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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伯恩學校（Sherborne School），英國一所獨立的男子寄宿中學。該學校成立于1550年。450年來，謝伯恩學校為社會培養(yǎng)了眾多優(yōu)秀的男性人才。

諾埃爾·史密斯（Nowell Charles Smith，1871—1955），英國文學家、文學評論家、教育家、謝伯恩學校校長。曾任劍橋大學莫德林學院董事、牛津大學新學院董事兼學監(jiān)、溫切斯特公學執(zhí)行校長。代表作：《華茲華斯文學批判》《文學評論》《西德尼·斯密斯書信選》等。

對于教育問題，每一個人，或者說至少每一位家長都認為自己是有權發(fā)表意見，說出自己的看法的。但是教育論文或教育專家精心思考出來的觀點的人氣卻非常有限。實際上，教育專家的高談闊論除了在自己的圈子里有市場以外，圈外的人對他們并沒有多么大的興趣。即使是一般的教師，也只是偶爾意識到自己置身于這個圈子，通常情況下也不會在意在更廣泛的方面進行教育。毫無疑問，這主要是因為教師在日常的教學活動中“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他無法從旁觀者的角度將教育視為一個整體。但是，門外漢的漠不關心卻主要歸結于一個事實，就是教育理論，如同其他一些專門學科一樣，教育也不可避免地要有自己一套的行話，這可以說是一種不可或缺的簡單的表達方式。專家們用起來很方便，但是對非專業(yè)人員來說，這些專業(yè)術語就顯得太抽象了。

教育理論家們的實際想法常常會在教師所使用的專門術語中反映出來，但是理論家們在其抽象的推理過程當中往往看不到學生的個體多樣性，而實際上這又是很必要的。適合甲的未必適合乙，適合甲乙的未必適合丙—我們很容易忽略這一點�？梢钥隙ǖ氖�，在討論教育問題的時候，我們必須要正視一點：我們教育的對象是一個個實際的個體。不然的話，那些“年齡在15歲的一般學生”非常有可能成為我們想象中的怪物，而我們打算提供給他們的“知識糧食”可能并不適合“這個世界里的男孩或女孩的口味”，他們無法消化我們建議開設的課程中的內容。

思索“文學在教育中的地位”這一問題，我很想結合我接觸過的一些學生的實際情況來闡述我的想法。我曾經讀過小學和中學，讀過大學，當過學院導師，當過學校校長，因此我對教育非常熟悉，我了解我自己、了解我的學生，了解各種類型公立學校的學生—我說的是各種類型的公立學校里的學生。因為盡管從普通角度來說，公立學校的某些表面特征是很容易就能識別出來的，但要是說所有的公立學校的學生在性格和視野方面都十分相像，這種比較流行的看法，其實是一種錯覺。

我再一次聲明，當我說到文學的時候，我說的就只是文學，而不是用于任何非科學領域的簡明術語。當今這個社會，各種研究都混雜到了一起，要么貼著文學的標簽，要么貼著人文主義的標簽，于是就有許多人自然地將科學和這些研究形成了一種對立；在我看來，從事物的本質上講，這種說法沒有任何根據，也破壞了沒有任何偏見的教育觀點。也許有人認為，文學從字面意義上講只不過是一個名稱罷了，任何借助可以理解的語言表達出來的東西都可以被稱為文學—語言的使用不允許和科學的意思進行比較，但這樣的語言從教育的利益方面來看，也不可能導致任何想法的形成。不過我所要說的“文學”，是大家普遍可以接受的那個沒有任何其他特殊含義的詞語；而且，盡管我承認自己無法給出一個精確的、詳盡的定義，但我仍然愿意冒昧地以任何語言形式、從美學價值的角度將文學描述為—思想和情感的表達方式。這樣，文學的題材就只限于經驗；正如埃米爾·法蓋[1]在什么地方曾經說過的，所謂文學，就是“從成千上萬的現(xiàn)實事件中選取最有意義的，然后進行整理，給人留下強烈的印象”， 埃米爾·法蓋并沒有聲稱自己發(fā)現(xiàn)了什么。至于文學的音調，它的范圍可以從以賽亞[2]到威徹利[3]，從修昔底德[4]到托爾斯泰；它的形式可以從品達[5]的抒情詩到民歌，從拉辛[6]的詩劇到魯德亞德·吉卜林[7]的詩，從吉本[8]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到希羅多德[9]的《希臘波斯戰(zhàn)爭》，或者到傅華薩[10]的《聞見錄》。沒有哪兩個人能夠同意一條統(tǒng)一的美學價值界線—以此來確定某一給定的思想情感表達的篇章是否屬于文學范疇；但事實上，當我們?yōu)閷W生選擇能夠培養(yǎng)他們文學品位的書籍的時候，這一點就變得不那么重要了。為了討論文學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問題，我們就必須足夠清楚地了解文學這個詞的一般含義，這一點我在前面已經描述過了。

