西方人應(yīng)該力避一個極端,認為中國什么都不行,自己什么都行,自己是天之驕子,從開天辟地以來就是如此,將來也會永遠如此。

那么,我們應(yīng)該怎么辦呢?我們東西雙方都要從歷史和地理兩個方面的宏觀上來看待中國文化,決不能囿于成見,鼠目寸光,只見片段,不見全體;只看現(xiàn)在,不看過去,也不看未來。中國文化,在西方人士眼中,并非只有一個看法,只有一種評價。漢唐盛世我不去講它了,只談16、17世紀以后的情況,也就能給我們許多啟發(fā)。這一段時間,在中國是從明末到清初,在歐洲約略相當于所謂“啟蒙時期”。在這期間,中國一方面開始向西方學習;另一方面,中國的文化也大量西傳。關(guān)于這個問題,中西雙方都有大量的記載,我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一一加以征引。方豪在他的《中西交通史》(華岡出版有限公司,1977年第6版,第5冊,《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下)中有比較詳細而扼要的介紹。我在下面利用他的資料介紹一下在這期間中國文化流向西方的情況。

中國經(jīng)籍之西傳

“四書”、“五經(jīng)”在中國歷史上有至高無上的權(quán)威。如果中國經(jīng)籍西傳,首當其沖的理所當然的就是這些書。明朝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利瑪竇將“四書”譯為拉丁文,寄還本國。天啟六年(1626年),比人金尼閣將“五經(jīng)”譯為拉丁文,在杭州刊印。到了清朝,殷鐸澤與郭納爵合譯《大學》為拉丁文,康熙元年(1662年)刻于建昌。殷氏又將《中庸》譯為拉丁文,于康熙六年(1667年)和康熙八年(1669年)分別刻于廣州及印度果阿!墩撜Z》之最早譯本亦出殷、郭二人之手,亦為拉丁文。康熙二十年(1681年),傳教士柏應(yīng)理返回歐洲?滴醵辏1687年)在巴黎發(fā)刊其著作《中國之哲學家孔子》。中文標題雖為《西文四書解》,但未譯《孟子》,名實實不相符。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奧國教士白乃心用意大利文寫的《中國雜記》出版。康熙五十年(1711年),布拉格大學圖書館出版衛(wèi)方濟用拉丁文翻譯的“四書”及《孝經(jīng)》、《幼學》,1783年至1786年譯為法文。衛(wèi)氏又以拉丁文著《中國哲學》,與上書同時同地刊出。白晉著有拉丁文《易經(jīng)大意》,未刊?滴跛氖辏1701年),白晉自北京致書德國大哲學家萊布尼茲,討論中國哲學及禮俗,F(xiàn)在梵蒂岡圖書館中尚藏有西士研究《易經(jīng)》之華文稿本14種,宋君榮曾譯《書經(jīng)》,劉應(yīng)譯《禮記》的一部分?滴跄┠,馬約瑟節(jié)譯《書經(jīng)》、《詩經(jīng)》?滴跛氖辏1707年),馬約瑟自建昌府致函歐洲,討論儒教。雷孝思參加繪制《皇朝一統(tǒng)輿地全圖》,對中國古籍亦有研究。傅圣澤有《道德經(jīng)評注》,為拉丁文及法文合譯稿本。他又用法文譯《詩經(jīng)》。赫蒼璧于康熙四十年(1701年)來華,亦曾從事翻譯《詩經(jīng)》。

到了雍正乾隆年間,中籍西譯繼續(xù)進行。宋君榮所譯之《書經(jīng)》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刊于巴黎。他還研究中國經(jīng)籍之訓詁問題。孫璋為后期來華耶穌會神父中最精通漢學者,他所譯拉丁文《詩經(jīng)》附有注解。他又譯有《禮記》,稿成未刊。蔣友仁制作圓明園中的噴水池,為人所艷稱。他又深通漢籍,用拉丁文譯有《書經(jīng)》、《孟子》等書。乾隆時有一個叫錢德明的人,精通滿漢文,譯有《盛京賦》,并研究我國古樂及石鼓文等,他是西人中最早研究我國苗族及兵學者。乾隆四十年(1775年)在北京著《華民古遠考》,列舉《易經(jīng)》、《詩經(jīng)》、《書經(jīng)》、《春秋》及《史記》為證。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又在北京刊印《孔子傳》,為錢氏著作中之最佳者。此外,他還有《孔門弟子傳略》,以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或次年刊于北京。韓國英譯有《大學》及《中庸》,又著有《記中國人之孝道》。韓氏可能是19世紀前西人研究我國經(jīng)籍的最后一人。他的本行是生物學。