因為總體上這并不是一本論述教育的冊子，所以簡潔起見，我必須冒點風險，大膽地、武斷地做出一個判斷，即文學學習作為教育的一部分，它的目標應該是以下三點：1.培養(yǎng)適合文明生活的個性；2.永久提供純潔的、不可剝奪的樂趣的源泉；3.讓學生在接受教育過程中獲得即時的樂趣。這三個目標既可以單獨拿出來，同時又不會相互排斥。事實上，我們也不能將這些目標生硬地割裂開。但是，不同目標之間的明顯差異還是需要我們去分別對待的。

1．幾乎沒有人會否認，文學知識和文學欣賞是完整的教育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文明社會的正式成員一定會贊成這句熟悉的名言：“Homo sum；nibil humanum a me alienum puto（我是人，人性所在，我無例外）”。自柏拉圖以來，總有這樣一些思想家，他們出于道德或者政治的考慮，疑惑地估量著文學的力量，但是他們的憂慮卻恰恰證明了文學的力量。由此說來，無論過去還是現(xiàn)在，文學都是人類生活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如果不能真正地認識到這一點，那么生活肯定就不會充實。一個人即使沒有任何文學知識和修養(yǎng)，也可能是一個非常偉大的人或者一個非常好的人，無論是和平時期還是戰(zhàn)爭時期，他都有可能為自己的國家和世界做出不朽的貢獻。但隨著世界的不斷向前發(fā)展，沒有受過教育的文盲想要成為天才人物的機遇將會越來越少。文學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文明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以至于凡是清醒的頭腦都幾乎不可能不留意文學。而且不管怎么樣，我們用不著去考慮那種特殊的天才，因為教育是培養(yǎng)不出天才來的—當然也毀滅不了天才，教育在這方面的作用非常小。嚴肅地說，幾乎不可能有人會否認，為了充分而又有智慧地參與文明社會的日常生活—比如戀愛、交朋友、家庭生活、社會生活、學習以及市民的各種行為—具備某種文學修養(yǎng)是絕對必要的。不僅如此，受制于個人素質和社會要求之間的平衡，文學和文化視野越寬廣、越有深度，作為社會成員，他就越有價值。如果說各種形式的社會功能—無論是商務還是休閑，都存在著一種潤滑劑的話，那這種潤滑劑就是同情心，而且我們似乎可以這樣說，足夠量的同情心能夠潤滑文明生活中各種復雜的機制，但是只有依靠廣泛的知識，也就是在這個世界上被認為最好的、大量的知識，才能讓人擁有同情心。人們的相互交往以及將上帝理解為我們的天父這一共同認識，更是同情心的強大來源；文學能夠為此提供難以統(tǒng)計的渠道，如果缺少這些渠道，也許某個個體的同情心會十分強烈和真實生動，但是終究只能被狹隘地限制在一定的范圍內。真實的情況是，僅僅通過書本來了解人類是不可能完全的；不過，自從人類找到了如何讓自己的話語以書面的形式長久地保存下來的方法，人們就越來越真切地意識到，文學是拓展和加深這些知識的主要手段。