從明末到乾隆年間,中國經(jīng)籍之西傳,情況大體如上。既然傳了過去,必然產(chǎn)生影響。有的影響竟與熱心翻譯中國經(jīng)書之耶穌會神父的初衷截然相違。我在下面介紹方豪一段話:

介紹中國思想至歐洲者,原為耶穌會士,本在說明彼等發(fā)現(xiàn)一最易接受“福音”之園地,以鼓勵教士前來中國,并為勸導教徒多為中國教會捐款。不意儒家經(jīng)書中原理,竟為歐洲哲家取為反對教會之資料。而若輩所介紹之中國康熙年間之安定局面,使同時期歐洲動蕩之政局,相形之下,大見遜色;歐洲人竟以為中國人乃一純粹有德性之民族,中國成為若輩理想國家,孔子成為歐洲思想界之偶像。

中國俗話說“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頗與此相類了。

受中國經(jīng)籍影響的,以法、德兩國的哲學家為主,英國稍遜。舉其犖犖大者,則有法國大哲學家笛卡爾等。法國百科全書派也深受中國思想之影響。在德國方面,啟蒙時期的大哲學家斯賓諾莎、萊布尼茲等,都直接受到了笛卡爾的影響,間接受到中國影響?档抡J為,斯賓諾莎的泛神論完全受的是老子的影響。萊布尼茨21歲就受到中國影響。后與閔明我、白晉訂交,直接接受中國思想。1697年,萊氏的拉丁文著作《中國近事》出版。他在書中說:“在實踐哲學方面,歐洲人實不如中國人!庇腥苏J為,康德的哲學也受了中國哲學的影響,特別是宋儒理學。

中國經(jīng)籍西傳,不但影響了歐洲哲學,而且也影響了歐洲政治。在德國,萊布尼茲與華爾佛利用中國哲學推動了德國的精神革命。在法國,思想家們則認為中國哲學為無神論、唯物論與自然主義。這三者實為法國大革命之哲學基礎(chǔ)。百科全書派全力推動革命的發(fā)展。法國大革命實質(zhì)上是反宗教之哲學革命。法國的啟蒙運動,也是以反宗教為開端。形成這種反宗教的氣氛者,歸根結(jié)底是中國思想傳播的結(jié)果。法國大革命前夕,中國趣味在法國以及整個歐洲廣泛流行,宮廷與貴族社會為中國趣味所壟斷。而宮廷與貴族又是左右法國政治的集團。則中國趣味對法國政治之影響,概可想見了。

百科全書派把反宗教和鼓吹革命的思想注入所撰寫的百科全書中。他們與中國文化有深刻的接觸。但因認識中國之渠道不同,對中國的意見也有分歧。孟德斯鳩與盧梭談的多是歐洲旅客的游記等,對中國遂多有鄙薄之論。荷爾巴旭、伏爾泰、波勿爾、魁斯奈等等,所讀多是耶穌會士之報告或書札,對中國文化多有欽慕之意。孟德斯鳩著《法意》第一卷第一章,給法律下定義,提出“萬物自然之理”,主張“有理斯有法”,完全是宋儒思想。伏爾泰七歲即在耶穌會士主辦的學校中受教育,對中國文化無條件地贊賞,在自己的小禮拜堂中,供孔子畫像,朝夕禮拜。他認為,孔子所說:“僅為極純粹之道德,不談奇跡,不涉玄虛!彼f:“人類智慧不能獲得較中國政治更優(yōu)良之政治組織。”又說:“中國為世界最公正最仁愛之民族!彼根據(jù)《趙氏孤兒》寫了一部《中國孤兒》。狄德羅對中國有批評意見,但認為中國文化在各民族之上。盧梭承認中國為文明最高古國,但他認為文明并非幸福之表記,中國雖文明,而不免為異族所侵凌,他是“文明否定論者”。中國思想除了影響了上述的哲學家之外,還影響了所謂政治經(jīng)濟學上的“重農(nóng)學派”。這一學派以自然法代替上帝的功能。他們倡導“中國化”,不遺余力,甚至影響了國王路易十五。英國經(jīng)濟學家亞當·斯密受了法國思想家的影響,在《原富》一書中應(yīng)用中國材料頗多。

在德國,中國影響同樣顯著。大文豪歌德是一個突出的代表。哲學家也深受中國思想影響。萊布尼茲、斯賓諾莎,上面已經(jīng)談到。其他哲學家,康德、菲希特、謝林、黑格爾等,都受了萊布尼茲的影響,也可以說,間接受了中國影響。叔本華哲學中除了有印度成分外,也受了朱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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