文學學習這個目標，也許可以用古羅馬詩人奧維德那優(yōu)雅而又親切的詩句加以概括，這很適應文明生活的個性的形成。奧維德曾經寫道，他幾乎想到了文學所有的一切。然而，在眾多偉大的作家中，他們所缺乏的只是個人素質和社會要求應有的平衡（這一點我剛剛在前面講過），而在眾多的教育者和教育制度中，他們卻忽視了這種平衡，因此，將文學作為教育科目在當事人膚淺的思想中是得不到信任的，而且經常受到輕視。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好市民或好人—以最好的措辭—決不能成為文學傾向的奴隸，損害其作為父親、丈夫、朋友、實干家、實業(yè)家的作用。文字的世界，假如過于專一地生活在其中，那就會變成一個不真實的世界；如果沒有文學，現(xiàn)實世界也幾乎就沒有什么意義。文學的思想，就像卡萊爾所說的那樣，“豐富了這個世界的血液”。如今，特別容易激動的詩人已經非常普遍地出現(xiàn)在了善良的普通人面前，雖然他們的生活藝術還有這樣或那樣的缺陷。假如他們強烈的愿望一直高于他們那個歲月的標準，那么他們的社會實踐在個人素質方面，例如廉潔、忠誠和關心他人等，從本質上說就會一直低于他們愿望的標準。此外，他們的人生觀，盡管曾經是那么的強烈，那么的鼓舞人心，卻常常帶有某種偏見。即使這樣，我們也無法因此斷定：由于詩人或者哲學家不可能在各個方面“都有造詣”，因此他們的作品就不能對一個人品質的逐步形成有益。假如相信這樣的判斷，我們就必須以同樣的推理放棄那些厭惡人類的發(fā)明家的發(fā)現(xiàn)和犯有重婚罪的化學家的理論。我們求助于柏拉圖和卡圖盧斯[11]、莎士比亞和雪萊，尋找他們不得不給予的東西：假如我們帶著自己的“寵物”的概念，認為我們想象的就應該如此，我們自然就會感到厭煩，就像赫伯特·斯賓塞[12]厭惡荷馬，托爾斯泰不喜歡莎士比亞一樣。確實，托爾斯泰真的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例子。他是一位文學巨匠，他的代表作已經成為經典；無論是從批評的角度還是從贊揚的角度來看，所有的各種不同的判斷都影響不了托爾斯泰在文學界的地位。

也許，除了數量如此眾多的作家之外，缺乏素質且要求應有的平衡的人的名單上，還可以增加一些藝術家的名字，其結果當然會使文學在教育中受到貶低和不信任。這種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并非沒有道理，從整體上看，表現(xiàn)出了如今英國人的態(tài)度和特征。對于表現(xiàn)這一態(tài)度更有說服力的、更真實的理由則是，許多教育家和教育制度也忽視了素質與要求之間的平衡。偉大的教育家們很少是那種胸襟狹窄、思想偏執(zhí)的人；但是他們所創(chuàng)立的教育理念卻總也擺脫不了傳統(tǒng)思想的軌跡。

以鼓舞人心的事物作為開始的新東西，往往會被硬化成一種公式。文藝復興時期的理想到了18世紀和19世紀，遭受到了非�？鋸埖闹S刺�，F(xiàn)代生活的演變，包括城市、印刷機、火藥、蒸汽機等，毀壞的已經不僅僅是富人們的需求，即使那些準備用騎士藝術、狩獵藝術、耕種藝術，甚至音樂和設計來培養(yǎng)人才的生活富裕的人們也不例外。這樣一來，男孩子們的身體活動只能退居到游戲和消遣上。隨著書本越來越多地侵占學生們的時間，學校的老師也越來越不可抗拒地按部就班地照本宣科，習慣于采用正式的、符合文法的教學方法。教育的主要內容其實就是文學，而且是非常高尚的文學，以希臘文學和羅馬文學為代表，但是關于學習文學的興趣或人文興趣，卻很少有人關注。除了少數人能夠越過文學周邊的籬笆以及矯揉造作的技巧之外，大多數人都被蒙蔽，他們無法看到文學的真正意義和精神。

我不知道“死語言”這種表述是什么時候被發(fā)明出來的；但可以肯定的是，長期以來，拉丁語和希臘語一直被大多數教師視為死的語言。作為“現(xiàn)代學科”，歷史、地理、現(xiàn)代語言和文學，逐漸地闖入課程表，而且他們各自也在盡可能地承受著相同的“木乃伊化”。許多教師至今仍然信守這樣一種理論，即一門課程的價值或一種授課方法的價值取決于它所涉及的做苦工的量，或是由其引發(fā)的排斥程度。這種理論由于混淆了紀律和懲罰的概念，它本身就已經帶有了我們所說的基督教的法理學那種強烈的語氣。不管怎么講，允許自由精神、創(chuàng)新精神、好奇心、趣味的風氣吹進課堂，這的確讓太多的學校校長們變得顧慮重重、小心謹慎。